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与思想:近现代日本知识人的一个侧面_中国近现代思想演变

　　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日本人的形象多半是与战争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近代日本知识人的认识自然也不例外，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他们在战时和战后的思想以及行动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益的争夺而导致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令日本国内思潮的起伏显得尤为明显――君主立宪的变异、民主主义政党政治的兴起和失败、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覆灭、民主主义的重建，中间又夹杂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抗争等等，日本的知识人在这些时代的漩涡和诡谲中或反对或沉默或支持，各自发出了声音。因为居于精英地位，他们的作为对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创刊于大正时代的《思想》杂志是日本知识界深具影响力的精英杂志，其在一个侧面可反映出当时日本知识人的某些精神特质，而杂志所关注的问题也投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怀。
　　《思想》从一九二一年发行至今已过一千多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注的焦点和思索的中心也不断发生变化。如果检索《思想》第1000号的纪念专辑，我们就会发现从哲学命题到学科热点，从历史问题到文化建设，从政府政策到民族精神，论题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到了二十世纪所有的重大现象和事件。杂志每期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杂志能够在经历各种时势变换与政治角力之后依然坚守读书界的重要地位，其本身的发展也堪称一段历史传奇。
　　
　　一
　　
　　《思想》杂志是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性刊物，由日本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岩波书店出版发行。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其考察对象重在“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学理考察来解读社会状况。杂志创刊于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历经大正（一九一二――一九二六）、昭和（一九二六――一九八九），中经两次短暂休刊，延至平成（一九八九―― ）时代，目前仍然在日本思想界享有重要地位。刊载于不同时期的文章相应地折射出了近代日本思想演变的轨迹，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运动、日本主义、日本精神论、民主主义等各种二十世纪的主要思潮均有广泛深入论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可说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写照，在近代日本知识人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具体说来，杂志可相应地划分为三个时期（清水�太郎：《小さな�史》，刊于《思想》1000号；佐藤卓己、�部直、米谷匡史：《思想の100年をたどる（一）――1921―1945知の��と再�成》，刊于《思想》1000号）：一九二一年，一战后不久，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社会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空气中，《思想》创刊了。此后编辑部认为杂志逐渐“偏离原初宗旨，过于误入歧途”（清水�太郎），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号后休刊，是为第一期；一九二九年威尔逊体系开始瓦解，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思想》是年复刊，随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激烈论争直到日本战败。虽然杂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后继续发行到次年春，但被认为不过“是一种残喘”，是为第二期；一九四七年日本处于战后民主重建时期，杂志也一改往日风气，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这是第三期的开始。
　　那么《思想》是怎样的一份杂志呢？这一点上，它的发行宗旨应该是最好的说明。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号的“发刊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号的“再刊辞”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恪守谨严的学术态度，坚持知识精英的普世关怀。在对读者的宣言中，杂志表示要“不媚世俗潮流，并且使一般普通读者能对永恒性问题产生亲近”；此外，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普遍性的基础问题”、“普遍性见地”、“一般性展望”和“普遍性的东西”等内涵也在办刊宗旨中一再被强调，这些表述体现了杂志对普遍价值的高远立意以及知识人的精神诉求。
