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台北六张犁公墓 台北军人公墓
时间：2019-02-21 05:34: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后退守台湾，展开了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日本学者横地刚在《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近这里了。
一
一个细雨纷纷的早晨，我们准备去探访台北六张犁墓地。从地图上看，六张犁所在区域离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但要去那里并不容易。我们向饭店大堂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她问清楚我们是要找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墓地，然后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20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29407件，受难者大约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起案件平均牵连3个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者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再把这些受难者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迫害的人大概有100万。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中共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据《台湾历史纲要》一书介绍，国民党在台初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为名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的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其中，真正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普通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受害者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工人、农民，还有就是糊里糊涂被构陷的小市民。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人均月薪为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高达20万元。很多人为了获得高额奖金，故意捕风捉影，出卖或陷害邻里朋友或其他无辜百姓。
徐小姐打了几个电话了解情况后，告诉我们要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地铁）到六张犁站下车，然后坐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有一座崇德寺，寺对面有一石碑，上面写着“戎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那里便是了。“戎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打计程车时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
二
在去坐捷运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半个多世纪前六张犁这种地方还是恐怖的禁地，而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去参观了。台湾从专制独裁社会转向自由民主社会，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的蒋经国在“思乡寻根”的强大推力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开始与时间赛跑。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让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也许不会想到，他去世后会成为台湾人民心中“最完美的政治人物”。1988年1月13日下午15时55分，蒋经国逝世，台湾岛的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他致哀。如今，仅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每年都有100多万人前往大溪蒋经国暂厝陵园凭吊。
在捷运站里可供旅客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我一下子就看到了“六张犁”站。从六张犁站出来，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向山上延伸。“六张犁”站距离“六张犁公墓”还有很远一段路程，店仔街是通往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山的路有点弯曲，且较窄，路旁居住的人家先多为开出租车的司机，走一段后越来越多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路边的坟墓也渐渐多起来。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了，对面有一个向上的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两块木板并立，中间距离大约为40厘米，厚七八十厘米，其中一块的外侧角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
三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额上用红漆写有“台北市示范公墓”几个字，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那块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水泥碑，上面写着“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穿过公墓牌坊，右侧有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4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照壁的左侧旁边是台北市政府2002年立的一块汉白玉碑，碑文是：
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程序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的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树桩上的年轮，这些年代数字见证了台湾戒严时期的历史！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政治受难者的墓冢。顺着石阶朝山坡上的墓区走去，从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在穿过石牌坊进墓园之后的左侧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影。山坡上有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42年×月×日，×××之墓”之类的文字。
四
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后，在大陆取得了政权的共产党一直准备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台湾国民党则一直准备“光复大陆”。国共两党各自派特工潜入对方组织，展开了一场生死暗战。
20世纪50年代初，被国民党当局称为“吴石、朱谌之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坚持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这也是她潜伏台湾时的化名。1949年11月25日，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完成任务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她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
几十年来，朱枫烈士的后人一直在寻找她的遗骸，却一点线索也没有。有消息说，当年为她收尸的是其姐夫一家，这一家人还为此事受过牵连，但他们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证实。1999年，台湾学者秦风先生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场景。2001年，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中，首次看见母亲行刑前的照片，激动不已，随后通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作者秦风，委托他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希望将母亲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
2010年的清明节前，寓居南京的朱晓枫女士告诉笔者，经过艰苦努力，朱枫烈士的遗骸终于有了线索。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里，秦风先生找到了存放烈士遗骸的骨灰坛（2010年12月9日，已由台北送回北京，暂存八宝山烈士陵园――笔者注）。
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被捕后坚贞不屈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被押至台湾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殓，遇难者就被草草埋在六张犁的某个角落，仅立一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墓区已是荒草丛生。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辟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才对民众开放。“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公之于世。”
台湾国民党后来对“白色恐怖时期”的所作所为有过反思，对无辜的政治受害者也作了一些补偿。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和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马英九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到2004年9月止，按照1998年6月17日公布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台湾当局已受理7454起案件，申请人数达18046人，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695件，最高的补偿金为600万元新台币。
走出六张犁公墓，我忍不住再度回首。台湾“解严”已经20余年，其间，国民党从蛮横的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再到重新夺回在岛内执政的权力，可谓沧海桑田，天地翻覆。推动这一切演进的，有全球政治风云变幻，有台湾地区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但更重要的，是台湾地区全体人民的自由选择。它再次说明，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政治领导人，只要能代表了多数人民的利益，人民就会拥护、爱戴它（他）；反之，如果无视人民的权利和幸福，不论你采用何种高压手段，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
（压题图：台北六张犁公墓大理石公祭碑）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