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区扶欢垃圾场何时修建_小兵蒋文豪亲历綦江铁路修建

　　一个曾经参与綦江铁路建设的小兵、现在已是77岁老人的蒋文豪,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及重庆解放60周年之际,含着热泪,抱病完成了这篇“感恩”的文章。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致信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本刊编委会主任何事忠同志,表达感恩之情,得到何事忠同志亲笔批示:“请荣昌县委宣传部陈瑛同志组织人员协助蒋文豪同志整理《綦江铁路纪实》一文,成熟了可送《红岩春秋》刊发。”
　　是什么样的经历和情感让蒋文豪如此感慨、激动?让我们跟随他的思绪,回到解放不久的重庆……
　　
　　1950年3月,重庆解放才4个月。摆在刘、邓首长面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进军西藏;二是消灭西南各省美蒋残余军事力量和土豪劣绅的武装。
　　
　　要完成这两项主要任务,必须有个相对稳定、巩固和发展的后方――这就是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大重庆。
　　但是,解放才4个多月的重庆稳定吗?巩固吗?
　　当时,潜伏在市区和周边各县的敌特、军警和其他反动分子每时每刻都在谋划“反共救国”,磨刀霍霍……
　　同时,工厂工人、上百万市民都张着嘴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米煮饭、要钱、要工作……特别是各军工企业和重钢那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当时都没开工,时间长了是要出乱子的。
　　建设新重庆是眨眼之间就要到来的头等大事。刘邓首长分出一份心来研究、解决上述问题。了解到綦江铁矿石是用木船经綦江河运到大渡口钢铁厂,他们摇摇头,而后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各厂工人组织起来修铁路,把铁矿山和钢铁厂连起来!
　　原来,綦江铁矿到大渡口钢厂的铁路(窄轨)是早就设计好的。从长江边猫儿沱到綦江县城对岸大佛庙的一段已修好营运,但县城以上几十公里(即后来新建的綦江至三江、三江至赶水、赶水至石门坎等线路,于川黔铁路建成后贯通),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一直未修。
　　就这样,1950年2月,为建设新重庆探路的綦江铁路修建就悄然开始了。
　　
　　建设新中国
　　
　　我出生于1932年5月,1950年3月,我才17岁,参加了12军34师补训团(补训团,即补充训练团,进入正规团前进行集训而临时组成)。我的名字还是参军后起的。“起义”那天下午登记名字时,因为听懂了尹自修营长一句“浩浩荡荡进军西南”,我就报了“蒋文浩”三个字。不料被一个北方籍的文书误以为是“蒋文豪”报了上去,也不能改了。后来,我们排长巩法中听我说了名字的来历后,高兴地拍着我肩膀说:“你就当个解放军的豪杰吧!”
　　说到“建设新中国”五个字,最早我是从一首歌中知道的,那首歌叫《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消灭卖国贼,建设新中国,独立、和平、民主,是我们的追求……”
　　我当时对“建设新中国”的理解是:“新中国”大概是从解放军到来时算起吧;“建设”是啥样呢?却想不出来。
　　我们团驻在当时的重庆江北鸳鸯场,经过“诉苦运动”学习后,大概二月末的一天召开全团军人大会。我在团长的讲话中又听到“建设新中国”五个字。他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但是蒋匪帮的残余势力不让,刘邓首长动员全市暂时还没工作干的工人、市民去修一条将来可以给钢铁厂拉铁矿石的铁路,土匪残兵们却到工地捣乱……綦江铁路,刘邓首长把它定为建设重庆的一号工程,是将来大规模搞建设的试验地!因此,这个即将到来的光荣和伟大的劳动、战斗,我寄希望于全团每一个战士,望你们挺起胸膛自觉地去迎接劳动和战斗的考验;这其中我们特别要求一营、三营的战士们在短期内从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在劳动和战斗中涌现出模范和英雄来……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多是穷苦老百姓家的苦孩子。
　　团长最后几句话触动了我的感情。因为我没爹没娘,苦不堪言。但是二营呢?团长为什么没提二营?当时很少有人注意。
　　散会后,我连(三营十连)回到驻地,发现地坝上堆有几十双鞋子,那些鞋子品种、花样不一,很明显:不够每人一双。
　　连队在鞋子面前站定,干部们先给那些赤脚的穿上,然后给穿草鞋的换了。我当时穿的“�窝子”。那双“�窝子”随我从成都到重庆走了16天,再加上两个月的诉苦学习,鞋底早没了,但从外表看�帮完好。当干部们走到我面前时,我不敢说,只把脚扭来歪去――我多想要一双鞋啊,特别是那种胶鞋。正当心跳加速时,巩排长拎起�帮,我的脚板就漏出来了。就这样,我得到一双军绿布帮、轮胎底的布鞋。
　　这天晚上,我穿上新鞋,心里暖洋洋地到上午开大会的场上看了参军以来的第一场电影――纪录片《解放四平街》。
　　两天之后,部队出发了。
　　先渡嘉陵江,再渡长江,然后从海棠溪翻一座大山进入一条深沟,在深沟中走了大半天才到沟口。在这里,仿佛从天而降的号子声、铁锤声、笑语声,隐隐约约的放炮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这时,有人小声说:这是修铁路啊!我忽然明白:建设新中国!就是这么样来建设新中国啊!