　　首先是作者。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思想》，尤其是杂志早期，撰稿人都是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根据自由主义知识人清水�太郎的回忆，撰写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评论家“基本都是哲学学者，甚至是出身于哲学专业的人”。
　　其次是重心。大正时期的哲学盛行文化教养主义和人格主义，展现的是“内向的个体性逻辑”（船山信一：《大正哲学史研究》，法律文化社一九六五年版）。西方尤其是欧洲思想成为日本这个时期知识人的积极引进和提倡的重点，产生于此时期的《思想》同样也渗透着欧洲哲学的意味。从创刊号开始，在东京大学任教的德国哲学学者克贝尔（R. Koeber）的文章屡屡刊载，追随和受教于其的日本弟子也纷纷撰文，形成了早期《思想》上的一幅日本的西方哲学研究图景。这也佐证了此时的日本（哲学）尚处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时期。参与早期创办的和�哲郎回忆：“《思想》第二年基本确定了大体的风格规模，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的内容比第一年少了，哲学相关的文章逐步增加，此外还夹杂着美术史、考古类和文学类的文章。”（《〈思想〉の初期の思ひ出》，《思想》1000号）从这一点来看，杂志风格日趋学院化，这也是导致其后中途休刊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是取径。《思想》一再主张要挖掘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即便是在时事问题的讨论上。一九二九年针对处于国民革命中的中国，杂志开辟了特集《支那号》，引起了人们的不解和疑惑。对于世人觉得不合时宜或惊讶的心情，“编辑后记”强调了要从哲学等方法论上去发现和理解问题。“许多学问都需要在方法论上做进一步切实的再考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对哲学报以关心，……‘思想’要在既有领域之外发现问题，这样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新鲜而有活力的思想与问题是现在的《思想》最为需要的。《支那号》也产生于这一需求之中。”（一九二九年七月《支那号》特集）
　　综上可见，《思想》是一份纯粹的知识精英杂志，哲学的普遍性意义尤其突出。“‘思想’具有俯视民间思想和民间思想家以及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的自信，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的另当别论，它充满了思想精英（elite）的骄傲――这里的精英指的是真得把欧洲哲学视为自己所有的知识人。”（久野�：《�者の一人として》，《思想》400号。）这一知识精英的自我定位也是本文将其视为了解日本知识人精神之媒介的考虑之一。
　　（二）保持对政治的谨慎，避免学术沦为政治的代言人。
　　杂志能否“不媚时俗潮流”，独立观察，使普通民众对存在等终极性问题产生兴趣，这不但需要对大众趣味的知性甄别外，还依赖于杂志对政治所秉持的立场。《思想》创刊的大正时代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中间过渡型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但以民主主义思潮和人文教养思潮（如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特色的大正时代夹在致力于近代国家建设的明治时代与极力推进国家统制的昭和时代之间，显得别具一格。相应地，这一特色也反映在哲学上，与明治和昭和这两个时期的学院哲学不同，大正哲学“超越了政治与社会”。后世学者认为：“如果说明治是国家的时代，昭和是社会的时代，那么大正是个人和自我的时代。”（船山信一）所以，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哲学思潮的环境下，杂志自然倾向于独立自我的知识性格，而不愿拘泥于派系之争。
　　首先，杂志重在用学术态度，即从文化的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来解读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对于一九二九年复刊前的《思想》，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各种思潮尚处于思想的层面，且还没有彼此开始论争，对于国家的政治评论“虽然在《思想》以外的世界――现实政治世界――处于漩涡的中心，但尚未以思想的面貌出现在学术世界里”，因为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是“自我、人格价值、文化价值”（久野�）。
　　其次，杂志对于政治干涉没有退缩而是选择积极灵活应对，坚持自己立场。作为一份体现社会精英意识的杂志，《思想》在战争时期难以避免政治的干涉，但杂志的编辑者依然坚称，“编辑的根本方针全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整个战时的言论统制时期也未有所改变”（谷川�三：《〈思想〉の十七年――昭和四年から昭和二十年まで》，《思想》1000号，再刊资料）。杂志是如何坚持学问的独立和自由的呢？从一些史料来看，编辑部对于政治束缚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一，想方设法躲避制度检查。比如，一九二九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野吕荣太郎的稿件，产业劳动调查所、警视厅以及特高课等相继介入，干涉阻挠，杂志编辑为文章的刊登积极设法奔走。