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女作家小说创作婚恋主题的多重奏] 女作家苏青的婚恋
时间：2019-02-12 05:31: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五四”女性文学 小说创作 婚恋主题 多重奏 摘 要:“五四”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女性情怀,借助小说表现了女性追求自由恋爱及婚姻幸福的自觉意识。她们笔下的女性,或为追求爱情勇往直前;或向往爱情但又心存忧惧和焦虑;或走进丈夫家门后感到失望;或以新的角色融入家庭生活,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女作家以反映婚恋主题为切入点,为探索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一曲独具特色的多重奏,为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和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接受了“五四”新潮冲击与影响的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仅通过走出家庭,像男人一样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独立参与社会活动,来赢得自尊、自强、自立的人格,而且勇敢地登上原属于男子专有领地的文学殿堂,用笔来抒写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她们在创作主题上,主要集中在爱情、婚姻、家庭以及人伦关系等方面。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丁玲等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站在女性性别立场上,从女性叙事的角度赋予女性以全新的性爱观念、爱情地位和价值标准,以不同的艺术风格抒写了女性特别是青年知识女性在追求爱情、婚姻幸福的过程中不同的经历、感受和认识,表现出作者不同的婚恋观和人生态度。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对待恋爱上,或将爱情视为神圣的东西大胆追求,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或追求爱情而不得,便怀疑爱情、对爱情心存忧惧。她们在对待婚姻家庭上,有些人走进婚姻后感到失落和痛苦;有些人进入家庭后,埋没于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麻木;也有些人结婚后从勤勉持家、相夫教子中获得价值感和幸福感。“五四”女作家们所发出的这些不同的声音,或高亢激越,或委婉低回,或沉郁凝重,汇成了一支生动的重奏曲,它与男性作家们有力的弹奏一起推动着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和新文学的快速发展。
一、为追求爱情勇往直前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大都是在“五四”新思想的感召下,走出父权阴影,高举“个性主义”的旗帜,将自由恋爱提升到实现人的价值的高度,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全身心投入到追求爱情的伟大事业中。如冯沅君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中的女主人公,在思想意识上,坚信爱情的崇高伟大,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对恋人无限信任,愿与心爱的人携手冲破一切阻力去实现爱的诺言。她们认为,天下最光荣的事,无“过于殉爱的使命”。她们宣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①,“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个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万一各方面的压力过大了,我们不能抵抗时,我们就向无垠的海洋沉下去,在此时我们还是彼此拥抱着。”②在行动上,她们自觉地与心爱的人结成精神同盟,摆脱各种束缚,大胆相爱,一起旅行,甚至同床共枕;当爱情得不到实现时,毫不犹豫地服毒自杀。这充分表现了“五四”时期觉醒的女性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反抗,也突现了女性在爱情中自觉寻找人的价值的现代女性意识。
“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包含着妇女解放的成分,它不仅吸引着众多智者加入研究的行列,更吸引着大批女性迈出实践的脚步。觉醒的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像子君一样明确地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背叛传统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自觉地以恋爱为武器,公开向封建势力宣战,去争取作为人的自由。有评论家说“叛逆的爱情是‘五四’时代留给女性进入历史的一种主要途径”③,所以,觉醒的“五四”女作家及其女主人公才不惜一切地追求、依赖这一爱情,表现出无畏的勇气和精神。冯沅君等“五四”女作家虽然大胆地描写、歌咏反常规的爱情,但也明显包含着某些显而易见的规避和省略。她们对爱情的描绘大多止于男女心灵上、精神上的慰藉,即使表现男女性爱最大胆的部分也仅限于拥抱、接吻,并有意彰显爱情的崇高和圣洁。