　　
　　奇特的开工
　　
　　綦江铁路早在我们部队到来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开工了。
　　西岸的大锤叮铛是石匠采条石的喧吼,东岸的号子声是筑路工人的打夯歌……从西岸把条石运到东岸的木船在江面穿梭往来。
　　部队在东岸沿铁路线穿过施工队伍往綦江上游前进。途中,我们看见一面又一面红旗迎风招展,红旗上有“重庆XX厂筑路队”金黄的大字,这些旗帜虽然规格不等,但给人一种威凛而热烈的感觉。
　　在前进过程中,我们听见工人们议论:
　　“这下好了,土匪不敢来工地了。”
　　“还不是一些起义兵,靠得住?”
　　“你看,那军官胸前有两块章(淮海和渡江纪念)……”
　　大约前进了十几里,三营九连驻下了。又前进了十多里,我们十连也在一座大山背后的农家大院里安营扎寨。十一连、十二连则继续前进。
　　我们连在驻地休整三天。这三天中,干部们察勘工地,战士们搬柴搬米,安排食宿,整理内务,领取工具……
　　第四天一早,吃完早饭我们携带全部武器弹药和工具出发了。走过田坎,越过矮山,下山向冲锋一样,很快就到了碧绿的綦江边。站在江边,我们顺着陈斌协连长指的方向一看: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头突兀地耸峙江边。
　　“这就是战场!”陈连长是安徽人,身材魁梧,年近半百,一直称我们“小鬼”、“小川耗儿”。他眯着眼,伸出粗胳臂、壮指头,指着山头问:“削它半个脑瓜子――削得了吗,耗儿们?”
　　战士们愣愣地望着他,不敢吭声。当然,并不是怕他,而是不明白这个“敌人”的半个脑瓜子该怎么个削法!
　　我们正揣摩中,连长呵呵笑了:“小耗儿们,我知道,看惯了川西坝,这山头没吓死你们就算好事了。”
　　我们的陈连长,在淮北山区长期游击的老战士,从战士手中接过一点五米长的钢钎,健步登上山巅,寻着岩石裂隙,不问青红皂白,“唬哧”一家伙,猛扎下去……战士们心里“格崩”一跳:见那钎头“簌”一声钻进一大截,然后钎身一歪一扭,一块饭桌般大的巨石向江边倾斜了。陈连长脸不红心不跳,拔出钢钎,戳在地皮上,抽出腰间别着的小红旗向陆续围拢的战士们挥了挥,庄严而高亢地宣布:“同志们,开工了!……”然后,他将右腿猛地一伸,那巨石被他踢翻,骨碌骨碌滚到江边……
　　我们向西南眺望,一座一座山头,红旗翻飞,仿佛直抵黔岭――娄山;我们向东北翘首,一个一个山头,红旗缭绕,仿佛直达大江北岸高大的烟囱……
　　我们这批随着新中国诞生而觉醒的青年,开始为党的光荣,为祖国的富强,为新政权的巩固而劳动和战斗了。
　　
　　消灭疥疮
　　
　　那时的劳动不计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干。要想休息只等下雨,下雨时回到驻地擦枪、洗衣、洗澡、整理内务就算休息了。
　　两个多月后,天气渐渐热了。旧军队留给我们的痼疾――疥疮,时常痒得我们不得不脱下军装、赤着身子搔痒。工地上、哨位上都能看见这不体面的场景。
　　高强度、快节奏,疥疮和高温,工地上出现了一种疲惫和烦燥的情绪,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休息”二字。就在这时,传来停工半个月的特大喜讯。
　　一天下午,陈连长提前一个半小时吹哨子并宣布回驻地洗澡更衣,明天参加营里召开的大会。第二天,我们九、十、十一、十二共四个连的人陆续到达营部会场。尊敬的老红军教导员吴易德站了出来。他人很瘦,脸色苍白,看似萎靡,但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诙谐潇洒,满口川音又夹些北方语调,是战士们最欢迎的演说家。但今天的他很严肃,手里还拿着竹片。他把竹片放在被当作讲台的方桌上,开始了他的讲话:“……同志们,你们不是很不喜欢补训团那‘补训’两个字吗?……你们想到老部队的愿望快实现了!但是,你们总不能把‘干格闹’(即疥疮)这种倒霉的东西,留在身上带回老部队去吧!如果那样,多丢人,多不光鲜呀!再说人家老部队要满身疥疮的兵吗?老战士们欢迎满身毒疮的战友吗?你们说,是不是呀?”
