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留日运动的哲学断想] 科学艺术哲学断想阅读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读后 　　 　　新近出版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封面是淡黄色的，但在书脊中间却嵌入了一条黑色。不管封面设计者的初衷如何，我却仿佛从中看到了数以万计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在绵延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豪迈壮举。留学日本，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历史运动，尽管其中不免鱼龙混杂，但就其表现出的历史“合力”而言，却足以与那位“哲学日历中最圣洁的殉道者”普罗米修斯争辉。历史不应白白走过。只有对这段历史进行哲学的反思，恐怕才是对以自己的血水、泪水和汗水写下这段历史的先辈们的最好纪念。
　　
　　换一个参照系――比较方法的重大变革
　　
　　在本书第一章里，实藤先生就为我们勾勒出几条耐人寻味的历史轨迹：形势逆转――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现在是中国向日本学习了；墙里开花墙外香――西方人士以中国为目标传播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葬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页，以下征引本书只注页码)；指西向东――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为求“西学”却东渡日本。
　　每一条线索都通向日本，这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学家习惯用事实说话，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张发人深思的“两国近代化比较表”，并说明“比较表上年差甚微的事项，在质素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第7页)。如：日本人最初留学荷兰与中国人最初留学美国(指政府正式成批派遣留学生)，在时间表上只相差十年，但日本最早前往荷兰的留学生，是“抱着决死的心情和志愿出国留学的”，而且“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希望出国留学”，与此相反，“在广土众民的中国，竟然无法选拔足够人数，容闳不得不亲赴香港，在英国人所办学校的中国学生中挑选，好容易凑足人数”(第8―9页)。
　　也许，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们还根本无法作出这种系统的有相当深度的比较，但他们已取得了一种看问题的新的思想方法，这却是无可怀疑的。正是有了它，才酿成了留学外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潮流；而这，恰恰是近代留学运动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种新的思想方法之所以“新”，就在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以资比较。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乏比较方法的运用，但那往往是消极的运用。这种比较方法往往把参照系设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有时定得很低(这时也可以包括国外一些落后状态)，于是人们便得以“天朝上国”“地大物博”自诩；有时又定得很高，却是作为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或九斤老太式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滥调的依据。在换了一个参照系之后，情形就大变了，因为这无疑坐上了时代的列车，把自己置于世界这一大系统之中，于是才会有“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之说(张之洞：《劝学篇》)。
　　这种换一个参照系的比较方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著名的“爱因斯坦列车”。如所周知，爱因斯坦由于结合参照系的转换，重新审查了“同时性”概念，迈出了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决定性一步。而中国人正因有了这种比较方法的重大变革，才不再沉湎于“乾嘉盛世”，或陶醉于“同治中兴”，因为倘若使用新的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与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世界舞台上的俄国彼得一世的厉行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其间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这种比较方法上的重大变革，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而每一个中心都是系统的一个功能成分。”(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用这样的观点看自己、看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再闹出“夜郎自大”的笑话，而历史在这种观点审视下，将具有更大的现实感，这使人想起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著名命题。
　　历史也正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当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止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而正义的八年抗战又战胜了邪恶，中日两国的经济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又是几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两国的政治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藤先生在书中关于“支那”一词在日本人中从流行到禁绝的情况记载，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人最可引为自豪的地方。但是，中国人民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却又猛然发现，一百多年前摆在人们面前用哪一个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又需要重演一遍历史。仅仅是换一个参照系，为什么这样难？
　　
　　如何找“为什么”？――普利高津的启示
　　
　　近几年，探讨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伍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其实这也是历史现象的重演。记得近代史上就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一问题，只不过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当代的问题罢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分别从地理因素说到清代美术落后，从语言文字因素说到清代文学落后；说到科学落后的原因，他认为那是由于“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完成一事业”，同时，还由于无公开的有趣味的研究，资料亦不够丰富等等。中国现代科学界老前辈任鸿隽先生在一九一五年《科学》创刊号上，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主要是从中国的学术传统与科学方法等方面找原因的。
　　今天，这场讨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人们的兴趣正浓。这说明同梁启超、任鸿隽时期相似，这个问题也具有当代意义。而且，问题愈与现代社会联系紧密，就越发带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与人们熟悉的国际“中国学”专家费正清、李约瑟等一起，实藤先生也加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中，专门以“从思想上看中国近代化落后的原因”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人恒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文化。”这一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与“地大物博”这个地理因素有关；二是由于“文化问题，或思想问题，亦即儒家思想问题”(第10―11页)。
