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激发杂文|杂文是什么

时间：2019-02-14 05:38:0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乐朋简介　　本名杨岳鹏，江苏武进人。1944年生，196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长期供职于江苏省政协研究室，现为省作协会员。业余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及鲁迅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始，半职业写作杂文、随笔。作品曾获《南方周末》、《四川文学》、《杂文月刊》、《南京日报》、《杂文报》等举办的征文大赛奖。已出版杂文集有《西窗听雨》、《白鹭秋枫》、《随笔百题》、《飞絮集》、《乐朋杂文》、《风卷残荷》等。
　　
　　 ○记者：您的杂文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请问您是怎样与杂文结缘的？
　　 ●乐朋：与杂文的结缘，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但我接触杂文的时间却要早得多。六十年代后期，我在上海读大学时适逢文化大革命，马、列、毛的著作和鲁迅的书，是当时唯一可读的书。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尖锐泼辣、深刻幽默，引发了我的阅读兴趣。后来走上社会，又因为长期吃文字饭、“耍笔杆子”，在从事起草报告、讲话的“正业”之余，也干些思想、文艺评论之类的“副业”。一来是坐久了机关，觉得过于单调，想调剂一下自己的生活，二来写多了替领导立言的官样文章（它什么都得有出处、对口径，容不得自由思想），感到很受拘束，且此等文章套话连篇、枯燥乏味，我自己看了也觉着没劲，就想写点活泼的东西，借此调剂自己的思维、文笔。这样，“我手写我心”的杂文，即成了最佳的选择。
　　真正结缘杂文，则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与《文汇报》颇有渊源。我回南京工作时的一位报人朋友被调到了《文汇报》，正是通过他，我结识了“笔会”副刊的杂文编辑朱大路同志。从此，我集中精力、专务杂文，才算真正踏进了杂文界。
　　 ○记者：您曾说：“作为中国文化和文人的生存方式之一，杂文的命运，仍将曲折多艰。”如何理解“杂文是中国文化和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乐朋：我说过这话吗？但这句话，倒也不是对中国文化和文人的唐突。我这么说，多少有些道理。首先，中国文化和文人的生态，一直不那么好。帝国皇权时代，正直、敢言的入世文人，即便做了不小的官，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等，都因为一篇奏章、一首诗，惹出祸端，遭贬、流放，他们的生存状况，大抵是失意多于得意。历史上的文祸、文字狱延续了两千余年。欲避其祸，除非去做吹牛拍马的马屁文人，为权贵们歌功颂德！其次，文人遭遇不幸，心生不平与牢骚，就得寻个一吐块垒的地方；而文人的看家本领就在用文字，于是他们用形象的笔调，写小品、札记、寓言和神鬼故事，鞭挞黑暗，抨击时弊，讽刺愚顽，抒写性灵，以寄托其愤世嫉俗的郁闷情结。这些，就是古已有之的杂文。
　　于今的情形与过去不同。舆论环境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宽松、自由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过去有个说法，称文学要干预生活。我的同乡，已故小说家高晓声则说，不是文学干预生活，而是生活干预文学。现在也可以说，不是杂文干预生活，而是生活干预杂文。一些官员，自己当政的地方出了事端和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第一、舆论引导第二，而是反其道而行，先要封锁消息、围堵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还真要当仁不让，成为舆论监督的武器。
　　 ○记者：时下一些杂文存有追热点，求时效的弊病，多以新闻为由头，撞车情况屡见不鲜。而您的作品则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题材新颖，“发现”独到，如《谁怕知识分子》、《刈人如刈草》，“避热就冷”，挖掘深入，作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请问您如何把握题材的取舍？
　　 ●乐朋：现实生活里，媒体报道中，杂文题材简直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会写杂文的人，完全不用为题材发愁。关键在于杂文作家的思想、文字功底，即其能否对题材作深度开掘，另辟蹊径，写出新意。要说我的粗浅体会，大致有三。其一，取大舍小。尽量选取那些事关大局、有较大认知和审美价值的题材，少取或舍弃鸡毛蒜皮、无关宏旨的题材。其二，取远舍近。这是就题材的地域而言。其中的原由不言自明，少麻烦、易发表嘛！其三，取新舍旧。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对新近发生的人与事作解剖、评说，很抓眼球。规避“撞车”，则要靠对题材解读的独特性。如用一般常规思维，所见略同，不如罢了。此类杂文，又易混同时评；我的想法是，宁要时评杂文化，不要杂文时评化。或许是我年龄大、反应慢，写时评力不从心；所以我对旧题材有些偏爱，喜欢选取一些旧闻做题材，用独立的视角进行冷处理，力求推陈出新。如您提到的《谁怕知识分子》，题材偏旧偏冷。我所提出的问题――旧皇新贵、连同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害怕知识分子，也不算什么新问题；要说有点意思，就是解剖了中华古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历史背景”，即其小农生产方式和专制政体所熔铸的社会“潜意识和畸形心理”。这条“历史的尾巴”拖延了千百年之久。就是说，抓住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才挖出那么一点新鲜东西。
　　 ○记者：杂文家严秀先生曾说，杂文有两“性”，一个是思想性，一个是艺术性。“思想性是‘质’，艺术性是‘文’，‘文质彬彬’，然后杂文才能成立。”您亦曾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能否结合您的创作谈一谈？
　　 ●乐朋：关于严秀老先生的经验之谈，我举个小例子吧。今年春节刚过，北京一些商家贴出告示：根据公安机关要求，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我据此写下《菜刀管制了，别的刀呢？》，千把字的短文，怎么兼具两“性”？我不过是抄了点近路。其思想性，在批评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揭出陈旧的社会管理思维的荒唐；要说有什么艺术性，那就是尽量拓展想象空间，对菜刀之外的水果刀、剃刀、剪刀、铅笔刀一一推想，指明其同样具有行凶杀人的功能，必须同样推行“实名制”，以至对木棍、砖块、拳脚，都须登记注册、管制起来，方可安全、稳定了。行文调侃戏谑，近于荒诞杂文。它是否得具两“性”，我自己也说不清。
　　 ○记者：有人用“高烈度”来形容您的杂文，喻之文性属火，烈度高。生活中的您是否一如您的文字一般“生辣、本真、血性”呢？
　　 ●乐朋：用“高烈度”形容我的杂文，有些过誉。自忖我的用笔，还不算尖刻、恶辣。但年轻时的我，倒真喜欢喝六十度的烈性酒，不大愿意喝三十来度的低度酒。生性耿介、心直口快的我，看不惯那些在领导跟前逢迎拍马的人；好提意见、爱唱反调的我，在生活中吃亏不小，但我又不悔。我向往坦坦荡荡做人，做事情则力求做好，起码要做得比一般水平好些。现在年齿渐老，心性也趋平缓，不再追求完美，对一些人和事也淡然处之了。连老伴都说，我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生活总是布满残缺，难有完美；过于崇尚理想主义，自己就活得累。顺便说一句，由于身体原因和医生告诫，现在的我已戒酒多年，高度、低度都不喝了。但或是积习难改，有时在一些读史随笔中还是爱“尾巴翘一翘”。如说李鸿章的“迷踪拳”，就在斥责晚清官场的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歪风之余，再安了一条小“尾巴”：“质之于今，其无后乎？”没办法，生活和现实在激发我的联想，挥之不去。杂文作家关注现实是必须的，他不能像鲁迅所说，“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地自欺欺人。
　　插图／最顽强的树／Dadu Shin

相关热词搜索：杂文，激发，生活，

生活激发杂文|杂文是什么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