还有，为使《政治的自由》一文避免在审查上出现问题，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匿名登载，但最后仍然没有逃脱禁止发售的处分，这成为《思想》历史上少有的禁止出版的一例。二，按照当时的杂志编辑惯例，在敏感字眼处打上叉字符号做掩护。“类似《思想》的杂志，一九二九年这一年份也对其产生了强烈影响，不管哪一期上都出现了醒目的打叉符号，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明白其中隐含的意思。”（林�夫：《〈思想〉の思い出》，《思想》400号）三，战时的“沉默”型反抗。当时《思想》受制于时局，在发表上处处受限。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杂志在外观上日益“瘦削”下去，“纸张质量大幅下降，发行也失其规范”，内容也趋单薄，发行上可谓步履蹒跚（清水�太郎），到最后，只能依靠西田�多郎的长篇大论撑场面了。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坚持着。对于当时的窘境，编辑之一林达夫不无感慨但又自豪地谈到，在战时所有日本杂志里，能够坚守“自由主义”孤垒、拒绝战时色彩文字的唯有《思想》一家，“只不过是，那份抵抗既没有英雄主义的姿态，也没有紧张的悲壮感”（林�夫）。
　　此外，除了杂志编辑之外，撰稿人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言论自由逐渐丧失的时代里，稍想添加一些对现状的批判时，使用的词语并不是社会学科的用语，而是哲学所独有的抽象用语。反过来，在参与为推进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作辩护这一可耻的工作上也似乎有必要借助哲学术语的抽象性来隐藏自己。”（清水�太郎）也许正是哲学的隐蔽性，使得举步维艰的《思想》能坚持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
　　西田的文章在杂志的生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虽然西田的个人生命由辉煌转继凋零，但就他所开创的京都哲学而言则发展渐至成熟。而且在《思想》杂志的本土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力图发挥沟通的媒介作用，实现专业学术知识与国民现实生活的融合。
　　如上所述，《思想》的宗旨和初衷是要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在“永恒性问题”和“一般普通读者”之间搭建起交流的知性通道。因为对普通读者来说，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的正是每日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而蕴含其中的“文化普遍性”则有待知识阶层的发掘和引导。杂志认为只有“从具体实际的关注出发”，对日常生活做出思考，才能“构建生活反省和自觉的最为切实的基础”。
　　必须指出，杂志的这一定位与岩波书店创办人岩波茂雄有着直接联系。岩波茂雄不但是位颇有魄力和感染力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以传递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人。他于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创办岩波书店，他以自己为媒介，试图使他所尊重的人们联合起来，在学者中扮演着一个热心的联络者角色（和�哲郎）。其倡导的岩波文化是要成为学术性专业知识与民众教养之间的媒介，即将高深的专业知识向广泛的大众普及开去，这也是岩波书店自认的文化使命。作为岩波文化组成部分的杂志毋庸置疑也致力于担当这样的媒介角色。岩波茂雄在杂志创刊时坚决提出：“《思想》不是同人杂志也不是为了发表主张的杂志，而是‘岩波书店的杂志’。”据和�哲郎回忆，当时专业性的学术杂志已经比较齐全，作者在发表自己研究上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缺少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一般大众通俗化的途径。这正是岩波茂雄创办《思想》的原因之一。
　　这里，杂志在内容的社会性和作者的开放性上显示了这一特征。杂志在快速变化的时势中，着眼于与民众有着重大和紧密关系的问题和现象。事实上，当时杂志的选题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哲学上除了通常的理论研究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上有普选问题、治安维持法的讨论，社会问题上有失业恐慌、死刑和无期劳役的探讨，文艺上有大众文艺、有声电影研究等等，显示出《思想》的社会关怀的广度。在作者上，杂志表现出了不拘一格招募社会贤达的渴望。“执笔者并非仅限人们向来熟悉的闻人和知名大家。我们非常希望今后作者中多些新进有为人士。”（清水�太郎）和第一期偏重于名家不同（如早期哲学研究上有克贝尔，在文艺创作上有仓田百三、吉村冬彦等知名作家），再刊后的杂志对“最能发现和产生问题意识并做有力探究”的“年轻一代”给予厚望。在此之后陆续登上杂志目录的人大多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有很多在这里初次登场后崭露头角。自由开放的胸襟和气度，精英与民众积极参与一个共同的平台，这使得杂志不断赢得新的读者。从岩波书店近百年来所创下的声誉以及《思想》至今的独特学术影响力来看，岩波茂雄的“媒介”定位无疑是卓有成效的。
　　
　　 二
　　
　　《思想》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影响无疑与最初参与创办者中都为学界知识人或文化人有关。这里简单检讨一下“知识人”这个概念的历史，以此提出这份杂志中所体现的积极意义。“知识人”（intellectual）是一个西方概念，它来自法国，与一八九八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事件有密切渊源，坚决维护社会公义的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等人被塑成了知识人精神的象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良知。本文也在这个基础上界定知识人的内涵。
