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宿命与执拗的生存 小孩意外死亡是宿命吗
时间：2019-02-12 05:34: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鬼子 死亡 苦难 摘 要:鬼子的小说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他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极致生存悲剧的关注给人以心灵上的深层震撼。本文从“死亡的宿命”、“执拗的生存”、“马孔多镇情结”、“叙述之外的叙述”四个方面来探讨鬼子的小说创作风格。
读鬼子的小说就像某种意义上的催眠,读者很容易就进入到阴冷的梦一般的境界,在阅读的梦中,无法排遣的焦灼,生命终极的苦涩、压抑、破碎和无望让你想迅速逃离,但又被悲剧的美学所吸引,欲罢不能。尽管他的小说绝大部分都笼罩在这样一种压抑、阴冷、伤感的氛围之中,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在小说苍凉无望的结局中却能使读者获得思索的力量和深层的震撼。透过鬼子的一个个故事,与其说他是个冷峻的宿命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对生活、生命有着深思熟虑的冥想者。而这些故事正是他对生活的智性思考,对人生悲剧的反复咀嚼之后还原而成的生命场景。
一、死亡的宿命
鬼子的小说都不经意地“遭遇”死亡,死亡似乎构成了鬼子小说最鲜明醒目的一道风景。仅就这一点上,鬼子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很像先锋派的小说家余华,他们在作品里都体现了一种对死亡的偏爱,他们都旨在通过对生命状态的描写来反观自身。所不同的是余华只是以死亡为跳板,以达到升华主题和剖析人生的目的,死亡只是余华达到自己创作目的的一个阶梯、工具或手段;而在鬼子这里,死亡并不寓意或者表现着什么,死亡只是死亡,只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其隐喻往往藏在死亡的背后,即那些推动情节发展的人或物上。鬼子的小说里没有余华那种对死亡血淋淋的描绘(例如《河边的错误》),对生命一连串的大肆屠戮(例如《难逃劫数》),也不带有任何文化伦理色彩或哲学上的思辨特征,相反,鬼子笔下的死亡场景总是轻描淡写,他更加关注的是死亡这一结果,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悲剧性效应。而且鬼子小说里的死亡常常完全处于一种偶然,例如《遭遇深夜》里小偷的死,《为何出走》中雪燕的死,《苏通之死》里苏通的死,死亡的到来都是轻忽的,毫无血腥气的渲染,也没有什么预兆或叙述的前奏,读者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故事会那样一发不可收拾地发生转向。因为偶然性的死亡,情节达到高潮,伴随着死亡的结束,故事也走向悄然无声的尾声。死亡在鬼子看来似乎成了结束故事的象征性模式,一种纯粹的情节构成。值得注意的是,鬼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属于非自然死亡,正因于此,鬼子的小说流露出淡淡的宿命色彩,使得人的存在显得异常的脆弱和渺茫。
二、执拗的生存
“苦难”是鬼子的小说创作中一贯的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命运好像总是以一种不可理喻的方式不断地给主人公们制造着苦难,但鬼子在叙述中并不渲染生存的艰难,他的叙事是直接建立在艰难的基础上。因为他认为艰难是生存的实质,而无须加以刻意的表现。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说:“对于鬼子来说,苦难绝不是浮动在生命表层的,它不是欲望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果,而是尖锐地刻写灵魂,真正的苦难是无法言说、无法倾诉的,它常有生命自身的原创性,有着强烈的宿命特性,唯一的方式只有自我咀嚼,自我忍受。”①因此鬼子总是给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设置出一个极限的生存困境,而且这种生存困境不仅是现实的、物质的,更是心灵的、精神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苦痛与挣扎。但尽管主人公们被沉重强大的苦难不断地挤压着,他们却总是执拗地、卑微而不屈地生活着直至死亡。
另外,鬼子小说中的苦难是持续的、接踵而至的,沉重的苦难激起了弱者们的欲望,并为了这个欲望去执拗地追寻,甚至横冲直撞。《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小女孩“寒露”苦苦地寻找不回家的父亲,《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老人李四悲愤地向儿女们追索父亲身份的确认,《农村弟弟》中的青年“一撮毛”艰苦卓绝地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亲情和城市户口,他们就像希腊悲剧中不断追寻答案的俄狄浦斯以及不断推着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勇往直前,至死不渝,但处于艰难困境中的他们幻想的“生活前景”常常遥不可及,他们越是抗争,越是偏离生活的正常轨道,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那么艰辛,却又那么的徒劳,甚至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更加可怕的苦难和困境,因为他们的欲望合情却不合理,他们的追寻只能引发自身与外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只能是弱者的孤独与死亡。这也正是他们以堂吉诃德式的方式对抗庞大的现实风车的结果。但是小说的主人公们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悔意,他们把野草般粗糙柔韧的生命力演绎到了极致。鬼子曾说:“我是那种越穷越热爱生命的人”②,生活就是这么复杂的辩证,鬼子小说的主人公都如他一样,虽然艰难却无比热爱生命,谁能剥夺热爱生命的人生存的权力?