　　“是――!”近500人齐声答。
　　“好!”教导员顿了一下,“现在我宣布:停工两周,消灭疥疮!争取早日回到34师三个正规团!”
　　战士们热烈鼓掌和长时间欢呼使吴教导员更加高亢地说:“消灭疥疮也是一场恶战!消灭疥疮并不比我们正在进行的开山炸石容易!……我们要像对付岩石那样向自己的肉体开炮,把那些‘干格闹’疙瘩割下、甩掉!”
　　说到这儿,他把竹片握在手中向空中一劈说:“谁要在这场斗争中哭鼻子我就打他的‘沟子’(屁股)!我知道,你们中大多是放牛娃、学徒娃,狗屎娃……从来就很少在人前脱光衣服洗澡,特别是在女娃面前脱衣服。我知道这些对你们来说比爬皂桷树还难!难呀!没办法,我们也向师部……”他问战士们:“你们知道我们34师师部现在对外叫啥名儿吗?”
　　“不知道!”战士们高声答。
　　“它叫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大牌子挂在那儿呢!师首长派卫生营一百多位男女医生护士到我们团来消灭疥疮。……他们的话就是命令,你们要绝对服从,喊脱,就脱!如果我知道哪个不脱,哪个怕羞,我就打哪个的屁股(他又一次把竹片“啪”一声打在桌面上),叫他回家捡狗屎……”
　　散会后,我们回到驻地果然看见七八位男男女女,带着白色红十字袖标的医护军人在炊事班的罗锅前后忙碌着……大约在熬制什么药水。
　　两天之后,连长在队前宣布:“蒋文豪、罗云山等十来个小兵,年轻肉嫩,感染病毒深重,被列入重症监护对象,明天上午洗澡后不准穿衣服,军医们要逐个检查。要留在监护室进行特别治疗……”
　　第二天上午,我们洗完澡,光着屁股,忐忑不安,浑身哆嗦。我们找了个阴暗角落围成个簸箕圆,把屁股朝外蹲着,不敢吭声……
　　这时,我们身后响起多个脚步声。我们最担心,最可怕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有人因紧张、害怕而哇哇大哭,我也跟着嚎啕。就在这时,我屁股上挨了两巴掌,巴掌很实在但很轻,有儿时妈妈打屁股的感觉……我正在胡思乱想时,一个女军医的命令下达:“蒋文豪站起来,把臀部拱起!”
　　我着慌了,不知“臀部”的意思,便跪下。女军医又问:“谁叫你跪下,是叫你拱起屁股我检查你的疥疮,脓泡疮。”
　　“屁股”我懂。慌忙拱起。女军医那慈祥的嗓音又说:“我听你们巩排长说,你今天(农历四月十八日)满18岁了,我来给你‘披红放炮’庆祝生日……你看你,这些脓泡都没弄破,擦药能有效吗?……这孩子,你带着这满身毒疮,从成都走到重庆,多可怜呀……转过身来!”
　　“母亲”的同情和命令是那么矛盾,我禁不住又一次“哇”一声大哭起来,双手不住地遮羞……女军医忍住笑大声说:“你不是想去老部队吗?你看你这一身,没几块好皮肤,哪够格!……我都40出头了,儿子没在身边,你就是我儿嘛,还哭个啥!”
　　这时,我感到一根针,一刀片在我皮肤上扎、挑、刮……渐渐地我晕了,麻木了。
　　晕眩中,我听见有人喊:“江排长,那个罗云山把额头抵到墙上始终不面对我,咋办?”