　　近代日本知识人的特征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论题，毋庸置疑，近代日本知识人的叙事话语是伴随近代日本的“国家―战争”这一模式而展开的。在日本主义、国粹、国家主义、“日本精神”、亚洲主义等各种文化民族主义阐述乃至“东亚协同体”的政治话语叙事上，日本知识人都发挥了或明或暗、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力，且导致的后果是重大而深远的。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召开的两次极具恶名的“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系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座谈会与“近代的超克”（一九四二年七月）座谈会更是为“日本知识人―战争”这一课题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内容。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社会责任与良知的一面也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内涵。由此，《思想》杂志的战时行为更加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历史延续性使其成为近现代日本的缩影，更在于它曾作为一份处于严酷历史环境下的知识人杂志在坚持知识旨趣、思想自由和知识普及上的积极作为。这其中当然充满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力，但不可忽视的是知识与理性所具有的内在影响力。下面比照中西方知识人的历史和特征，对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作为提出一些思考。
　　先来看中国的士。据余英时先生的考察，中国的士是在孔子以后才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更为全面深刻和彻底。他提到，春秋时期，士从贵族阶层的底层脱落出来，成为四民之首，称为“游士”。这种“游士”就是中国知识人的原型。他们重在“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对世间和超世间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比如出仕为官或谏议朝政，在政治秩序中扮演批评监督的角色。无所凭借的士为了与君权相抗衡，求诸于内在的心性修养。一方面是出于护持内心的“道”，另一方面是力图通过“道统”来驯伏“治统”（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五年版）。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士志于道”，他们的职责是抗衡“势”（政治集权），维护“道”（社会良知）。
　　再来看西方的知识人。萨义德（W.Said）认为知识人不属于体制之内，他们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具有鲜明的公共性。他们担当向公众、为公众提出对国家和社会的批评职责。为此，知识人“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虽然知识人关心政治，但是一种“缓慢的政治”（slow politics），即不以施政为目标，而以省思为责任。萨义德认为知识人游离于政治秩序之外，即便要在国家和批评之间做艰难的选择时，对于真正的知识人来说，“批评更为重要”（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七年版）。总而言之，对于西方人来说，知识人的责任是对权威和传统的质疑、监督和批评。
　　最后来看近代日本的知识人。因为日本文化是由大陆文明的传入开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最早的知识人应该是那些首先掌握汉学知识的日本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去上古时代从大陆纯粹习得技艺的匠人外，日本知识人的雏形应该从汉唐时代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开始算起。“飞鸟奈良时代的留学生、《怀风藻》和《万叶集》中的诗人们可以称得上是知识阶层的先人吧！”（中村光夫：《知识阶层》，东京：新潮社一九五九年版）但事实上，发端于明治维新的近代日本教育系统沿袭的是德国传统，故而其在知识人的培育上也有浓厚的德国风，所以近代日本知识人已经和唐文化时期的日本知识阶层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区别的产生与日本进入近代这一历史进程是一脉相承的。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后，武士阶层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随后明治维新开启日本的近代，武士阶层转而成为“知识阶层的最初人才”（同上引）。一八五三年开国后，西学纷至，最先接触到西学知识（洋学）的无外乎港口城市，如长崎的译员或医生，而他们大多属于武士阶层。这些获得新知识的武士（尤其很多下级武士）积极传播新知和新式文明，提倡废除等级制度，主张四民平等，并且投身到推翻幕府和筹备新政中去，逐步把国民国家（而不是家臣藩国）的建设作为奋斗的使命。由政府创立的最初学校――蕃书调所也创立于这个时期（一八五七）。此校是日本人在黑船事件（一八五三）之后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军事和欧美语言而设置的，自然以西方的知识和学问为中心，其职责包括外交文书的翻译、洋书图书馆和语言学校三项内容。可以说，它集合了当时日本官方最为权威的知识群体。总而言之，明治维新促成了武士阶层向知识阶层的转变，由此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甚至认为可“把明治维新看作一个将以往武士阶层转变为知识阶层的过程”（同上引）。从上述来看，我们不妨将日本近代知识人的职责归为启蒙国人和建立国家意识的使命感。
