[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旨归] 中国古代文论
时间：2019-02-12 05:29: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古代文论 现当代文论 现实价值 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典型的东方文化范式独具魅力,但在当今文论发展讨论中屡屡陷入失语地位。本文梳理古代文论、现当代文论发展线索,提出对待古代文论的正确态度,坦然承认纯粹认知本身的价值,实现价值回归。
一、 古代文论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是指“五四”以前的两千余年的文论,它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无论其针对的问题、论证的方法、思考的方式还是使用的语言等都带有所在时代的烙印。
古代文论作品,按时代排序如《尚书》《诗经》《论语》《墨子》《荀子》《毛诗序》《论衡》《楚辞章句序》《文赋》《文心雕龙》《典论・论文》《诗品》《戏为六绝句》《诗式》《六一诗话》《论词》《沧浪诗话》《论诗三十首》《词源》《姜斋诗话》《文史通义》《艺概》……就体系而言,宏大、完整者甚少,多体现在选本、摘句、诗话、评点中,使用随笔体、语录体或律诗绝句形式,议论自由、形式灵活,注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很多凭审美直觉,不做详细的分析,也无缜密的思考过程,或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或跳跃式给出结论,即便被后世称为“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其核心论题仍具有相当的多义性。
“中国古代文论,很少作抽象的纯理论的说明。批评家总是将理论批评贯彻于实际批评之中的。指导创作实践,总结创作经验,纠正不良文风,是古代文论著作所担负的主要任务。”①很多写作者本身也是创作者,专业文论研究者少之又少。
1.强调文学理论只是整个文学活动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纯思辨的理论活动,不能在文学活动实践之外找到立足点,其理论理性是从属于实践理性的。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文学世界不是采取静观、沉思冥想的态度。无论从思维运演还是从语言表达的层面看,古代文论话语基本上就是鉴赏式的意会和体味,体现了古人把握艺术世界的独特方式,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东方文化典型范式。
2.古代文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的多功能性,导致具有极为深广的内容涵盖面和极为宽泛的阐释界域,因此衍生性极强,一个元范畴或核心范畴往往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范畴,子范畴再导引出下一级范畴,范畴衍生概念,概念派生命题,如此“生生不已”;范畴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在理论视域方面体现出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的思理脉络。
3.就语言运用来说,大量使用着两类言语:一类是高度概括的形容词语,诸如“飘逸豪放”、“沉郁顿挫”、“峻切”、“清捷”等。这类词语的优点是简洁、不失华美特征,但多是文人提炼而成的比较生僻的词语。一类是形象化的比喻,诸如“羚羊挂角”、“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等等。它们本来都是禅宗话语,被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借用来喻解诗道。摘取一段非常著名的原文:“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显而易见,此段“文眼”是在诸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等非比喻性语句。
古代文论家以古代汉语思维、以文言文写作,写作中又追求诗化语言的简约与传神、韵味与格调,于是,无论是从“语言是思维的材料”的传统观点考虑还是从“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的现代西方观点理解,语言都造就了古文论家特殊的思维风格和言说风格,而由于这种风格的长期渗透和漫长积淀,古代文论终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二、现当代文论体系建构基础
文论一直在发展,现当代文论从时间上讲也可以以历史划分时间为线,但呈现科学研究态势,应该从高等学校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算起。从近一百年发展脉络勾勒,可看出一个引进“西方文论”的清晰的脉络。现借用古风《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以关键词连缀时间线以勾勒各阶段的特点。
1920年至1946年为第一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四十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到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其间十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里面出现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年,傅东华译)。
1947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十八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可看出三方面构建脉络:一是文学本质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强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等;二是文学创作论,以“创作方法”为核心,强调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典型化等;三是文学本体论,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为核心,包括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个时期文论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多受前苏联文论影响。
1980年至2004年为第三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四十多种。其中80年代前半期如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1981);80年代中后期如钱中文等《文学原理》(三卷本,1989)和90年代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2)、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1999)和顾祖钊著《文学原理新释》(2000)等来看,出现了许多新词,其理论依凭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来源于西方表现主义文论的有“表现”、“再现”,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有“陌生化”,来源于新批评文论的有“细读”、“构架”、“张力”,来源于符号学文论的有“符号”、“能指”、“所指”,来源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言语”、“历时”、“共时”,来源于接受理论的有“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文论的有“无意识”、“情结”、“原始意象”,来源于原型批评文论的有“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原型”,来源于阐释学文论的有“话语”、“对话”、“视野融合”,来源于对立实用批评文论的有“误读”,来源于女权主义文论的有“反思”、“缺席”,来源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活动”、“生产”、“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还有“主体”、“本体”、“本文”、“文本”、“语境”、“意象”、“在场”和“不在场”等话语各家都在用,一时还难以考辨出它们的本源。②
