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次文体从未停止书写]书写文体
时间：2019-02-12 05:46: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个人不应该生来就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西蒙・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这句话很适合作为《中国女工》一书讨论的起点，它预示了农村女性的社会性别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下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本书作者潘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两年，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民工潮的高峰，此时期的底层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沉默而又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由权力与资本联手导演，将一个“崭新的中国梦”出售给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几亿农民，而这代价就是他们的劳动。即使在今天，当全世界以期待的眼光注视“金砖国家”时，中国所能为世界贡献的还是它廉价的劳动力大军。
在此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的工人群体身上更承载着民族复兴之梦，但吊诡的是这一群体所被赋予的身份却是“农民工”，一个表述模糊、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焦虑的词语，当这个词被言说时，更被附带上鄙夷与自卑的情感色彩。所以不论是社会学家、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媒体、政府都将目光聚焦于这一群体身上，企图解决这一悖论。而潘毅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对“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了性别上的区分，将女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依附于对男性工人研究的结论。这两类主体在现代工业体系下的生存境况、身份建构以及抗争行为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由于性别因素的介入，各自所经历的痛苦也无法相互比附。
《中国女工》的副标题叫做“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透过全书，我所看到的是女工们在无止境的抗争中形成这一主体。这一抗争的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逃离农村，对现代性身份的追求。二、遭遇全球化资本与现代工业的规训。三、对（二）的反抗。这一过程隐藏在全书的行文顺序中，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过程：会不断地有农村女孩因为反抗农村的束缚而成为女工，也会不断地有女工因为反抗资本的剥削而离开。而“新兴的打工者主体”正是在这一流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至于反抗的对象，作者的书中一再向我们指出，压迫现代女工们的，或是说，女工们所反抗的正是国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张力，或者归约为政治、经济、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作为一种反抗的谱系学，如今却在同一时空下交错起来，成为这一新兴打工者主体难以逾越的围墙。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在工业文明发达的地区“那些生活在富裕社会底层的人被一种复活了中世纪和近代初期野蛮行径的手段压制在自己的生活界限内”。那么我们就来看这是一种怎样的野蛮的行径。
在《导言》中，作者将“女工”一词置换为“打工妹”，并且说道：“‘打工’意味着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形下的性别身份。”其实，既然作者完成了第一步的置换，那么她就更应该在诠释的过程中，发现并指出“妹”不仅仅显示出了性别身份，更显示出来年龄属性：属于相对较年轻的女性。正如她在后文中指出的:“女性从青春期向婚姻期过渡的这个年龄阶段，恰好与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全球资本主义过渡的这段时间啮合在一起。”（第二章，68页）这群“打工妹”才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那么，回到文章开头波伏瓦的话，一个人是如何“变成女人”的？打工妹的社会性别是如何在汹涌的打工潮中沉默地建构起来，而后又重新被发现？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有着微妙的关系，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与资本合谋设下一个陷阱，而第二章则是年轻的农村女性半推半就地跳入这个“火坑”。“现代化”一词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再次焕发光芒，它意味着开放、活力、充满变化，与农村生活的单调、封闭、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对传统的祛魅和打破农村长期僵化的社会结构，对农村女性不可谓不是巨大的吸引。在我理解的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一直是这样一种情况：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依赖于土地、河流以及降水量，而女性则依赖于男性，从而在蒙昧主义中诞生出强有力的父权制和复杂的血缘亲族网络。在本书中，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女性在家庭的日常抗争中的积极参与生产性劳动，试图争取权力。在这样一种体系内的争取总是徒劳且无力，因此当现代化的浪潮袭来时，它为农村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契机来对传统的父权制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与对现代化本身的憧憬是包容在一起的。“对于打工妹来说，当她们真的在家的时候，她们却没感到自己在，相反，她们渴望离家到经济开发区去打工，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第二章，65页）“⋯⋯她们所反抗的不仅仅是父权制，同时也是令人反感的农村生活。”（第二章，72页）这样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崭新的中国梦”。它意味着她们可以暂时抛弃农村的关系，而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的过程中，满足对自我形象的想象：似乎只要身处于这样一种新的关系中，她们就被这种新关系所接纳了。但事实却是女工们非但没有被新的环境所接纳，反而当她们自己在新的环境中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主动地向原来农村的关系网寻求帮助（这在后文中会提到）。而那种不公正待遇与其说有各种社会矛盾的必然性，毋宁说是一种阴谋。
