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拉德丛林小说的悲剧性|康拉德
时间：2019-02-12 05:42: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康拉德是英国爱德华时代具有博大悲悯情怀的伟大作家，他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和灵魂的拯救,广泛表现了现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及人与社会之间的悲剧性的不可解脱的矛盾冲突，对人和人性在现代社会悲剧命运的认识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性，而对人的现代困境的展示使他的小说具有深刻性、社会性和现代性，他的小说是人性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也是现代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性在他的丛林题材小说中尤其有全面深刻的体现。康拉德丛林小说的主要代表是《阿尔梅耶的愚蠢》、《海隅逐客》、《黑暗之心》与《吉姆爷》。以这四部作品为重点，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1.冷漠与敌视：自然与人的矛盾悲剧的固然性和恒常性
康拉德的丛林题材小说突出表现了自然对人的冷漠与敌意，环境往往不仅是悲剧发生的场景和舞台，而且是某种意志的生命体，丛林与世隔绝，时间是静止的，空间是封闭的，因为没有时间感，人在永恒的自然中显示了生命的短暂和渺小，因为空间是封闭的，与外界难以沟通，就给人压抑感。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也往往受到压抑难以正常发展，人们大多孤闭自守，目光短浅。在《阿尔梅耶的愚蠢》中潮湿沉闷的环境里，历史似乎是静止的，从阿尔梅耶的到来到他的死去，自然环境一直没有变化。丛林似乎在冷漠地看着其中人类生死爱恨的悲剧一幕幕上演，显示了在永恒强大而冷漠的自然面前人的一切努力的徒劳和可笑。《海隅逐客》中浓密的丛林让人无法透气，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局促不安，痛苦抑郁，这就给小说定下悲观的基调。而在《黑暗之心》中当欧洲来的探险队深入大陆时，“荒野像淹没潜水员一样把他们淹没了”①。我们看到，在荒蛮的原始大森林中，人似乎也丧失正常的人性退化成动物。与康拉德中期创作的悲壮明朗的海洋题材小说相比，他的丛林小说整体表现了沉闷的环境和压抑的人性，可见康拉德对环境对人性的制约和同化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从而使康拉德小说具有一种固然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恒常性、彻底性的特点。
将自然环境视作某种生命体，在以前的英国作家中并不罕见，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弗洛斯河，哈代笔下的艾塞克斯村野，甚至莎士比亚的荒野和森林也似乎有某种情感和意志。在同时代作家中也有吉卜林的印度森林，斯蒂文森的大海荒岛，劳伦斯的伊萨尔河和沼泽农庄等等，但如此将自然的冷漠与敌视及其对人性的压抑和同化贯彻丛林题材小说创作始终，使小说具有固然的悲剧性和悲剧的彻底性的，康拉德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
2.疏离与对抗：人与人之间冲突悲剧的普遍性和激烈性
自然是喜怒无常、不可理解的，但在康拉德笔下更难理解的是人心。理解的障碍导致沟通的断裂，进而产生广泛深刻的孤独感，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借马洛之口禁不住感叹:“我们在生活中，和在梦中一样，都是孤独的。”②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人与人的隔膜和疏离使他们丧失了共同的行为准则，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全方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首先表现在不同语言文化导致的不同种族的矛盾冲突，在他笔下，各种族的人们就像《圣经》中巴比塔轰毁之后那样失去了共同的理解、沟通和交流，有的只是隔膜，恐惧和冲突，在《阿尔梅耶的愚蠢》、《海隅逐客》中，白人与马来人始终是不相往来、相互敌视的，甚至最亲密的夫妻、情人之间也常视若路人，甚至仇目相向。在《黑暗之心》中白人将黑人当做畜生，在《吉姆爷》中无论是船上香客，还是丛林中的土著对白人都是冷漠与恐惧的态度。
其次，同一种族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之间也充满着矛盾，这往往因为利益的冲突。在《阿尔梅耶的愚蠢》中就表现了英国与荷兰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冲突。在《海隅逐客》中，不同区域和氏族的马来人对白人林格的态度分为对立的两派。在《黑暗之心》欧洲各国将自己殖民地在地图上涂上不同的颜色相互戒备，在还没有明确“归属”的地盘上更是明争暗斗拼命抢夺象牙。
另外在丛林小说中，性别之战也表现得很明确，不但跨种族的夫妻、情人间隔阂仇视，就是在同一民族文化内部夫妻、情人间也隔阂如路人，社会中更是存在广泛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中心主义。在《阿尔梅耶的愚蠢》中阿拉伯富商阿卜杜拉想与阿尔梅耶联姻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显然他将阿尔梅耶的女儿妮娜当做筹码。在《海隅逐客》中早先威廉斯对妻子乔安娜的颐指气使和后来夫妻间的吵闹争斗都表明夫妻间的深刻的隔膜。