三、马孔多镇情结
鬼子以他的民间立场和平民化生存记忆展现着他周围的世界,但这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展现需要一个平台,鬼子将这个平台取名为瓦城或瓦村,之后大部分的故事就在此上演,然后谢幕,再登场,再退场。作者让那个多雨、落后、纷乱的小城或乡村始终笼罩着压抑、沉闷、幽闭的清冷之气,为人物的命运铺设了一条通向茫茫的未知旅程。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所熟悉的马孔多镇一样,鬼子好像也痴迷于此,且具有一种马孔多镇情结。从他的自序《一个俗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作者从小到大都未曾真正离开过他生活的县城,而且农民身上的执拗似乎在他身上体现得也特别明显,因此,鬼子自然与周游过世界、当过战地记者的海明威不同,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平民化记忆”都是属于他生活的小城的,故事或多或少与他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经历不谋而合。尽管不是意在书写瓦城的历史,记叙瓦城的荣辱兴衰,但他对之有着深厚的感情,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一种心理上的依赖,他习惯了从瓦城探视人生、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喜欢这个名称所具有的审美质感,就像人们一听到瓦雷基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一个地名)就会想起那个隐藏在漫天白雪之下的世外桃源。
四、叙述之外的叙述
鬼子的每一篇小说都给人以撕裂和绝望的感受,这种撕裂和绝望不只是来自人物的不幸命运,还来自叙述话语自身平淡得近乎麻木的基调,来自叙述者的平视叙述。从某种角度上说,鬼子的小说像一部电影,其多个视角呈流水状向前推演,形成这种艺术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叙事模式。和许多小说场景交切的叙事模式不同,鬼子采取的是平行叙事,即两条或几条线索同时进行,在时间上达到惊人的一致。为了使读者完全洞悉事件的发展脉络,将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事件时刻收敛于心,作者站在较高的视点,以俯视的姿态,类似说书人一样将故事娓娓道来,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学生作文》:鬼子在叙述自己生活的同时,对刘水父亲的旅程也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表面上看起来两者并没有什么关系,实质上,作者之所以选择这种叙述方式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是刘水的老师,而刘水父亲糟糕的旅程直接导致了刘水作文的内容,而后刘水与杨帆发生争执,紧接着,因为“我”在作文题材和内容上的固执己见,市长开始干预,终于致使矛盾激化,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这种蒙太奇叙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因,真实的生活现场被一点点还原,从而呈现给读者全方位的有因有果的生活场景。
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独特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浓厚的智性写作的特征,因而被还原的生活现场尽管看上去带有比较强烈的写实主义色彩,但是,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仅因为他在作品的审美意蕴上表现出对生存意义的深层探讨,而且因为他在叙事上与新写实的零度视角恰恰相反,采取的是全晰型的策略。同时,鬼子又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先锋叙事的一些合理成分。这样,鬼子的小说在形式上便表现出徘徊在先锋与写实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作者认为还原生活的最佳方式,生活毕竟不能毫无理性地单纯客观地描述,也不能容忍过分感性的夸张歪曲。通过对叙事技巧的精湛驾驭,鬼子使阅读不仅充满了悬念,而且也令读者体验到生活中所不具备的戏剧化的审美效果所带来的悲剧震慑。
另外,鬼子的小说在叙事结构的意向化方面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鬼子小说中的意向并不负载小说的主题思想与价值,而是常具有多重指向,譬如《伤心的黑羊》中的“黑羊”,既指小说中被杀前流泪的那只“黑羊”,也指柔弱无辜却惨遭蹂躏的葛叶、葛根姐弟的命运;《谁开的门》中的“门”也有三重指向,第一重是物理性质的门,即和犯罪发生的地点有关;第二重是心理性质的门,指犯罪行为给主人公带来的隐秘的精神创伤和心灵受难;第三重是指社会性质的门,即犯罪活动产生的社会环境。无论是“黑羊”,还是“门”,它们都已经深深地融入情节之中,成为小说里人物性格发展和故事向前推延的驱动力。由此可见,意向不仅是使鬼子勤力思考、埋设玄机的重点所在,而且成为小说结构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潜文本的形式进行深层意义的诠释。
总而言之,鬼子的作品不是以恢弘的描写见长,也不是津津乐道于叙事模式和语言内容上的实验,它更逼近生命的真实,他将眼光锁定在自己的平民化生存上,怀着悲悯的情怀反复咀嚼自身对苦难的记忆,在平静的叙述中完成了惊心动魄的生活透视,主人公死亡的宿命和执拗的近乎乖张的生存所构成的张力展现给读者一个残酷却充满活力的世界。鬼子就像他的小说《被雨淋湿的河》中那个孤独的少年晓雷一样,在充满无序而喧嚣的世界中焦灼暴烈地行走,艰难地追寻着生存的意义。
作者简介:孙宁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张贵勇,中国教育报记者。
{1} 洪治纲:《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2} 鬼子:自序《一个俗人的记忆》, 《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