这一方面表明了女作家作为人的意识觉醒后,认识到自由恋爱的重大意义,具有了反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的婚恋观,而不自觉地回避了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必然包括的性本能。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封建思想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影响。“五四”女作家和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无法明证真正爱情与封建卫道者所谓的“淫乱”之间的根本区别,便只有用排除性关系的所谓纯洁、神圣的爱来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这种爱的高尚性,以此获得一种自我道德的完善感和满足感,而结果导致她们陷入反传统的同时又用传统标准来保护自己的怪圈,暴露出其思想的局限。
二、对爱情婚姻的怀疑和忧惧
与确认爱情的神圣性并勇敢追求不同,“五四”女作家还表现了一些女性为追求个性解放,勇敢地走出了父亲的家门,但她们或者追求爱情而不得,便怀疑爱情,甚至怀疑人生;或者面对爱情婚姻,表现出不安和犹豫,“本能地抗拒着面前那扇门的诱惑,尽可能地延宕、放大着那个历史的瞬间,那个女儿的瞬间、娜拉的瞬间”④;或者害怕受到男性伤害,便营造同性恋的壁垒来拒斥男性。如丁玲小说《梦珂》中的女主人公梦珂,怀着人生畅想,离乡到城市读书、谋生,感于表哥的温文儒雅而萌生爱情,但终于发现自己及自己纯洁的感情不过是纨绔子弟们情场角逐游戏中的一个筹码,便不再相信爱情,随之整个人生也“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渴望爱情,但因追求在更高的人格境界上实现两性间的和谐,毅然拒绝了懦弱委琐的苇弟的爱,也抵御了外表有着“好风仪”而灵魂“何等卑丑”的凌吉士的诱惑,无奈地走上一条“悄悄地活着”和“悄悄地死去”的人生道路。庐隐《象牙戒指》中的女主人公沁珠,与曹子卿真诚相爱,她虽收下了对方的爱情信物――象牙戒指,却只肯与之保持“冰雪友谊”。沁珠不是不需要爱情,而是想爱而不敢爱,准确地说是不敢去面对真实的爱,在子卿因病去世后,她柔肠寸断,痛悔不已,终于抑郁而死。在庐隐的另一部短篇小说《丽石的日记》中,丽石与沅青心心相印,同性间的友谊和高于友谊的精神爱恋支撑着她们的生活天地,也排斥着异性的介入。随着沅青的结婚,她们之间近似同性恋的友谊破裂。后来,丽石忧郁而死。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其中的影曼与云罗是两位中学生,她们形影不离,俨然是对夫妻,她们为是同性抱憾不已。云罗在母亲的逼迫下,给人做了填房。影曼得知这一消息,痛苦得几乎昏死过去。
“五四”女作家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听从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走出了父亲的家门,她们内心都向往爱情,但在自己恋爱受挫或看到朋友婚恋不幸后,心中便留下阴影,或者她们面对爱情时,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敞开着的那扇门里(婚姻)所要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内心不免有成为新的玩偶的忧虑,于是就犹豫彷徨,焦虑烦恼,使追求爱情的脚步变得停滞或蹒跚,有的拒绝婚姻,有的以畸形(如同性相恋)的方式求得安慰。这是她们不自觉的选择,因为一方面她们从过去的生活经验中看到了太多的婚姻悲剧,担心经过自己奋力挣扎拼搏的结果仍跳不出母辈、祖母辈的“女奴”命运;另一方面,她们从现实中找不到由爱情而婚姻幸福的实在佐证,无法把握未来的婚姻生活方向。她们对爱情婚姻的怀疑和忧惧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折射出刚刚挣脱男权枷锁的女性对男性的不信任感,也说明了启蒙时期的女性并未真正走出男权传统的阴影,她们的心理还相当虚弱。
三、走进婚姻家庭后的失落
“五四”女作家不仅写出了女性走出父亲家门的昂扬气度,同时也写出了她们走进丈夫家门后的失望、焦虑和烦闷。其中女作家表现最多的是女性由于不合理的家庭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再度失去自我的焦灼、忧虑和不安。在冰心的问题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女青年英云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怀抱着“牺牲自己,服务社会”的理想,但结婚后,就被迫卷入无聊琐屑的“酒食征逐的漩涡”,虽然“心中满了悲痛”,感觉比囚徒还要难受,可是却没有办法走出这一困境,希望破灭后,只能一天天消沉下去。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中,雯薇“作学生的时代,十分好强,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她结婚三年,抑郁成疾,甚至产生了厌生的念头:“我吐血的病,三年以来,时好时坏,但我不怕死,死了就完了。”凌叔华的《小刘》中,那个具有新思想、泼辣能干的小刘在进入家庭之后,被世俗严酷的生活改变成了一个平庸、琐碎的母亲。在这里,“五四”女作家通过作品,反映出婚姻家庭已成为束缚女性的牢笼,进入丈夫家庭的女性就会不由自主地失去社会的广阔天空,又继续扮演起新的悲剧角色,去重复几千年来女性“料理家务”、“善持家政”、“厨下调羹弄汤”、“嘘寒问暖”、“结婚生子,做母亲”的命运。