我们还可以看到同一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也是充满了矛盾冲突，在康拉德几乎所有丛林小说中当政者与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都是紧张复杂的，他们往往心怀鬼胎，互相利用。如《阿尔梅耶的愚蠢》中掌管森巴的酋长唐嘉德与白人阿尔梅耶和阿拉伯商人阿卜杜拉的关系，《海隅逐客》中巴巴拉蚩与林格和阿杜拉的关系，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了，从种族到民族，从国家到社会各阶层，从不同性别到家庭成员，人与人之间都是紧张激烈的疏离与对抗。从而使康拉德丛林小说的悲剧性表现出普遍性、广泛性和激烈性。同19世纪英国著名悲剧小说家相比，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也通过个人之间矛盾冲突表现社会批判和对宿命性的悲剧命运的悲叹；而康拉德的丛林小说更注重将个人命运与社会联系起来表现社会各层面人与人的矛盾；狄更斯的《双城记》更有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泛激烈的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而康拉德有更多的人性的探究与追问，从而使康拉德悲剧小说具有内在性与现代性。与同时代表现殖民冒险题材小说相比，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更强调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缺少康拉德宏大的背景和气魄；吉卜林的《基姆》表现了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但思想核心却是对殖民主义的歌功颂德，缺少康拉德戳穿意识形态虚假面具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悲剧性。
3.分裂与冲突：人与自我矛盾悲剧的内在性与本源性
《尚书・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是说外界环境的恶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自我的迷失和对本性中恶的失控。认识他者固然重要，但认识自我本性更重要。如果说人与他者的矛盾悲剧从该隐和亚伯的时代就已开始的话，那么人自我本性中善与恶矛盾冲突的悲剧自他们的父亲亚当的时代就已上演。人与自我矛盾往往成为人悲剧的根源，这是康拉德丛林小说重点表现的方面。
人与自我矛盾首先表现在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在《阿尔梅耶的愚蠢》中，白人阿尔梅耶看不起马来人，对现实不满却又不愿采取实际行动，只是生活在空想中，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最后在孤寂落寞中吸毒死去。《海隅逐客》中威廉斯也对马来的生活十分不满，总幻想挣大钱回欧洲过豪华的生活但又无实际能力。多次的背叛欺骗使他遭众人遗弃，最后被自己的情人枪杀。
弗莱在谈到悲剧时说，悲剧主要“研究孤独的心灵”，讲述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如何在内外冲突中分裂，如何在想象的现实和社会公认的现实中分裂。这里我们看到了种族的傲慢偏见使他们身心又处于分裂的状态，他们身在现实，心却在想象之中，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中，当外在冲突来临时，他们只有或如阿尔梅耶逃向幻想，在幻想中自我麻痹，或如威廉斯背叛自己的信念成为现实的牺牲品。
另外，人与自我矛盾还主要表现在精神世界内部的分裂与冲突。在康拉德的丛林小说中，我们常能发现与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理论的契合之处，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三层结构――本我层面、自我层面、超我层面。自我代表现实意识，本我代表欲望和本能，超我代表公共理想等社会意识形态。弗洛伊德认为这三层时而分裂，时而统一，不断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在《黑暗之心》中，库兹本是多才多艺的欧洲文明世界的绅士，抱着传播文明，教化蛮族的美好愿望来到非洲大陆，但在没有任何外界约束，荒蛮的丛林深处，他内心的私欲和邪恶极度膨胀，他在欧洲白人道德伦理视线之外的黑暗丛林深处迅速蜕变，从传播欧洲文明的优雅绅士变成残杀非洲黑人的嗜血强盗。库兹的蜕变与堕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自我的脆弱和人性中本我欲望的根深蒂固和巨大毁灭性。库兹的悲剧是本我欲望膨胀失控的悲剧。
弗洛伊德又指出：“自我的三个主人是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自我就这样被本我所奴役，受超我限制，遭现实排斥，艰难完成它的经济任务，使它所遭受的内外力量和影响之间达到调和……”③当四者力量平衡时，人的心理处于正常状态，一旦四者力量失衡，则悲剧就无法避免。如果说《黑暗之心》中库兹的悲剧在于本我欲望极度膨胀而无所节制的话，那么《吉姆爷》则是一场过于压抑自我，极度奉献超我的悲剧，《吉姆爷》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关于荣誉的悲剧”，正是拯救他人成为英雄的理想使他把自己看做高人一等，时刻以英雄的标准衡量审视自己，他无法容忍自己犯下常人的失误，一旦犯错则给自己带上沉重的精神枷锁，而实际上作为一个人就不可能像神（lord）一样完美，吉姆不可能没有失误，这样，自己精神的枷锁只能越来越重，所以吉姆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给吉姆的“自我”套上枷锁的正是“超我”，是他的走向极端近乎偏执的英雄救世理想，吉姆的自我在强大的超我的压迫下日渐萎缩，并最终被超我吞噬。如果说《黑暗之心》是本我的悲剧，那么《吉姆爷》则是超我的悲剧。一个在本我的膨胀下蜕变成野兽，一个在超我的束缚下萎缩成神的祭品，无论是本我的悲剧还是超我的悲剧，其实都是人自我分裂冲突的悲剧，康拉德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库兹和吉姆的集合体，我们身上都有吉姆和库兹的影子，这使康拉德丛林小说的悲剧性中蕴含深刻的内在性、宿命感和超时空的普遍性。
与浪漫主义悲剧强调主观情感抒泄的表现性和现实主义悲剧强调客观写实的再现性相比，康拉德的悲剧小说呈现了内心本性的分裂与冲突，使小说由简单关注外部世界和肤浅抒发个人情感转向对内心复杂冲突和人本性自我的探究，赋予作品心理学和哲学的内涵和特质，与稍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内心冲突的心理悲剧小说《罪与罚》相比，康拉德少了原罪与救赎的宗教意识，而有更多强调边缘情景下的个人选择的存在主义色彩。这样康拉德小说悲剧性中整体体现出深刻性、思辨性和复杂性，也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现代性。