“打工妹的灵魂是生产机器的产物。”（第四章，117页）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它道出了国家与资本的阴谋和打工妹社会性别的建构。站在国家与资本的角度来看，那个中国梦是他们精心炮制的泡影。新的开发区政府凭借外国资本的进入吸引农村打工者，接着用行政手段透过外国资本榨取利益以支持新型政府的发展，而一面又利用户籍制度和劳动力控制机制的混合，否定打工者的合法身份和阶级地位，从而为新开发区的城市化发展扫除障碍。此外，现代工业则将这些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用严苛的规训技术培养成为“没有思想的身体”（第三章，84页）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非不可或缺的”（同上）。既然打工者们已经被模糊了身份认同，那么，一旦他们不再被需要时，资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将他们踢开。“《劳动法》在这里是没有用，没有人会执行”（第一章，47页）这句话出自流星厂的总经理之口，而在书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工厂粗暴地驱赶工人的描述。但是，真的存在“没有思想的身体”吗？打工妹在选择进入现代工业体系的最底层时已经知道自己需要承受规训技术与生产机器带来的伤害，但这却是他们获得新身份的有效途径。坐在流水线上工作、接受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规训、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工人，这些都是女工们在实践中体验现代化，它的潜台词是反抗农村关系的胜利。所以，即便当我们看到女工们被异化成为“现代化”这台大机器所生产出来的物品，于她们自身还是会认为与机器的亲密关系赋予了她们一个新的身份。
但新身份是短命的，很快女工们的精神与肉体的反抗同时爆发。我一直对打工妹的身体与现代生产机器的关系很感兴趣。通常对中国古代农村生活的描述都离不开“男耕女织”四个字。于是，这就将男性与土地归为一类，女性与手工业生产机器归为一类，这也同时说明了女性柔弱灵巧的身体与机器之间的和谐关系。由于古代农村缓慢的生活节奏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女性生产手工业产品时是与机器“合作”生产，人机之间可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而到了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时代的机器，在我们看到的蛮横、专制、高速背后是对高利润的追求。这就形成了与自然经济的鲜明分野，于是机器获得了一种观念：“流水线是独断专行的，它一旦被设定好之后，其运转便有了自己的意志。”（第三章，89页）女性与机器的关系由此便被重新书写了。“流水线自顾前行，忽略了工作的性质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第三章，88页）过去女性在生产上的自由和与机器的协作如今变成了机器控制女性、利用女性。所以在谈到女工们对机器的反抗时，工作速度成了反抗的主要目标，在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女性的反抗是对古老的生产方式的询唤。
说到对古老生产方式的询唤，这又让我们注意到，其实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妹总是无法逃避由女性与农村两种世界观所规定的命运。仍旧从身体与机器的角度来看，在父权制的农村社会中，手工业生产机器是专属于女性的生产工具，比如织布机、纺纱机等等这些机器被赋予了女性符号的象征意义。而现代工业机器从机器本身到生产的产品都烙上了男性符号，像钢铁、电器、化学、引擎还有本书中流星厂所生产的导航仪，一种强烈的男性性别特征呼之欲出，与女性娇弱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凌驾于女工之上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父权制，就像作者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女性的身体，对于中国全球资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生产机器可以从这些真实的劳动身体中榨取劳动力”。也就像在农村社会中反抗父权一样，在工厂中的女工也会积极地拓展自己的共同体，用作者的话讲：“她们会构建出一个深嵌于各种地方性文化形态、家庭经济地位差异、个体生命周期以及女性身份认同变化等要素之中的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与相互冲突在第四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这种网络的形成是基于地缘上的远近，那么，在工资、岗位、层级制度上处处体现出差异政治。除了资本对不同女工的地域属性的想象，有女工们自己形成各个血缘亲族的小团体相互间对地位、权利、身份认同上的竞争十分激烈，其中，方言的加入使我认为，她们之间这样一种竞争实际上强化了她们农村身份的烙印。女工们原本想要抛弃农村的身份认同，但在现代工厂中却以地域出身为资本争取权利，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
而身为女性的身份更将这一悲剧往深层推进。流星厂女工们在工作之余闲谈的话题以消费、性、爱情、婚姻为主，这是“女性对其自身性别主体性的表达方式”（第五章，158页）。所有这些话题对女工们来说多多少少都包含了幻想成分，比如对高档消费品的幻想、对爱情的幻想、对婚姻生活的幻想。但现实对她们来说却是“在工厂辛苦劳碌几年后，将不得不返回自己户口的所在地――农村。对于女性来说，这就意味着赶在年龄太大之前把自己嫁出去”（第六章，186页）。女性独特的生命周期再一次将她们置于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张力的压迫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她们的流动，资本主义机器榨取了她们的青春与活力，父权文化又重新登台。那种最终回归农村结婚生子的命运，并不是像奥德赛在外漂泊后回到家园这般圆满的文化意象，反而是西西弗将巨石推向山顶后却又要回到山脚重新来过的悲惨境地，这是因为城乡之间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会使女工们的后代重新走上她们母亲的老路。尤其是在本书完成十多年后的今天，新一代的女工仍经历着当年同样的遭遇。
在结尾，作者提出了要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抗争的次文体将焦点集中在个体身上，它自身的边缘性权利并不在于将个体的叙述普遍化为集体的声音，而是直接展示出：没有任何个体的故事不是历史的叙述。”（第七章，195页）通过回归每个个体的主体性正是对蛮横的政治、资本以及父权文化的直接反抗。女工们反抗压抑的农村、专制的机器、无理的制度，在压迫中表达性、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闲谈、打扮、争吵、嘲弄中表达自我，这都成为她们抗争的手段，也在叙述着历史。这不同于毛泽东时代所谓“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口号，那样一种“人民”作为政治话语将“人”是作为奔腾的浪潮，而忽视了每一滴水的个性。而在全球化资本的作用下的打工者浪潮也企图淹没每个主题表达自我的声音，所以关注每个女工独有的情感、命运和抗争就显得十分紧迫。打工妹原本就为追求现代性而来，表达自己的独特不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吗？也许我们的改革之路还看不到尽头，也许资本的剥削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也许父权制的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拔除，但在当下，每一次的抗争与争取，就是每个女工的存在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