“营造爱巢曾是激励‘五四’青年冲决旧时家庭牢笼,追求意志自由的美妙理想,但是这一憧憬主要不是来自对个人经历的感受,而是浪漫的想象”⑤,正是由于当时觉醒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只存“浪漫的想象”,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坚实的现实基础,所以当她们走进婚姻的大门后,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会使她们无法应对,“一旦想象土崩瓦解,现实必将被虚无所置换”⑥,她们便感到失落和痛苦。这是“五四”女作家以家庭分工方式为契入点,审视家庭对女性作为人的发展的限制,表明了“五四”女作家开始思索作为人的女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实际是新的思想与不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昭示出如果不能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现代女性仍然无法逃脱传统所谓“贤妻良母”的宿命。
另外,在“五四”女作家关于婚恋主题的小说创作中,冰心、凌叔华等人还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女性生活的另一种状态。冰心的短篇小说《两个家庭》,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肯定了接受过新式学校教育的新型贤妻良母形象:亚茜性格温婉,勤勉地相夫教子,使丈夫事业有成,儿子聪明可爱,家庭和睦美满。作品表现了作者实现家庭中男女两性和谐一致,女性通过接受教育在婚姻家庭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凌叔华笔下的新式妻子形象,可以说超越并否定了几千年历史为“妻”这一角色规定的内涵,如《病》《他俩的一日》《酒后》《花之寺》等,其中的妻子都具有“五四”时期最显著的“人”的意味,包括情感、人生追求、智力。但她们并没有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而仍是由丈夫抚养,通过丈夫、家庭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且其价值的评判权仍掌控在他人手中。冰心、凌叔华通过小说作品,试图为走出父亲家庭的女性寻找突围的道路,但其探索结果未免显得空幻、缥缈,并不具有普泛性。现实告诉人们,封建意识、父权思想不肃清,女性在家庭乃至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所谓平等的夫妻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等,主要是冰心等“五四”女作家的良好愿望。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价值取向仍是以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规范为主要依据的,但也可以感到她们为探索女性出路所付出的努力。
总之,“五四”女作家和着时代的强音,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个人”⑦的理想,以表现爱情婚姻主题为策略,积极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她们求索的身影和蹒跚的脚印。她们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性爱权利的剥夺,并把恋爱自由升华到追求个人生命意义的高度,表现出觉醒的女性走出父权阴影的勇敢,追求爱情而不得的痛苦,以及面对爱情时的忧虑和走进丈夫家门后的失望,同时也探索了女性以新的角色融入家庭生活去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在小说创作关于婚恋主题的合奏声中,我们很容易听出她们的一种昂扬的气势、不屈的精神,同时也不难发现其所用乐器的陈旧。她们所赞美描摹的新女性仍摆脱不了男性审美标准的制约,这说明“五四”女作家在觉醒以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一时还缺少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自己独立标榜的价值标准和语言体系。但她们毕竟为我们记下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独特情怀,体现出她们在爱情婚姻描写上迥异于传统的性别意识和审美取向,并为后来的女作家进一步探索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寻求女性的真正出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丰富中国新文学内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李国英,硕士,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① 冯沅君.隔绝[A].冯沅君小说・春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
② 冯沅君.旅行[A].冯沅君小说・春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
③④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0,38.
⑤ 罗苏文.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77.
⑥ 王喜绒.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
⑦ 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A].庐隐选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