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总想哭的说说句子 [回忆父亲李金德]
时间：2019-02-19 05:29: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们的父亲李金德和母亲李玉明曾经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父亲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对外的身份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副官。母亲是周恩来副主席的译电员。每当他们向我们回忆起在南方局的战斗和生活，都非常激动和感慨。现回溯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几个重要时期的片段，以表追忆。
革命队伍里长大的“红小鬼”
父亲李金德，原名李道兴，1920年7月20日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华家河镇李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红安苏维埃政府建立后，1930年春，青年人参加红军形成热潮，群众都组织起来，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等。父亲出身贫苦，向往革命，他先在儿童团负些责任，主要任务是放哨、站岗、查路条、送信等，又急切地要求参加红军。只有10岁的父亲谎称自己已经12岁了，还是由于年龄太小一连三次报名都没被批准。后来，枫树坳的农会主席找到他说：你不是想参加红军吗?现在县总工会要一个勤务员，你愿意不愿意去?父亲回答说：只要让我当红军，干什么我都愿意。因为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县委书记徐宝珊调父亲到身边担任警卫员，以后徐宝珊同志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父亲也随着一起到了省委。
1932年11月，徐宝珊同志带着父亲参加了重建后的红25军，父亲仍担任警卫员，参加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坚持下来。1934年11月，红25军决定要战略转移，父亲特别请假回了一趟老家，把村里老人为他操办的一门娃娃亲退掉了。他怕自己万一牺牲了，会影响姑娘的一生。
不久，红25军便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长征。父亲被调到军部交通大队，先后担任班长、排长。交通大队是红25军非常有特色的一支部队，平时是军部首长身边的警卫部队，打起仗来，既负责传达命令、通讯联络，又是一支突击队，在危机时刻冲锋陷阵。
一天，红25军正在开会，突然被前来偷袭的敌军包围，全军除重病在身的徐宝珊同志外，男女老幼都拿起了枪与敌人血战。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把大刀一摆，率领军部交通队杀向敌阵。父亲紧跟在吴政委身后拼死冲杀。庚家河一役，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重伤，徐宝珊同志也不幸病故。父亲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不得已，部队把他安置在老乡家中养伤。
父亲伤好以后，和当地的地下党、红军伤病员一起参加了华阳游击队，他担任分队长。游击队打了很多胜仗，人员也发展到100多人。有一次，他们在城固通往汉中的山路上伏击敌人一支运输队，截获敌人30多担军用物资，影响很大，老百姓传说红25军在华阳留下一个“特务营”，厉害得很!威震一时的华阳游击队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调来重兵围剿。游击队被打散，仅存20多人冲出重围。父亲打听到主力红军在厚轸子、黄柏原、二郎镇等地活动，连续急行军五天五夜，终于见到了徐海东老军长。徐海东军长称赞他了不起，传命嘉奖，并任命他担任交通大队队长。
1935年7月，父亲随部队继续北上，出秦岭、过渭河、翻越六盘山，驰聘陇南陇东，威胁敌人西北后方的兰州，打乱了西北敌人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8月，在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战斗中，吴焕先政委身先士卒，率部坚守河岸，不幸中弹牺牲。他牺牲时，父亲就在身边。吴政委文武双全，打仗勇敢，是红25军的军魂。他生前非常喜欢父亲，经常给父亲讲三国、水浒的英雄故事，还帮父亲学文化。他经常夸父亲脑子好，虽没有文化，但传达口头命令经常是一字不差。吴焕先同志的牺牲，父亲尤感悲痛。多少年以后，提起老政委，父亲仍忍不住伤心落泪。
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前进至陕北延川永坪镇，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同志再次把父亲调到身边当参谋。有一次，徐海东对父亲说：“我们到了陕北，不再孤单奋战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远离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我久闻大名，可无缘相见，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呢?”父亲想，老军长想要见到的人，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胜利会师，红25军编入红一方面军。12月初，在陕北洛川夏寺湾，徐海东军团长命令父亲率通讯班给毛泽东、周恩来送信。父亲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英雄毛泽东、周恩来。
父亲当时虽然不到16岁，但身材高大、身体健康，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见到徐海东同志就问起父亲的情况。徐海东说：“李金德是个孤儿，是在红军队伍中长大的孩子，你就把他调到你身边工作吧。”有了徐海东同志的推荐，父亲就从此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如一日。
跟随周副主席工作的日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为代表去西安，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父亲跟随周副主席前往。在周副主席等人的奔走和领导下，父亲同其他译电员作为随员，共同译出了大量的电文，特别是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向中共中央发的3份电报：1936年12月23日签发的《与宋子文谈判情况》；25日签发的《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29日签发的《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这3份电报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经过。