　　“脓泡挑完了。”女军医擦着额头上的汗接着说,“你来给这个蒋文豪洗,用刷子刷,我去。”
　　面对这个男兵,我不尴尬了。随着肌肉的放松,神经也活络了,我问他:“那个‘妈妈’姓江,是排长?”
　　“是呀,师部卫生营的护士排长,师参谋的爱人,老八路呢!”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是感恩?是惊骇?似乎兼而有之……
　　两个星期到了,疥疮基本消灭了。可是我们并未立刻上工地,连长宣布上级命令说:“为了巩固疗效,延长10天,身体好的参加军事训练。”
　　这是我参军以来头一次军训。但是我们十几个小兵没参加,因为我们大腿、屁股等处新生的肉和皮还很嫩。
　　在军训的十天中,一个傍晚,连长命令我们洗澡,洗澡后不准穿旧军装,一律穿崭新的正规的解放军夏季单军装。在这个换装过程中我们都暗喜少了那讨厌有绑腿,多了那顶让人分外惊喜的蚊帐!
　　等我们穿好一身新回到铺位,才发现那些旧被旧褥,总之一切旧东西都不翼而飞――被后勤部门打包运走消毒处理去了。
　　我们这些起义兵这一刻起,从精神到肉体,从服装到卧具都实实在在的一新了!
　　
　　剿匪,从内部开始
　　
　　从我们团进入铁路工地之日起,土匪沿綦江东西两岸退了至少20华里。尽管如此,我们晚上站岗还是能听见匪徒们牵老乡的猪羊,抢粮食、鸡鸭等呼号声。
　　我们战士接受的命令是:只要土匪不干扰工地,使工程能正常施工,就不管他们。
　　战士们都知道,土匪扮成小贩,挑点酒、花生和麻花之类的时常进出工地。上级说,他们不动手,我们也不动脚。因为剿匪是战略大事,不是哪个部门,哪个长官想剿就剿的事。
　　一个下午,排长们不知从哪里开会回到工地,只见他们一脸严肃,一脸凝重。收工回到驻地,晚上饭照吃,班务会照开,按时睡觉,一切平静。不知夜里多久,巩排长叫醒我们,紧急集合,轻装,只带武器,不准说话。十多分钟后,连长队前宣布命令:“我们去包围敌人(土匪)。每个战士的哨位上都不允许任何人进出,有人出现全力阻挡,不听者,可以用刺刀捅,但不能伤命,更不能鸣枪……”
　　黑夜中我们连队靠近一座农家院,并迅速包围起来。一会儿,我的哨位边“籁籁”地响,我一紧张,端着枪猛冲过去,一只白狗跳出来,我吓出一身冷汗,松了口气。
　　不到两小时,我接到集合命令。部队回到原地,天还没亮。一切恢复原样,天亮吃早饭,上工地。
　　后来我们这些小兵才知道,那晚我们包围的是二营一个连,把那些想投匪搞“反共救国”的人抓了起来,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剿匪,就这样从我们部队内部开始。
　　这次包围行动之后,我们三营大约平静了20多天。在这20多天中,我们听到许多来自二营的消息,说二营的兵来自重庆周边几个“散兵收容站”,成份复杂――全国各省的人都有,甚至还有华侨,有朝鲜人、越南人等等,所以二营的兵没有武器(连排长也只有短枪)。这也是当初团长在号召我们积极加入铁路修建时没有提到二营的原因。
　　那次包围抓了二营四个连几十个最坏的反动分子,他们勾结土匪,用钢钎铁锤砸死砸伤干部,夺枪、拖人上山为匪……其余没罪的遣返回原籍或原国。那几个最坏的家伙的名字也渐渐传进我们耳朵,他们是李仪(后来唯一跑到土匪那边并当了官)、袁本、袁标等等。
　　就在我们庆幸反动的二营被“蒸发”之际,重庆长江以南几个县的剿匪统一行动开始,我们团一营进入战斗序列出发了。
　　三营九连和十连炮班也出发了。
　　十连还有三个整排和十一、十二连在工地待命。
　　5天之后,九连和我们连炮班凯旋。
　　我见他们风尘仆仆的模样,挺羡慕、挺嫉妒……
　　庆祝建军23周年之后大约一个月,连队接到命令,到团部驻地――转关口开大会。
　　庄严肃穆的主席台上“坚决镇压投匪叛变组织暴动的反革命份子!”的横幅,迎风哗哗响,两旁有团警卫连荷枪实弹的战士执勤。军事法庭公审宣判:除首犯李仪在逃外,其他几名主犯就地枪决。“砰!”“砰!”几声枪响之后,转关口外、綦江岸边的竹林坝成了那伙反革命的葬身之地。
　　从此,我们团是两个营八个连了。
　　
　　国庆“酒宴”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
　　可能因为工程和战斗任务都紧张,部队没搞大庆,劳动半天,回驻地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从战士中找了几个会做川菜的去炊事班助厨。
　　我们这些从“秋老虎”毒日头下回来的人,都放松肌肉,洗几帕冷水脸。会餐了,在地坝上,一个班围两堆的固定模式未变,可菜盆却多了两三个,更让我们惊奇的是菜盆侧边多了一个酒罐,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在吃饭时见摆酒。
　　陈连长见大家都围好了,便立在饭场中央开始他动情的讲话:“同志们,先别舀饭,把酒倒在碗里,能喝多少就倒多少,不能醉。今天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我们为新中国的富强,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健康干杯!”
