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个人化的历史_2018年个人工作总结

时间：2019-02-15 05:51:1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前人论史，往往史料、史才、史学三者并举，其实三样之中，前面一种是基本，但一部历史著作是否“良史”的关键，端在后两者。因为承平之世，只要作者不偷懒，史料齐备大约是可以做得到的。然而史才史识平庸，对齐备的史料就不免歪曲涂饰，削足适履。从这一点上说，我更赞成多一些“个人化历史”，即使故作怪论，倒也许可以启思引智，即使全无是处，淘汰起来也容易得多。怕只怕集体写作，看起来四平八稳，暗地里偷梁换柱，还要动用“集体的力量”，让它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吕思勉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写于“孤岛”时期的上海，那时图书馆大多内迁，吕先生自己的藏书又多留在沦陷区，很多引征是靠记忆和读书卡片，认真择抉起来，当不乏小疵。而且后来的许多历史或考古的成果，吕先生都没有看到。然而就今日观之，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吕先生踏实的治史功力和显著的个人化色彩。
　　首先让人赞叹吕先生匠心独运的，是他把整部通史拦腰一分，划为《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两部。这样既避免如正史般主述政治而以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为附庸，以至被讥为“二十四姓家谱”、“相斫书”弊病。又不像一般统编教材一样一勺烩，把一条活活的鱼切作几十块。如《中国文化史》又分婚姻、政体、财产、官制、住行、学术等十八章，读上去纬络分明，章节之间却又血脉相连，真正不枉了本书叫做“通史”。
　　一方面，吕先生牢牢坚持着“言必有据”的原则，注解几逾全文三分之一；另一面，吕先生的独到见解，在在皆是，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大略可分两种：一是孤陋如我辈闻所未闻的，如吕先生在论科举时讲，古人又不是傻子，何尝不知科举考的全是无用之物？只不过一个人能否将无用的东西学好，却也可以看出其人聪明与否，所以科举选的不是学有所成之士，而是在选可堪造就之人，这种说法有些惊世骇俗，却不失为一家之言；还有一种也是道人所未道，但颇有预见，能让人借古鉴今，如谈到“为什么文明化极早的中国科技一直不发达”这一让本世纪中外学者百思不解的问题时，吕先生讲了好几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一)社会上并不真正需要。这一点以史衡之，是否站得住，我不清楚，然而当下却正不乏此类“虚假进步”，形而下者如开口windows，闭口internet，形而上者如开口消解后现代，闭口颠覆后殖民，都是。(二)科技工艺进步会破坏社会规范，引发奢侈习气，引起不平和争斗，所以《记・王制》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这是关于“平等与效率”命题的较早的思考。虽然吕先生并未对之作价值评判，但其中自有发人深省之处。
　　这本书是“史”，其中的“论”也是跟着史走的。但浮浅无学如我，偏是对“论”更感兴趣。个中轻重，只好各人读完之后，自行决断了。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版，定价1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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