1937年8月初，周副主席派父亲随彭雪枫同志打前站到山西太原工作，对外的名义是八路军联络副官，军衔是上尉。不久，周副主席也来到太原，成立了公开的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办事处在太原的成城中学办公，周副主席同办事处的同志都住在成城中学。办事处机要组的同志也多了起来，由父亲任组长。
机要组工作十分繁忙，来往电报也很多，有关与阎锡山会谈的情况、前方作战的情况以及收集的敌情、社情都要及时上报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收到上级的指示和其他电报也要及时送给领导同志。一次，八路军129师发给太原办事处一封关于129师掩护孙连仲退却的作战部署的紧急电报，内容很重要(事后才知)，周副主席让父亲赶快译出来。但这种密码已作废不用，码本也已烧掉了。父亲拿着电报反复琢磨，加上他平时注意学习，工作认真，密码记得熟，所以很快准确无误地译出了电报全文，得到了周副主席的赞许。
由于太原抗战形势紧张起来，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不得不撤离。父亲身上带着密码、秘密文件、北方局的党员名册和活动经费，同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在周副主席、彭雪枫的带领下，机智安全地由太原撤到临汾。
1938年春，父亲来到武汉，周副主席以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送他到国民党办的译电训练班学习。周副主席对父亲这次去学习非常关心，临去前，嘱咐他要好好学习，要注意保守党的秘密。由于父亲的勤奋刻苦，很快掌握了译电的基本技能。但为了麻痹国民党教官，他在考试时故意考得不好，以表示没完全掌握译电技术。学习结束回来后，他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学习情况，周副主席很高兴。
不久，随抗战军事形势剧变，父亲跟随周副主席先 后在长沙、湘潭、衡阳、桂林等地工作，兼任机要科负责人。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在党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关，指导广西地方党组织和负责与华南数省及香港、海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办事处一方面积极做统战工作，广交朋友，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建立电台通讯，培训电台干部和技术人员、输送了大批干部、爱国青年、进步人士和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延安和新四军抗日前线。
由于父亲对机要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到桂林办事处后，他很快适应了环境，并投身到艰苦而紧张的革命活动中。机要科总是准确、迅速地将工作进展情况、社会动态、各界人士的反映译成电文向南方局、党中央汇报，并抄收南方局、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他们除在办事处内设有一部公开电台外，在城外还设立了一部秘密电台，遇有紧急情况才使用。他们还长年在机要室内备有火柴盒，以作紧急情况下销毁密码和电文用，确保了党的机要通讯工作的畅通和安全。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桂林的政治局势也急趋恶化。办事处的同志都做好了坐牢甚至牺牲的准备。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减少损失，办事处有计划地精简、隐蔽，并疏散人员。在组织的安排下，父亲带着密码和重要文件，到广西大学附近的熊子民先生家里避过一段时间，后又在漓江东边黄琪翔公馆――泗合别墅住过，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密码和重要文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1月下旬，父亲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少校交通运输科长的身份，带领办事处20多人分乘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汽车撤离桂林去重庆。临行前，他们还亲自刻印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和我党声明的传单，沿途散发，鼓励国统区的人民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桂林到重庆的途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小城镇都设上了重重关卡，百般盘查刁难。每盘查一次，父亲一行就要耽误半天行程。尽管起早摸黑，一天也行不了多远。到贵阳时，发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已被查封，他们连夜离开贵阳，行驶100多公里，才到了一个小县城休息。尽管如此，大家都怀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团结一致，加之有合法的手续和过硬的通行证，终于胜利通过关卡，于2月上旬安全抵达重庆办事处。父亲仍在机要科工作，担任副科长。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期间，父亲曾几次回延安。1941年夏他到延安后，在周副主席的安排下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兼任中央机要科任科长。1943年，父亲也随周副主席回了延安，参加筹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工作，并于年底参加了中共重庆代表团工作，兼任代表团秘书处副处长、机要科长兼代表团支部书记。
回重庆后，父亲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和要求，迅速将原有的和从延安带来的机要、电台人员组织好，建立专台，同延安电台保持24小时的联系，并保证密码安全。机要科人员还同美军交涉，借用到一台400瓦的大功率电台。长期封闭我们电台的国民党当局无话可讲，也不敢来检查了，但其电讯监察部门并不甘心，通过侦听抄下我方的电码，请美国专家破译。由于我方严格遵照周副主席的密码保密方法，核心密码没有被他们破译出来。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军政部的电台仍保持联系，将不重要的电报交他们收发，以假乱真。而重要绝密电报仍用办事处密台收发。