　　干杯后,看见老连长那浸满泪水的大眼,战士中也有了抽泣的声音。
　　连长又说:“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就忘了‘补训’两个字吧。现在不是去‘补’兄弟部队,而是部队补我们了。你们等着瞧吧,我们将成为一支党的、西南军区的特别部队。”
　　战斗集体的情感一旦形成,最怕分离。我们担心分散去“补”的事儿,经连长一说放下心来,我们更活跃,劳动热情更高涨。
　　
　　爆破的“科学”
　　
　　铁路的雏形已出现在綦江岸边,山头已被我们劈下大半个脑袋,路基正在整平中。我要说一下筑路过程中的“科学”问题了。
　　凭心而论,开工前没任何人、任何单位出面给部队指战员讲过开挖土石方、爆破岩石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操作规程。施工工具除钢钎二锤、炸药雷管外,其余杠子、筐子、索子等等,连队自行解决。幸好綦江岸边有大片黄竹林,战士中有人会编筐、搓索等,不难。只有科学、规程等等不但战士们不懂,干部们也茫然。
　　我到爆破组后,亲历了这样两件事。
　　一天,我们围在连长面前的簸箕周围,把砖头一样大小黄色晶体炸药用木棒碾细,连长在雷管上安装引线,装好后他将雷管放在门牙上咬扁,使引线和雷管固定。
　　我们正在这么干活时,一位年近60的老人拄着竹棍,他身后还跟着一位提皮包的青年,坐到我们侧边长长叹口气,脸上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气。
　　见他那样儿,我们爆破员中有人发言了:“大爷,你这样子看我们很不顺眼,是吗?”
　　那大爷又叹口气说:“小同志,这炸药是造炮弹打飞机的,知道吗?炸土石方,可惜呀!还有(望着连长),你这么咬雷管――吓死我了!它引爆的灵敏度极高呀!”
　　老人这么一说,我们几个小兵马上站起来指着他眼睛怒火冲天的质问:“你是什么人?敢批评我们,我们是执行命令!这是军事任务,老百姓别乱――”
　　陈连长见我们发火,马上站起来制止说:“小鬼、小耗儿们,你们不认识他,不怪。他是有关部门的工程师,我在一次会上见过他。(他含笑向老人)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同志,我们也难呀,那个小鬼说得也对,这是军事任务:我们不能等炸土石方的炸药到了才工作,更不能等上级在成都或重庆给我买来钳子再给雷管安装引线……但是,你的意见,你的安全意识,我是尊重的……谢谢!”
　　第二个故事就是我的个人行为了。
　　大任务已经完成,可路基还有些坑坑洼洼,有关部门检查后要求我们捡平路基,开挖两侧水沟。
　　这时工地上已有几对钢轨排成一段简单的铁路,上面有一节原始的平板车,车上堆满石块和装满细石的竹筐。
　　其余人都去吃中午饭了,我们爆破组几个点燃引线放炮。
　　往日点燃引线都跑到我建议搭的枕木棚内躲避,今天我灵机一动说:“到平板车下躲炮,近些!”
　　果然,我们几个钻进平板车下趴在钢轨间……“嘣!”“嘣!”“嘣!”……几十个炮响后,我们则晕在平板车下,动弹不得了。
　　好一会儿回过神来才爬出来。
　　原来,我们不懂“两个距离”:一是人距炮响的距离太近,仅50米;二是心脏距地面太近,几乎为零。
　　所以有个爆破员玩笑说如果再响十几炮,他的心脏就会从嗓眼蹦出来――好险啊!
