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儒家责任与艺术精神的调和】儒家精神
时间：2019-02-13 05:48: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儒家文化孕育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而后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两千多年的影响。深处文化传统的中国士人，最初秉承了儒家兼济天下安邦定国的沉重的道义责任。自汉魏两晋到唐宋，随着文学、书法、绘画、园林艺术的产生和兴盛，儒家士人开始在艺术中寻找对凡俗肉身的解脱，求得心灵的超越，以艺术的审美来调和儒家传统给士人来的责任感。本文即是简略的梳理这个过程，分析道德责任和艺术精神如何在士人身上慢慢的调和最后达到平衡。
关键词：士人；儒家责任；艺术精神
儒家发育于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此时国家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抒难解患、救民水火是诸子百家共同的追求，其中尤以儒家为甚。徐复观先生说：“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虽然同时出于忧患，不过儒家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得到解脱。”儒家的救济是儒者们始终努力的目标，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也是培养这种救济的精神。
一、儒家的沉重责任
《大学》一书开宗明义的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欲明明德，则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始终是儒者所应遵从的原则和所当承担的责任。《论语》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者只有自身的德行甚高，方可旁及他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见，儒家强调和重视的是推己及人的修身原则。不论是人生而正直还是戾恶，儒家始终相信人可以通过修身得以提高和完善，而后才可进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这就是出世。儒者的所学所修，皆以出世为所求。“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不论怎样，儒者都应存救世之心。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坚定不移地以济世苍生为己任，努力推行孔子的仁政。他四处奔波，游说诸侯，即便被时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也矢志不改，还自信的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也？这种强烈的兼济天下的追求，自孔子开始便成为儒家始终如一的精神。《论语》中在记载了诗人对孔子的这样一个评论。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儒家的学者常常有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他们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挂念和关注，主动承起担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和责任。
二、儒家意识的魏晋之变和艺术的兴盛
儒家自孔子开始，一直强调严格恪守道德准则，把自我的价值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中。两汉大一统的时代，这种观念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被那时的士人尊奉。待到东汉末年，国家动荡，政权崩溃，礼制失坏，他们在出仕无望的情形下，“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
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士人所面临更多的是现实问题，诸如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权衡。对此，嵇康完完全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努力的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愉悦的、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从嵇康留下的诗文中，可以体会他的那种理想：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古风，吹我素琴。咬咬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之十三》）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之十五）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四言》十一首之一）
这些都表达了一种闲适自然、悠游畅然的情绪，而嵇康所希冀的生活正是如此。我们在诗中可以感受的到超越于尘世之外的那种清冷的明净，嵇康的性格也是像他的诗一样的真率切直。嵇康的诗是他审美情趣的一种表达，他的生活也充满着审美的情趣。嵇康精于音乐，能书善画，是一个艺术修养很深的人。嵇康希望的就是摆脱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约束，进入一种理想的艺术生活，他所追求的人生则是一种如诗如画的人生。这时的嵇康已经身在儒家的传统之外了，或许更确切的说那个是儒家传统体系已经瓦解，无所谓在不在其中。而嵇康最激烈的主张莫过于“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最终给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因为他越是自然和真率，就越是反衬出名教的虚假和伪饰。
严格的说，嵇康已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士人，因为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而嵇康更是厌恶荣华名利，排斥出仕。
焦朋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师琼枝。多谢世间人，息驾惑驱驰。冲净得自然，荣华何足为。（《述志诗》二首之一）
泽雉沥野草，灵龟乐泥蟠。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与阮德如》）
在这些诗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厌仕情绪，他不愿意追求利禄，也不参与政治争斗，他只想要一种玄学化的人生。可嵇康的被杀，已经证明这样一种道路在当时的行不通。
魏晋社会之现实与正始士人之心态有着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左右了这些士人的命运。比之嵇康，阮籍更有一种儒家入世的志向，而后来他却佯狂避世，苦闷终生。嵇康的好友山涛，则积极入世，小心谨慎的接近权力中心。他处世深沉稳重，不像嵇康那么刚直峻急；他好老庄，却“不肯以谈自居”。事实上，山涛的人生观依然是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态度，可是他也像嵇康一样崇尚玄理，爱好自然，只不过对于山涛而言，他可以将这两个方面调和的很平衡。
在六朝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士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仕与隐的选择。出仕可担起兼济天下的责任，但自身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很大的威胁；退隐可保全性命得以安身，但意味着放弃了儒家的责任并且生活因没有俸禄而显得拮据。嵇康之死，阮籍之狂，山涛之仕，或多或少都为这种矛盾所左右。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代，清谈之风盛行，议论玄理亦成士人所好。玄言诗因此而兴起，山水诗和山水画开始出现，私人园林进入士人生活。诗画园林艺术的繁盛自然有个体之觉醒的因素在其中，但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社会动荡带给士人的刺激。因为担起儒家的责任愈是艰难，深处困境的士人便愈是要寻求现实之外的超脱。
三、儒家责任和艺术精神的调和
盛唐时期的诗人王维，身居高位，可是寄情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他的诗歌清新自然，淡泊明净，正可以调理庙堂里带来的焦虑与动荡。中唐时的裴度，二十年间四度为相，几乎系社稷于一身，可他面对“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东都之胜概。”而到了白居易那里，艺术精神则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之中，甚至盖过了兼济之志成为他人生的主导。
被贬江州之前，白居易以济世匡正为己任，可在这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后来，他在《中隐》一诗中基本上表明了他的态度：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远离政治中心，依然在地方任职，有时是权职有时是闲职。不过这时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处一世，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总是难以两全，所以在他看通了这个之后，出处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既不愿辞官归去彻底放弃兼济天下的责任，也不愿意投入政治彻底抛开独善其身的情趣。因此，他选择了两者的折中，即他所谓的中隐。白居易在恪尽职守地完成公务之后，便向自己的内心寻求解脱――这就是所谓的“身心相离”。他关注的重点不仅再是外在现实的盛与衰，还有个人生活的适意，精神境界的超越和自由。
白居易的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士人的处世之道。他们一方面尽可能的承担起儒家兼济天下的责任，另一方面，不管得意与否，他们会在诗画音乐园林的艺术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以求调和责任带来的负担感。宋代初年王禹�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写道：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唐代以后的士人几乎都有两面的自我，一面努力承担起兼济天下的责任，一面是隔绝现实在琴棋书画中找寻解脱。钱穆先生说：“儒家教人孝、弟、忠、恕、爱、敬，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向前，一切负责任，人生的义务性太重了，要你具备着一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义命所在，使你感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中国人这种伦理观念的后面，不得不有中国人这种的文学与艺术与之相调剂。”
儒家的强烈社会意识和沉重的道德责任带给士人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保证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之传承和民族之绵延。可也因为太注重社会意识和道德责任，使得文化中的个体和民族中的个人承受太大的压力。中国的文学不同于西方充满的批判性，中国的绘画不同于西方附带着宗教性，中国的建筑不同于西方给人的崇高感。中国的艺术所给予士人的是温柔的宽慰，在他们身兼着济世责任处理着凡俗事务的同时，供养着他们心里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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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