为了机要通讯工作的保密和安全，父亲和所有机关人员都有明确分工，遇有紧急情况，各负其责，各守岗位。机要和电台室平时就备有火盒、火炉和盐酸、遇有紧急情况时，可迅速销毁密码。
在南方局时期，父亲一直是周副主席的机要秘书，对外称副官。解放后一直到1959年，他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母亲是周副主席的译电员，解放后在国务院信访局工作，经常能见到周总理，总理总是说：“小米脂还是那么漂亮。”因为母亲是陕北米脂县人。
护卫董必武为中原战场送粮
父亲是湖北红安人，和董必武、李先念是老乡。198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故地重游，回到他在湖北红安红军县的老家。在黄麻起义纪念馆里，他望着董必武同志的照片，深情地回忆说：“董老可是湖北党组织的老祖宗啊!中原突围时，还是董老给我们搞来了粮食。”董老给李先念送粮食，父亲也参加了。
1946年初，由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转入反攻的新四军五师部队，以及王震同志率领的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同志率领的豫西支队组成的中原军区，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我主力部队加上地方县大队，一共有6万多人。而国民党则调集30万重兵，将我中原军区层层包围。
国民党部队不断蚕食、围困，将我中原军民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出100公里、人口40多万的狭长地区。这里是贫瘠山区，在一般年份都要闹粮荒。在蒋介石的严密封锁下，战士们由一日三餐减到两餐，最后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和一顿野菜。
3月，李先念、郑位三同志派任质斌回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十分关切中原部队的突围准备。任质斌说，只要有粮食，部队一定能突围出去。为此，毛主席电示周恩来设法帮助中原军区解决粮食困难。李先念还专门派郑少文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专门召开了南方局的会议，讨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这时，董必武刚参加完联合国大会，风尘仆仆回到国内。周恩来对他说：“董老，这一次你又不能休息了，中原部队缺粮，你看怎么办好?”董必武回答说：“我亲自跑一趟，一定帮他们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非常高兴：“有董老亲自出马，粮食问题一定能解决。”“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要借‘子龙’。”董必武补充道，“我要借我的小老乡李金德陪我走一趟湖北。”周副主席说：“我同意，愿你们马到成功。”
原来，早在1938年，董老奉命到武汉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时缺译电员，董老看父亲年轻能干，就和周恩来商量，暂时借来父亲到自己身边工作。父亲工作很认真，圆满地完成了译电工作，给董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回老家湖北执行筹粮的艰巨工作，董老想到让李金德这个小老乡给自己当帮手。
董老认识到这一次宣化店之行，明里是去慰问中原军民，暗里是要解决中原军队急需的粮食、药品和伤员安置等棘手问题。董老带领父亲从南京出发，一行人轻车简从，悄然到达武汉，住在汉口德明饭店。董老立刻让父亲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董必武的名义拜会湖北省救济总署署长杨显东先生。
杨显东是学业有成的农业专家，又是湖北省有名的社会贤达、慈善家。他早年也曾是董老的学生，对董老的为人极为钦佩。1937年他再次在武汉遇到董老时，真诚表示愿意为中共抗日工作尽微薄的力量。董老对杨显东爱国之心大为赞赏，鼓励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在关键时刻为国效力。现在，董老想起了杨显东。
顺利会面后，董老直接提出解决粮食问题。杨显东表示，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盘查很紧，一粒粮食都不允许流入中原解放区，违者格杀勿论。很多粮商碍于特务的淫威，不敢和我军做生意。但他有一挚友，现任湖北粮食厅长，可以再想办法。董老一方面和国民党官员交涉，一方面多次联络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请他们多方协助。
经过多方搓合，居然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达成了这样一桩卖卖：首先由湖北粮食厅出面，将湖北的余粮明里卖给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实际上暗渡陈仓，用掉包计暗里走小路把粮食交给中原我军部队。当时华北产粮区都在我军控制之下，所以傅作义集团缺粮，为了战略需要，我们在华北把粮食给傅作义，得到的钱款转给湖北。湖北拿到钱，卖出了粮食，也是一个赚钱的买卖，粮商也皆大欢喜。这桩买卖的关键就在于要严格保密，一点风声都不能露。
董老在武汉安排好一切以后，乘坐粮食厅长借给使用的卡车，大张旗鼓进入中原解放区，还在宣化店召开了万人大会，麻痹敌人。白天董老到处开会、讲话。晚上，关起门来，董老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秘密商量，安排运粮细节，还有其他突围准备，如伤病员的疏散、非战斗人员的转移等等，每天工作到深夜。父亲后来回忆说，董老有一次十分疲劳，竟连鞋子都来不及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董老忙碌了近一周后，一切细节都商量妥当了，4月7日他才返回武汉。到达汉口国民党检查站时，国民党特务对董老一行无理盘查，百般刁难，阻拦和非法检查达6小时之久，所带地图、报纸、照相机都被扣留，董老愤怒抗议，国民党特务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放行。董老一行人安全返回重庆。
5月8日，周副主席与美国军调代表白鲁德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到达宣化店，董老安排解决的粮食，已经陆续到达，中原部队已经作好了突围准备。
6月26日，我军开始突围，一举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力量，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其他解放区部队的作战，掀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