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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澜在开国大典前夕|张澜潇

    时间:2019-02-18 05:29: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被迫解散民盟总部      在抵制了蒋介石单方面召开的非法“国民代表大会”之后,1946年12月 18日,张澜东下上海。24日主持召开民盟中常会,决议:“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张君劢作为民社党负责人提交该党参加伪国大代表名单,亦以参加国大论,给予退盟处分。1947年1月6日至7日,张澜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指出,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会议决定,继续为维护政协决议而斗争。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困难局面,作出了思想和组织准备。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受到董必武高度赞扬,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
      3月1日,蒋介石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同时,强迫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走,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民盟和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进共退。陈毅赞扬民盟表现了对中国民主事业“忠贞不贰”的可贵精神,而当时蒋介石却对民盟痛恨已极,准备“按照处置共产党的办法处置民盟”了。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布《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宣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通令依据“《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软禁民盟南京总部负责人罗隆基。陈立夫对民盟从上海派到南京的谈判代表黄炎培说:这是“蒋主席直接交办的”,“民盟必须取缔,绝无回旋余地。”并要求民盟自行宣布解散…黄炎培提出要解散由政府下令,陈立夫说:“如要政府下令解散,就要逮捕民盟全体中央委员,并勒令全国盟员登记自首。”黄炎培被迫同意民盟总部宣告解散,同人辞职。陈立夫要黄炎培起草解散公告,交国民党审查同意后,带回上海,由张澜以主席名义公布,不准改动一个字。
      4月5日,罗隆基在两名特务“护送”下与黄炎培同回上海,张澜在永嘉里8号和成银行宿舍四川实业家提供的住所召集在沪中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楼下的屋子里,已挤满了军警特务和记者,与会同仁虽有异议, “终以大局被迫至此,已无否认之余地”(黄炎培日记),不得不被迫决定自行宣布解散。
      黄炎培心力交瘁,回到家中,便病倒了。
      张澜内心非常痛苦,散会后对女儿说:民盟要转入地下了。他当晚在房中漫步很久,彻夜未眠。次日对叶笃义说: “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个人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于是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个声明说:“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此声明上海各大报都不敢刊登,只有《正言报》和苏联在上海办的《时代日报》全文发表了。
      张澜和罗隆基随即被软禁在上海。
      
      指导民盟地下斗争
      
      早在1911年,张澜在辛亥革命的先导四川保路运动中,被素有赵屠户之恶名的总督赵尔丰在公堂上命兵卒用洋枪从前面抵着张澜的胸口,用钢刀从后面驾在颈上进行威吓,他也毫无惧色,仍然据理侃侃而辩。数十年来,他素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精神自恃,而今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在望,他面对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的软禁,更是处之泰然,继续指导民盟地方组织的地下斗争,为四川迎接解放作准备工作,支持香港民盟新总部的活动,并接见外国记者纵论国内外大事。
      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威逼长江。蒋介石准备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任总统,自己退居幕后,争取喘息时间,以图继续顽抗。
      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前,先派四川籍心腹张群回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妄图稳住西南,作最后挣扎之基地。宣布张群此职之前,又先召四川地方将领邓锡侯、刘文辉到南京面谕,要他们和张群“精诚团结”,支持张群。
      邓锡侯见过蒋介石之后,便溜到上海看望张澜。邓对1948年春蒋撤掉了他的省主席职务,用听话的王陵基接替一事很生气。张澜劝他说:“丢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你应回川,联络川军,等待时机,迎接解放要紧。”
      刘文辉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盟员,他带着参谋长杨家桢到南京后,便命杨秘密径往上海看望张澜,请教川康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张澜对杨说:“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并嘱他们早回四川。
      杨家桢回南京向刘文辉汇报了张澜的指示,以及从曾任上海警备司令以后到过四川的杨虎处打听到的消息:蒋军的长江舰队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刘文辉完全接受张表老的吩咐,并遵命为民盟提供了一笔盟务活动经费。张澜吩咐将此款存人四川人办的和成银行,汇往香港,补助民盟香港新总部的开支。刘文辉在蒋介石的接见和与张群的数度会谈以后,便借口“生活不方便”,飞回了四川。所谓生活不方便,即吸食鸦片烟。这次回川后,他下定决心准备起义,将吸丁多年的鸦片也戒掉了。
      张群要回四川任职时,也于1月 24日先到上海看望张澜,他对张澜说:“我要到四川去担任西南军政长官,表老,你有什么活要说?”
      张澜劝告张群说:“今天的大局你还不清楚吗?最好是跟人民走。”
      张群黯然回答道:“我也明知不行了,但我不能背离老蒋,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好背他,只好跟他走。”然后再问:“现在我要回川了,你还有什么意见?”
      张澜说:“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嘛!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准备在四川打内战,这就是为人民造福了。”
      张群答应这些事“回去以后斟酌办。”
      