　　前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他们的见解尽管不乏启发作用，但毕竟这一任务是要由当代中国人来完成的。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辩证的哲学思考和科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探讨，或许会收到“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讨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不能不涉及到因果范畴。哲学史表明，因果范畴是对客观世界因果联系的主观反映，是人类在实践中最早认识的一对范畴，所以，用这对范畴研究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因果联系并不足以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全部。列宁指出，因果联系“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只是全宇宙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哲学笔记》)尽管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因果联系的认识远没有穷尽，然而，当我们面对着中国封建社会这一个大系统，就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形式的多样性的观点为指南，况且辩证思维的目标在于达到思维具体，要达到这一点，因果联系的认识就更显得不够了，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因果范畴、因果规律只是属于知性认识阶段上的范畴(参见《小逻辑》)。
　　发生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克劳胥斯和普利高津理论的递嬗，其哲学意义之一，就在于给了人们一把从整体上理解系统进化的钥匙。
　　上世纪中叶，著名物理学家克劳胥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预言：宇宙的熵正在不可遏止地增大，最后必将达到极大值即平衡态，这样，整个宇宙将成为一片“死海”，人类社会也在劫难逃。由于克氏的论证显得那么富于权威性，以致“宇宙热寂”曾象阴影一样扰乱着人类的精神。有意思的是，压根儿没听说过克劳胥斯其人其论的清皇朝，一方面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另一方面，却在差不多同时的东方，造成了一个愈益走向无序、趋于混乱的社会，似乎验证了克劳胥斯的理论。如同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一样，实藤先生的《留日史》中，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鸿章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下了英国人在上海吴淞之间铺设的铁路加以拆除，并将器材沉入湖底，而这一地段的电缆也被人们拆除(第9―10页)。这些事例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与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社会体系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然而，在其后的年月里，铁路毕竟开始在中国境内延伸，交通毕竟开始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发达。在生生不息的宇宙进化规律之下，近 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走向“热寂”，而是随着信息的交流和增加，走向世界各国共同的进化之路。包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真正验证的是马克思的论断：“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的方向运动的”，马克思认为这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信念”(《马恩选集》，第四卷，228页)。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克劳胥斯理论的克服者――比利时的著名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他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表明：耗散结构是一种开放体系通过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而建立起来的某种新型的动态有序结构。这种结构的趋势是走向进化，其进化的基本机制是与外界交流，即能量和信息的“耗散”，其交流的着眼点在于把一个系统放进更大的系统之中。用这种观点来理解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演化、交流和中国社会系统停滞、封闭这一尖锐矛盾的结果。由此看来，谈到中国近代落后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是整个系统结构的不合理，而每一个具体因素都只是这一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支持了这一结构的)，但一旦离开整体结构，这些具体因素所表现的作用则需要具体分析，不过，那已经是属于另外的课题了。
　　马克思当年就是从整体结构上分析东方近代社会的。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生产结构底简单就足以解释亚洲社会不变性底秘密。”(《资本论》)这是一。其二，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又表现在与外界的隔绝上：“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稳固基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这种“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马克思：《鸦片贸易》)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普利高津的理论证明了整个世界大系统与中国社会这一分系统之间进行交流的不可避免性。实藤先生则以讽刺的口吻道出了这一历史事实：“其实‘西学源于中国’说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也好，都表露了儒家学说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绽”(第15页)。而交流一旦开始，就意味着不合理的无序的社会结构将走向合理和有序――“凤凰涅”，正是这种整体性系统进化的形象写照。
　　如此看来，开放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生存和进步的决定性条件。从“睁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先驱者们走过的这条路，今天应该上升为每一个中国人理性思维的逻辑结论。
　　
　　目标对准未来一一引入目的性概念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有两件令人费解的事：当年容闳竭力推进的留美计划，在遭到不少冷遇白眼之后，却因为与曾国藩的一次会见而得以推行，这使得容闳对曾氏推崇备至。但我们却清楚，曾国藩是封建皇朝的功臣，他那一套“耕读为本”的理论体系，显然是逆十九世纪中叶的世界潮流而动的；还有一件事是张之洞对留日运动的热心。谁都知道，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那是封建主义在近代条件下的变种，但他又实实在在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发轫者。实藤先生认为，他的《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第23页)。
　　关于曾国藩和张之洞，历史学家吕振羽曾指出，他们的思想是“旧中国的精神武器”；而哲学家李泽厚则认为，他们与袁世凯一起组成了中国近代进步思潮的三个“主要对立面”。看来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并不一概反对开放。这一历史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仅仅实现了系统间的交流够不够？显然，回答是否定的。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于目的性的问题。
　　人类早已对生命现象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结构、功能以及反馈、调整等“合目的性”具有极大的兴趣。就认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当科学和哲学跨过了旧的浅薄的目的论之后，目的性问题又重新成为激动人心的课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明确地把开始、进展、目的作为辩证法的分析综合方法的三个环节，列宁对此赞扬说，把“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作为达到主客体一致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卓越的”(《哲学笔记》)。而当控制论的诞生使人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可以得到定量的分析，耗散结构理论又告诉人们：回顾与预测是不对称的，未来不完全孕育在过去之中，因此，应当特别留心事物方向，留心其中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几率。这样，“目的性”的概念有了实践的功能，因，为，在人和事物发展的旅程中，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本节开头提到的两件事，将不再是令人疑惑的了，因为把不同的目的性引入同一政策，将会产生许多极不相同的态度和结果。曾国藩支持的留美计划天折之后，就有一位出洋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政府实行派遣留学生政策的虚弱性(见《西学东渐记・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而《留日史》一著所引的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其中记载的关于张之洞坚持要留学生们向他行跪见礼而引起争端一事，则暴露了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的虚伪性。(第127页)