　　
　　三
　　
　　综上所述，中国的士尽管有超世间的姿态，但始终属于统治阶层，具有统治意识，“劳心者治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人是在政治体制（意识）内部做监督和批评，他们的自我自制在于依靠儒家道德实践和心性修养的提升。也许是因为“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都把超世间和世间清楚地划分为两个领域，西方知识人一直到现在都不免有一种执见，认为知识人的本分是维护永恒的价值，而不应卷入世间的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余英时），所以西方知识人主要是以政治秩序外的超然姿态作民众的眼睛，维护社会的良知。他们的自我自制来自于超世间的力量。日本的近代知识人是由统治阶层的武士转型而来，而且由于倒幕成功、新政府顺利建立，加之这些身兼旧幕武士阶层和近代知识阶层的执政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由此也格外注重政府由上而下地普及教育和进行知识启蒙。于是，学校逐渐成为他们实践自身使命的基本场所，也就是说日本知识分子的使命实践场所回落到了学院（学问和研究），即创办学校以及展开学术研究，投入到知识本身的钻研上去。“明治初年的知识阶层，对周围怀着启蒙的义务感”，只不过由于当时“脱亚入欧”的思潮伴随着民族国家重建已成为“西学东渐”――西方进入东方――的最佳典范，这里的启蒙显然已不是中国传统中的“传道”，而更偏向于（西方）具体知识的普及。后世日本知识人在现实政治的讨论上易从思想学术的立场做探讨和解析的倾向，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寻找到一些源头。一九二九年《支那号》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就是一个例子。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自我自制归结于对知识本身的考证和追问。概括地来说，中、西、日知识人三者各有不同侧重，中国士人重“义理”的阐发（“道”）；西方知识人重精神独立“社会良识”；日本知识人则重知识的自我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士人和西方知识人相比，脱胎于统治阶层的日本知识人是从知识的基点来确立知识人的精神定位的，也就是说“回到知识”，即坚持知识理性。
　　诚然，上述日本知识界的理性只是整个二十世纪疯狂时代中的微弱力量，在其时能冷峻而严肃反思的知识人也只是当时少量的一部分人。尽管如此，其中的启示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思想统制的盲目狂热时代，能够令人冷静下来反思的也许唯有知识支撑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堪称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一面有着积极意义的精神之镜。同时，这也意味着，虽然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知识人各有其特点，但作为知识人三者都不可背离其自身存在意义上的一种共性，即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基础――某种技艺/知识的持有者，“士，事也”；他们也有共同的身份价值――维护和体现社会良知，“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追求精神的内在超越。但这里想要指出的是“通古今之道”是以“辨然否”作为前提的，或者说先要有“辨”的能力才可能对“道”有所理解和坚持，即知识人在超越知识范畴，达到发掘内在精神之前必须对知识本身有确实可证的辨别。“士”要言事议事，首先必须了解“事”，对“事”的掌握进入到哪个阶段，“议事”也应该停留在相应的层次。这同样也是知识人的责任和使命，只不过不是对国家和社会而是对知识和真实的责任与使命。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叶启政在题为“临别的告白”的退休感言中，不无忧虑地提出知识人必须坚持“严守分际而不具煽动蛊惑作用”的伦理道德。他慨言，“承担创造与改变时代的使命感，一向既是知识分子宣扬、也是肯定自己之社会角色的重要自我期许”，然而“处在这样一个一切价值被悬搁而个体性高度膨胀的所谓‘后现代’的历史场景里，这样的期许，……总觉得太过沉重”。纵看中日近代史，不乏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而舍身担道义的知识人，当然他们值得后人追念和尊崇，但在激烈和狂躁的空气中严守分际，严肃治学，在激荡的历史潮流之外保存一丝耐人寻味的沉稳而冷静思索的知识人同样值得我们感怀――因为这样的“严守分际”更体现出知识人其严谨自守内在自觉的一种责任心。“没有知识的基础，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国’的构想。”这里，余英时先生的谨慎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对知识人群体责任的告诫呢？在坚持知识和客观的前提下来进行对历史以及现实的思考，其实质是对知识本身的珍视和尊重。回到知识和超越知识，或者说学问家和思想家历来是知识人孜孜以求和相承相依的两条精神轨迹，而前者也许更是我们现在这个急速而浮躁的时代所亟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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