      明确表示站在革命一边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名为《元旦文告》的求和声明。当月5日,新华社发出了毛泽东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指出蒋介石此举,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
      1月5日,张澜在虹桥疗养院对来访的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纵论了国内国际大事。据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导:“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本市讯:前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五日单独会见记者,预测中共不致接受政府之和平建议。……此七十七岁之民盟主席称:‘共产党可能完全不理睬政府的建议,他们也会说不,但是他们决不会说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以为希望很渺茫。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中,有两条特别不能接受,不要说共产党如此,一般人民也是这样。这两条即关于政府的接替和国民保持原状之要求。
      “张氏证实在香港活动的民盟分子数人已离港北上,与中共举行新政协,渠透露其中两人为沈钧儒及章伯钧。”
      国民党宣传部1948年诬篾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庸,合众社记者特就此访问张澜。张澜回答说,中共确是中国人民的共产党,走的是自己的道路。《申报》报道说:“询以中共领袖系道地之中国共产党,抑系共产(国际)情报局之徒党,张氏答称,渠以为彼等属于前者。”谈到关于“批评南斯拉夫狄托元帅”问题,“张氏称,‘我希望毛泽东抱定《新民主主义论》里的理想,而不要服从共产情报局的政策。’渠意厥渭若中共舍一国共产主义而为全球共产党之一部份,则中共欲获人民之拥护,戛戛乎难矣。询以若将告记者之一切在本市发表,对渠是否不利。张氏答称:若解释正确,则并无问题。”   张澜在谈国内时局时,指出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所提出的主要的两条,不但中共不会同意,全国人民也是不会接受的,蒋介石并非真正要和平,这是合乎民意的真知灼见。但对批评铁托问题的评论,当时一般都未能很好理解,感到不合时宜,有所遗憾。而今经过50多年,历史现实方才让大家明白,张老先生当年是何等的远见卓识,深谋远虑,令人赞佩不已。更让人没有料想到的,张表老此言,竟然和毛泽东的内心是相通的。
      李宗仁作代总统后,派邵力子、甘介侯于1月27日到上海,请张澜再像过去一样,出面“调解”。张澜坚持他 5日答记者问的立场,严正拒绝再作“调人”。张澜对他们说:“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一边,不能再作调人。”
      蒋介石之所谓下野,只是退居幕后,仍然控制着实权。张澜在被软禁之下,敢于公开宣布已经站在革命一边,不再是第三者,既要有胆识,更要有大无畏的精神。辛亥革命时的赵屠户,凰以洋枪大刀加身,仍然顾虑张澜衣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只责骂一声:“张澜,你好犟呀!”未敢下手。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下决心将多年与中共密切来往,近年更加并肩战斗的张澜杀害后抛尸海中了!
      