　　这时陈连长站在高处问:“出什么事了?不来吃饭!”
　　我自知理亏,忙说:“连长,没事。你看――”
　　这会儿从工地那头走来三个人,两位团警卫连战士武装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
　　连长笑着问:“是李仪吗?”
　　战士高兴的答:“我们‘请’他回来参加庆功大会!”
　　看见李仪抓回来了,我们忘了一切惊骇,背起各自的枪弹,敲着瓷碗,像几只青蛙,边跳边唱:“当当――当!李仪心发慌!当当――当!人民战士他不当!当当――当!脑瓜溅血染綦江!当当……”
　　到了黄桷树下(早晚两餐在驻地吃,中午炊事班送到工地附近黄桷树下),我们把李仪被抓回的新闻绘声绘色的向战友们狠狠地宣传了一番,一时间大家雀跃,欢呼……
　　
　　在庆功大会上
　　
　　1950年10月末,庆功大会在团部驻地转关口(现渝黔铁路綦江境内转关口车站)召开。
　　那天秋高气爽,战士们穿一色新军装,新鞋、枪弹擦得锃亮,英姿勃勃,神采飞扬。大会主席台和它四周,彩旗飘扬,迎风招展……
　　台上坐了许多穿便服的来宾,我们熟悉的团首长只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参谋长。
　　全团30多位劳动模范上主席台接受綦江县党政军首长为他们戴大红花。然后,他们整齐地坐在台前长凳上。
　　参谋长开始讲话了,战士们热烈地长时间鼓掌。“同志们,”参谋长动情地说:“大半年剧烈的强劳动,你们辛苦了!首先我代表团领导集体向劳动模范们敬礼!(弯腰)向全团指战员敬礼!(弯腰)”
　　“大半年的艰辛劳作,没有节假日,不讲八小时,没有起码的施工机械,却搬走了12座山头,上亿万立方的土石,我再一次向你们肩头上铜钱厚的老茧,手掌中枣仁大的血泡,致以崇高的敬礼!”(弯下的腰久久不直起)
　　“同志们,我今天要向你们做检讨,因为那边(朝鲜)打仗,团里几位主要领导出征了,就剩我这老骨头忙不过来呀。在指挥几个月劳动中,我过分强调进度,强调时效,却忘了发挥你们的才气、智慧和减轻你们的体力!我对不起你们哟!”
　　“全团十多个爆破组,一两百人每天两次(中午和傍晚)放炮,就那么满山跑,被动地躲避雨点般的石块不砸着脑袋。多危险呀!这样的事儿,我们领导应该想到,可是你们看,我一个老头哪想得那么周到啊!今天,我高兴地告诉你们,这个问题被十连八班一个小鬼头提出来了,他姓蒋,叫文豪,18岁的娃儿。他提出用枕木搭棚子,节约爆破员体力,又安全……”
　　“蒋文豪,你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吧。”一听这话,我吓得浑身发抖,把头埋得低低的……参谋长接着又向大家介绍我的名字来历,仍没见我站起来,又问:“蒋文豪,怎么不站起来?”
　　这时陈连长、巩排长走到身后想把我架起来,我“哇”一声大哭了。
　　参谋长见状忙说:“算了算了,别难为他。太年轻,又是孤儿;太纯洁,没见过世面;太可爱,还有点文化。我送你一支钢笔,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
　　参谋长从胸前抽出钢笔,交给陈连长。
　　半个月之后我才敢伸手接那份珍贵的礼品。
　　
　　庆功大会后三天,部队出发了。
　　经一星期急行军,我们到了成渝铁路的咽喉――内江�木镇沱江大铁桥周围驻防,番号改为“西南军区铁路警备团”,顾名思义,我们警备的对象――岂止一座沱江大桥,而是成渝铁路全线啊!
　　这期间还颁发给我们一枚“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
　　在�木镇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进行了三个月,1951年3月的一天,我连在团部所在地谢家坝参加枪毙李仪的大会之后,奉命乘汽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汽车)奔赴重庆菜园坝。到了菜园坝,上级交三千多罪犯给我们看守,守什么?守着罪犯们修建菜园坝火车站。
　　是啊,这支部队和四川铁路结下不解之缘了……
　　60年了,往事历历,翩翩少年硝烟滚滚,飞石潇潇。那光荣的一幕又一幕,便浮现脑际……

相关热词搜索：綦江，亲历，小兵，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