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梁启超_梁启超传

时间：2019-02-14 05:35:3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梁启超的价值应不仅在于戊戌变法的参与者那么简单，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梁启超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中国人读历史，喜欢关注故事，谈历史人物，也是喜欢人物的传奇事迹，而且在谈人物时，喜欢简单化，喜欢贴标签，不太注重人物思想上的、文化上的意义，这样往往忽略了人物多方面、深层次上的历史价值。
　　我们重新认识梁启超。其一，梁氏是一个认真思考问题、多有发明的读书人，这里所说的发明，指的是他不泥于资料，能提出创见。为了说清楚这一“发明”的意义，需要特别援引黄侃先生毕生的一个信念来予以说明。黄侃先生特别注重发明，而不注重发现。张晖先生在《我们怎样理解黄侃》中提到，1931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日本人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侃对他说了一段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川幸次郎写道：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话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不泥于资料的收集而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有所“发明”，也就是提出创见，这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当然上述吉川的话也有些过偏，其实王国维也多有发明，他的《人间词话》就有许多的创见。说到梁启超，我以为，他不仅有发明，而且他的发明还常在大处着眼，这是很值得今天做学问的人文学者所重新认识的。
　　譬如，我们现在说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据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一文中考证，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的《东籍月旦》中首次破天荒地提出了“民族”这个概念。到了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时，又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过了一年，到了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于“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文中谈到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问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日国家观，二日世界观。”此即为“中华民族”滥觞之始。关于“中华”，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到了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
　　1906年梁启超写就《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在其中列举了其所研究关注的八个问题。即：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
　　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二问题。
　　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次，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否乎，若有之，则最重要者何族何族，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三问题。
　　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多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道，有可考见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四问题。
　　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长其混合者否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五问题。
　　迁徙之迹，限于域内乎，抑及于域外乎，若及于域外，其所及者何地，其结果之影响若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六问题。此问题即“中国以外更有中华民族所立国与否”之问题也。
　　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顾何以外来之族多同化于我，而我各省各府各州县，反不能为完全之自力同化，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七问题。
　　自今以往，我族更无求以进于完全同化乎，抑犹有之乎，若有之，其道何由，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八问题。
　　带着上述诸多问题，梁氏把中华民族分为八族详加讨论，详细考辨每一民族的起源、发展过程、迁徙路线、生活习性和心理特征等。至此，关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基本上确立了。这样做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之道。还要指出的是，他的“中华民族”这个观念并非一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五年左右的长期的思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史论著大量涌现，而其写作思路基本上是按照梁氏的民族史论著模式编写的。梁氏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观点和研究范式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其在民族史学研究领域内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单例不足证，兹再举一例。中国是否经过了石器时代，直到二十世纪初年还尚无定论，但梁启超1901年在上述《中国史叙论》中就明确将中国神农之前的时代划为石器时代。其时，离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著名的仰韶文化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中国有石器时代尚有一、二十年。梁启超的根据是丹麦考古学者汤姆逊提出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他在文中说：“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绝不为过。”可见，梁启超的做学问，一是勤于学习，关心中外学术思想动态，与时俱进；二是凡有所学，皆不泥于资料，而是积极思索，与有关国家、民族的重大的问题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创见。
　　其二，要看到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在建立事功方面他是一个敢于并善于亲历亲为的人，而不是一个只做书斋中学问的读书人。他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搞变法，这一点人皆尽知不去说了，这里想说一说他在支持共和制与袁世凯抗争方面的行为。关于这一段史实，人们知之不多，而他在这一时间段中的表现，比起他的变法之举，更堪称英雄壮举，实在可歌可颂。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梁启超一改过去死战革命党、搞垮袁世凯的既定方针，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新的八字方针。梁启超一变为联袁拥袁，这时的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借他的力量推行资产阶级宪政。从为民为国的大的事功方面来看，可见梁启超是一个注重实际、与时俱进的人。后来，梁氏离开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大搞专制独裁统治；一意孤行，意图复辟帝制，梁启超民主政治的理想可能会付于一旦，他忍无可忍，最终走上反袁讨袁的道路。
　　梁启超亲历亲为，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为此他写了文章。在文章写成还未发表之际，袁世凯派人送来二十万元，让他不要发表文章，但他不为所动，将钱退回并无所畏惧地发表了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一出，海内外轰动，对遏制袁世凯称帝起了很好的作厢。当然，梁启超不是一个鲁莽的不知道保护自己的人，到了后来，在有生命危难之时，他聪明地将家搬到天津，而他的天津寓所则成了反袁护国战争的起点。蔡锷准备起事反对袁世凯，首先到天津去征求梁启超的意见，因为梁启超曾是蔡锷的老师，为蔡锷素所钦佩。师生两人一夕谈，达成共识：蔡用枪，梁用笔，同为共和战斗，不成功便成仁，为共和不惜血洒中华大地，死也死在中国。尔后，蔡松坡便回京城，依计联络旧部，并在小风仙的掩护下，东渡日本又赴香港再转昆明，沿途躲过暗杀他的人，终于到达昆明举起义旗，打响了护国战争，最终导致袁世凯下台。这一次的护国战争，算起来，起点确实应该在梁启超天津寓所的书房里。护国战争一开始打得并不顺畅，在关键时刻，梁启超丢开笔，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南下广西南宁，途中曾在越南与中国交界的大山中蛰伏十天，这十天中他还发着烧，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尔后他终于到达南宁并成功策动广西方面独立，一举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知识分子做到梁启超这样，也算不枉此生了。论学问，发明重于发现；谈事功，知行能够合一，这是我们要向梁启超努力学习的地方。“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若连这样的“法”都不去取，那么，当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只怕会如鲁迅先生小说《风波》中的九斤老太所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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