      张澜、罗隆基上海脱险
      
      罗隆基先被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治病”,费用由国民参政会支付,后被转移到虹桥疗养院。4月,张澜患泌尿道感染及齿床脓肿,私立虹桥疗养院丁院长免费请他住院治疗。人院后与罗隆基同住在一层楼上,二人虽然仍在被软禁中无外出活动自由,但已有机会见面,互通情报,研究时局和工作。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很快解放了南京,5月初进入上海近郊。周恩来在北平关心着张澜和罗隆基的安危,急电进军上海的解放军和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
      国民党当局命上海警备司令王新衡派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将张澜、罗隆基从疗养院押解到警备部看守所监禁起来,以备处置,毛森派卢湾区警备第三大队大队副阎锦文执行。身材高大的阎锦文率十余人来到虹桥疗养院,先封锁了楼下各个通道,再带两名武警杀气腾腾地冲上楼去,将罗隆基推到张澜的病房里,用手枪抵着张澜的胸口,要张澜跟着他们走。
      张澜沉着镇定,厉声责问:“我犯了什么罪?!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
      全院都哄动了,有的人哭了。副院长郑定竹医生闻讯急忙赶上楼来,严肃地对阎锦文说:“他们二人是我的病人,病还没有好,不能出院!”
      丁院长出差在外,郑定竹的妻子也是医生,配合郑定竹和阎周旋。郑表示愿用身家性命作担保,请阎行个方便,将二人寄押在疗养院的这间病房里,房门口由武装警察日夜看守。阎要郑写保证书,郑医生以高尚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毅然亲笔写了保证书,签了名。阎锦文拿到保证书,方才留下两个武警守门,带着队伍走了。
      阎锦文为什么这样好说话,有什么能耐敢对上司的命令有所改变呢?这是因为他是前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学生,他在杨虎门下进出时,受到过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此时已不想再为反动派卖命了,想为自己留点后路。加以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阎锦文平时和他相熟,自以为也算有点后台,便敢于这样“变通”行事了。
      杨虎在辛亥革命时期立过功,民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加以早年拜封建帮会大亨黄金荣为师时,曾和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因此很自负,竟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惹怒了蒋介石,撤了他警备司令的实权位置,仅给他一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闲职。杨虎从此对蒋介石更加不满,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和进步人士有所往还,到过四川,和地方爱国将领也有接触,最近刘文辉派参谋长杨家桢到上海看望张澜时,也就便访问过杨虎。
      地下党员王惜珍接受营救张澜、罗隆基的任务后,侦悉负责监禁张、罗的头目阎锦文是杨虎的旧部,便找关系去策动杨虎出面营救。杨虎满口答应,立即把警备副司令和阎锦文叫来,要他们全力营救张、罗脱险。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阎锦文受过杨虎的恩惠,加以二人对局势也有所了解,想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愆,便都表示坚决照办了。
      阎锦文在副司令周力行支持遮掩下,每天亲自带领武装警备队员去巡视虹桥疗养院。他一进大门,便声色俱厉,制造紧张空气。但到张、罗病房,态度就有改变,还向张、罗问寒问暖,二人感到诧异,但不敢与之攀谈。
      在阎锦文准备相机行事期间,杨虎又派得力亲信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到阎手下充当警备队员,协助完成任务。5月下旬初,解放军即将攻人市区,24日上午,警备部命令周锦文将张、罗移解到警备部看守所,企图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海中。阎锦文赶快去向杨虎请示,杨虎不在家,夫人田淑君说:“将计就计,迅速转移我家,今晚12时前必须完成任务。”
      阎带领潘云龙、庄儒伶赶到疗养院,又用手枪逼张、罗走,张澜仍不肯走,阎只好将营救实情低声告诉了罗隆基,又告以田淑君的电话,要罗直接和田通电话。罗隆基和田淑君打电话问明了情况,张、罗方才同意随阎离开医院。
      上车出院时,已是下午5点,全城已经戒严,阎锦文凭他警备司令部的证件和临时应急的说词顺利通过了层层岗哨。据香港报载,美联社上海29日电讯中说:“他们走的时候,途中屡屡被国民党军哨兵盘问,但每次阎都说他是送父亲和叔叔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因此得以通过。”特务头子毛森久等阎锦文未见押解张、罗到看守所,警觉有异,另外派人赶到疗养院,这些人扑了空,随后追赶而来。阎锦文察觉后有军车,忙将所乘吉普车转向小街背巷,然后弃车步行,命潘、庄二人分别背上张、罗,穿院越墙,摆脱追兵,来到环龙路杨虎公馆,田淑君热诚迎接,请张、罗暂时住到地下室里隐避起来,以保证安全。
      等候在江边接应的特务们落了空,在解放军攻城紧急的枪炮声中,慌忙上船逃跑。次日(25日)解放军进入市区,苏州河北面尚未解放,盘踞在那里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还悬赏30条黄金捉拿张、罗、阎三人呢。
      5月25日上海解放,第三天,(27白)傍晚,率部胜利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百忙中挤出时间前来看望慰问张澜和罗隆基,热烈握手,欢庆重逢!
      