　　目的性问题不仅表现在遣派留学生的出发点上，而且表现在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中。因此，把目标对准未来，积极行动并及时对反馈的信息作出反应，乃是目的性的科学运用。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维纳曾这样界说目的概念，他指出：“在过去，目的论一词是解释作暗含着目的的，其中常常加进了‘终极因’这一暧昧概念”(《控制论》)，而现代科学却把目的性理解成“用来表明那种可以解释作趋达目标的作为或行为”，而且“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第一集))实藤先生的《留日史》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近代立志改革的先驱们面向未来、奋斗不息的动人画卷。它告诉我们：在冲决封建的堤坝之后，跻身世界潮流之中的最可贵之点在于行动，在于改革。半个多世纪以前，留日学生们和其他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一起，不仅向现代世界引进了“革命”这一词汇，而且尝试把它与中国实际结合，从而掀起了席卷天地的风暴。由于时代的需要，他们把“未来”定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上(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也体现了实践的合目的性，因为这是不断收集反馈信息、调整自己行为的必然结论)。历史已经记录了他们的丰功，中国人民乃至全体进步的人类都将永远感谢这一场改革的革命。没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封闭而僵死的体系将会继续使占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理智“拘泥于最狭隘的范围内，把理智变成迷信的驯服工具，使它服从传统惯例，使它不发生什么影响，使它不能努力于历史上的活动。”(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然而，从目标对准未来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上述论述，虽然我们未来的目标与那些先驱者不尽相同，但也同样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任务，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使我们的祖国腾飞于世界，需要多少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
　　
　　让命运实现吧――马克思的规律永在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预言式的话：“没有一种巨大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就让命运实现吧！”(《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仿佛就是为了证实这一预言，一八九四年的黄海激战，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其后中日马关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耻辱，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同时也赢得了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留学日本所得收获的补偿。实藤先生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这种情况，他说：“中国人的爱国心，可说是直接和间接地由日本人所促成的。可是，举世之中，也只有日本，成为这种爱国心所要抵抗到底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出历史的悲剧。”(《留日史》第427页)
　　看来，恩格斯的话具有规律性的意义。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大灾难之后，我们相信，作为补偿，中国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也是必然的。为了更快地赢得这种进步，让命运实现，我们想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而以往时常被人们忽视的下述规律：
　　第一，我们应当全面地把握经济关系这一概念的含义，因为经济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概念。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以往人们的理解时常就到此为止了。――引者)。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对此，笔者认为似应作这样的理解：由于本国的国情、她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要素，这就意味着对经济关系作具体的动态的理解和实事求是、立足全球的处理。由于发展“全部技术装备”和清除因传统或惰力保存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乃是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和民主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
　　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际上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上述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冲淡了这些任务的迫切性，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题，这些在今天已变得十分紧迫了。
　　第二，知识是社会进化之酶，知识分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力量。这不是什么应时的议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客观规律。说到历史发展，恩格斯作了最简要的概括，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反杜林论》)显然，这种“发现”决不是神灵的启示而是知识的积累。而正是到了热转化为机械运动的工业化机器体系的时代，马克思欣喜地写道：“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1857―1858年))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最充分地施展他们的创造性才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这一规律的意义不止在此，它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高级阶段必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而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志又必将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化。因此，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壮大这支队伍，提高这支队伍――这一任务，也由于它与马克思的规律的一致性而变得极为神圣。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吧：“计自一八九六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四十二年间，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五万人，蔚成中国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而留日运动所造就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巨的影响。”(《留日史》译序第1页)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需要涌现更多的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和郭沫若，需要造就千百倍于当年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肩彦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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