从这一发展线索可看出,现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并没有一脉相承,而是走了一条西化的路子。当今关于文论发展的讨论,很多学者忧心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实际上值得反思的不止于此。这些年对引进的国外理论的消化、整合其实也很不成功,从若干文论教材即可看出端倪,颇有大杂烩嫌疑。
外来的文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本土转化,主要取决于双方文艺思想的契合程度、认同程度,西方文论产生的土地是西方文化背景,它对中国文化有独特的参照和启迪作用,但它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药,它并不都适合于异质文化的中国。
当前文论研究陷于一种尴尬局面,承担建设、传承、传播任务的大致三类人:研究者(包括研究员和大学教授文学概论的老师)、大学生(主要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作家(包括网络时代的写手)。其中作家写手们很少依凭那些抽象、晦涩的文学理论来指导自身创作实践;学生认为文学概论是学科里最难学的,很多一知半解毫无兴趣,有点兴趣的学生觉得啃起教材来无法获得体系感,大多教材有对所谓西方最前沿理论的生搬硬套;真正的研究人员是靠这块安身立命之人,也许我们不能否定其研究的深度,但其应用价值有多大也实在值得怀疑。
因此,文论研究必须潜下心来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这样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才能做到纵横古今、自如中外。
三、古代文论的现实旨归
中国古代文论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 它研究的文本作品有着中国传统的特色,与大量在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影响下出现的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有着巨大的差异。
基于前面的讨论,实际上当今文论不只是古代文论面临现代转换的文论,以西方文论为主要依凭的中国现当代文论同样面临一个现代化、中国化的适应问题。所以,要激活中国文论的研究、运用,给它注入新的动力,只能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为本,有效地吸收西方文论精华,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思想,将其融入中华文化精神,成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内容。夸大了西方文论的普遍适用性,却丧失了对传统文学理论的关注,将其简单地移植来替换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和实践,必然使我们失掉中国文论赖以生存的传统。③
“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还处在较浅的层次、较低的水平。在古典文论研究的现阶段,似乎还是应该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多做些局部的工作。”④
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在古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因为其范畴的使用以及由范畴为核心所构成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与批评对象(诗词歌赋)是吻合一致的。当我们对古代文论鉴赏式的话语也采用一种鉴赏式、把玩式的态度时,我们不但能与它迅速接通,而且还能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愉悦和享受。有人说当我们以一种理性分析的姿态与它交触时会深感其缺少一种分析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其要求不当产生的结果。
饶子早在《中西灵感说与文化差异》一文里就指出:中西文论范畴绝非孤立的文论现象而首先是
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传统中西文化的相对封闭自足,各自的文论生产与运作几乎完全不相干,因此,在不同文化系统中把握不同文论范畴的文化规定性尤其重要。只有经过深入的文化比较我们才能发现中西文论范围各自的有效空间与差异。也只有在中西文论范畴各自归属的文化境域中,才能恰当地把握其活生生的语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绪论》就专论“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所谓单位,就是“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他又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有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界限”⑤。某一时代的某种观点是如何提出来,又是怎样经历了批评实践,如何回到指导创作的某些理论的总结;或者某一时代是如何从评论作品的批评实践出发,总结出指导创作的理论,又如何回到指导创作、批评作品的实践中来。这是文学批评在某一时代自起始至结束的过程,它自身走完了一个圆圈又将踏上新的历程,我们把这一个个自足的过程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
传统文论付诸文字、写在文本里的那些有形的理论,是针对其所处时代提出的,是有特定的实践针对性的,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认识条件的局限,具有相对的性质。至于传统文论的精神,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导的内容,包括其所运用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开放性以紧密联系现实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论的精神境界,虽然未直接体现在字面,是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实现传统文论“当代化”,除了对中国社会和当前中国文学现实的本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与判断外,还要发挥古代文论中特有的开放性与现实性精神,以创新的态度延续与增殖古代文论的内涵,对于后者来说,就是认真解读与仔细领会古代文论,企望能够从它与当时实践的特定联系中去领会它所蕴涵的普遍性内涵。
蒋寅先生的《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提供了他对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些看法。主张研究目的的非功利性,“坦然承认纯粹认知本身的价值”。认为:古代文论是一份历史文化遗产,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我们将它首先视为纯粹的认知对象,而不以其发掘功用为最终目的,用一种求真求美的态度,以发自内心的兴趣和喜好来研究古代文学,来研究古人是如何看待文学、提出什么样的理论问题的。或许,这样才更容易达到真实的彼岸。即强调“古为今用”的同时,尊重一种超实用、超功利的研究态度,追求一种“无用之用”的学问态度。
笔者深以为是。古代文论对于一般学习者而言,要把握其基本含义,就要追溯词源,熟读原作,翻阅、查证大量文献,反复推敲、琢磨。研究者如果做好了这些基础的文词翻译工作,那么对于学习者的指导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作者简介:赖敏,硕士,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文化艺术学院副教授,教学、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写作)。
① 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M].辽海出版社,2000:159-160.
② 古风.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J].《文学评论》,2001(5).
③④ 周彦.回归古典潜心文本――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思考[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6).
⑤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