4.规训与惩罚：社会对人物化悲剧的欺骗性和残酷性
马克思说过：人不但是自然中的人，更是社会中的人。而人的社会性对自我的影响是更为强大、深刻的，这主要体现在由人组成的社会却形成了巨大的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异化力量。自然环境的力量是可见的，而社会的异化力量是不可见的。
在《黑暗之心》中，我们又看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异化的欺骗性和残酷性：库兹到非洲最初并不是抱着发财的梦想，而是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毒害下，带着“传播文明，教化蛮族”的理想前往黑暗中心去传播光明，最后却沦为杀人狂魔。康拉德借马洛之口披露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所谓对土地的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从与我们的肤色不同，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塌一些的那些人手里抢夺过来。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种行径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惟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的无私的信仰――这是一种能够加以梳理，对它顶礼膜拜，并向他作出牺牲的东西。”④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使库兹理直气壮地将非洲人当作劣等民族，甚至当作野蛮的动物，到最后竟叫嚷“消灭这些畜生”。库兹临终前的呼喊是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毒害的认识，他实际上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吉姆爷》中意识形态的规训作用更为隐蔽，吉姆试图在丛林深处建立自己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是以欧洲白人社会为原型的，吉姆受到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响已深入骨髓，他始终带有高人一等的精英姿态，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当地居民中。他以拯救者的姿态出入自己小王国，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自己的荣誉，为满足自己的英雄拯救情结，当白人海盗入侵时，他最先想到的不是村庄的安危而是自己失去的荣誉，潜意识中将海盗布朗当作过去的自己。这说明在他潜意识中，白人的认同远比村庄的存亡重要。正是对这种白人种族认同深入骨髓的迷信使吉姆最终为之献身。如果说库兹临死时终于悔悟到这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自己的毒害，那么吉姆最终为荣誉而主动献身，说明他至死没有意识到正是这对白人种族认同的追求最终害死了他。这里小说的悲剧性中就有更为深刻和沉重的社会性了。
表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主题，而康拉德所处的时代正是殖民主义的巅峰时代，与吉卜林、斯蒂文森等向殖民主义英雄高唱肤浅肉麻的赞歌相比，康拉德展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的悲剧小说尤显出可贵而清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现代性。
5.康拉德丛林小说的悲剧性与他的积极悲观主义思想
康拉德是承上启下的划时代的作家，他继承了西方悲剧文学的伟大传统，小说中有古希腊命运悲剧和古典主义英雄悲剧的回响，有莎士比亚性格悲剧的光芒，有易卜生社会悲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悲剧的影像。同时康拉德又是具有开创性的小说家，他的丛林小说中具有浓厚的悲观性、思辨性、非理性和内倾性的现代主义悲剧性特质，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有神合之处，又有哲学内涵和抽象性特质，而他的强调极端边缘环境下的个人选择的小说又具有存在主义悲剧的特征。他实际上开启了现代派悲剧小说的一脉。
康拉德的丛林小说总体上说是他中前期的思想的产物，说明了他在创作开始就已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及人与社会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等方面对人的悲剧进行了全面探索。他的小说是在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悲剧思想的结晶，具有悲观主义的特点，但康拉德更主张“积极的悲观主义”，即虽然人生最终是悲剧性的，人类难逃悲剧的命运，但人在通往悲剧结局的道路却并不只有一条，其中仍可以进行积极的选择、道德的完善、精神的抗争，进而达到精神的凯旋，在不断的超越中体现人性的高贵，康拉德作品中主人公多在悲剧性的命运中不断抗争，无论是吉姆为理想的献身还是库兹临终前的悔悟，他们都没有屈服于外界和内心的黑暗，不做命运的玩偶，从而给人昂扬斗志和心灵净化的力量，这也是康拉德小说的伟大和无穷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庞伟奇，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④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脏[M]. 胡南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8.
②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M].袁家骅译.赵启光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20.
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演讲新篇[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