      应邀北上出席开国大典
      
      5月30日,民盟北平总部临工会全体同人致电慰问主席张澜等上海脱险。
      5月31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暨临工会全体同志致电请张主席等去北平主持盟务:“上海市政府潘副市长转:张主席表方暨罗隆基、史良、郭则沉诸同志:世电谅达。诸同志久困沪滨,领导盟务,殊为敬佩。上海现告解放,请即联袂北来,主持四中全会,商订本盟今后决策。特电欢迎,并盼告行期。”
      6月1日,张澜等复电沈钧儒等报告平安:“沈衡山、黄任之、章伯钧兄转民盟临工会公鉴:各电敬悉。盟员中有数人遭难,弟等平安脱险。”
      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张澜,欢迎张澜、罗隆基“准备来平”,“共同致力今后建设工作。”
      14日,张澜、罗隆基等到北平时,火车刚到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和民盟几位负责人便出现在车厢门前了。张澜在女儿的搀扶下急忙下车,周恩来迎上前来紧紧握住张澜的手,频频摇动,连声说:“表老,你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三年不见了,在艰难的民主革命岁月里遇事商量共进共退的忠诚战友,胜利后在古都北平重逢,怎不令人欣慰激动!朱德是张澜昔日在四川南充办学时的学生,四十多年后再见老师,当即举手敬军礼,表示崇高的敬意。罗隆基等接着和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热烈握手叙谈,共庆重逢。
      张澜等都下榻北京饭店,毛泽东次日便从西郊香山别墅进城来看望张澜。行前要换衣服,卫士长李银桥取出一件来,为难地说:有一个补巴。毛含笑说:可以,张老先生一生清廉,衣着俭朴,和我差不多,不同的只是他穿长袍,我穿短服。毛泽东见到张澜,慰问寒暄之后,相互热切地回顾了4年前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三访特园和张澜闭户畅谈国内外大事的情景,转瞬4年,运筹有当,胜利重逢,颇感欣慰。毛泽东从关心张澜在上海的安危,谈到张澜在上海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时说,据《申报》报道,表老关于共产国际情报局和批判铁托问题的谈话,我内心是同意的,不过现在不能公开讲就是了。张澜听后哈哈一笑,他对当时的坦率直言,竟然和毛泽东的内心这样相通,十分欣慰!
      毛泽东邀请张澜次日去香山家宴,吃的是家常四菜一场,张表老归后对家人赞赏说:“这正是共产党伟大之处。”
      7月25日,周恩来请张澜到颐和园听鹂馆旁的住宅避暑疗养,民盟总部临工会有重要工作由负责人去向他汇报请示。朱德和另一位南充时代的学生罗瑞卿一同去颐和园看望老师。朱德说:“瑞卿可是一位好同志,难得的是他早年也受到你的教育,你对他的影响很深,勉励很大。”罗瑞卿连连点头称是。朱德派他的保健医生为表老检查身体,负责保健工作。
      四川正待解放,张澜关心着家乡迎接解放的准备情况,在一小片白绸布条上写了16个字:“时机未至,不能轻动,时机已至,不能放过。”托前来看望他的乡人杜重石带回四川交杨家桢转给刘文辉。稍后刘文辉的驻蓉(成都)办事处主任邵石痴(民盟盟员)来京看望表老,张澜又嘱他回去告诫刘文辉,起义时不要乱拉队伍,以免解放后带来麻烦,刘文辉都遵嘱照办。10月7日,败退成都犹吹嘘“决战川西”的蒋介石通知刘文辉和邓锡侯去谈话,二人察觉未通知其他将领,恐被蒋暗算,当即从城墙口溜走,到彭县兴隆寺与另一秘密盟员潘文华会合,9日三将军联名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慌忙飞逃台湾。刘文辉还遵照张澜嘱咐,起义前没有乱拉队伍,解放后起义部队秩序井然地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在会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周恩来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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