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报纸引出的“反革命”|反革命
时间：2019-02-21 05:35: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75年，16岁的我正在家乡山西临猗县上高中，那时学习文化课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社会实践。这年2月，我荣幸地被班主任老师选中，推荐到镇上的信用社实习。我到信用社不到一个月，县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知是谁对毛主席心怀不满，用了很巧妙的方法，把报纸上的词和句子剪下来，拼凑成一篇语言十分恶毒的攻击文章，邮寄给了当时的党中央，连信封上的字也是从报纸上剪贴的，这在全县乃至全省的影响都十分恶劣。因为没有任何笔迹可以比对，破案难度可想而知。省公安厅立即派要员来县里坐镇指挥，摆出了一副不侦破此案绝不收兵的架势！
一时之间，我们这个小县城如临大敌。这天，信用社主任老赵从县里开会回来，顾不得喝一口水，就把全体人员召集到一起，传达县上的紧急会议精神。上面要求各单位清理近一年以来的报纸，以便从中找到破案的线索。
我们这个不到10人的单位紧急行动起来，把所有报纸翻腾出来，按月按日一张一张地进行排序整理。
信用社当时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平日只有主任老赵一人享用。老赵是工农干部，没什么文化，但很爱读报纸，而且对报纸的管理也很认真。我平日里也喜欢读报，每天报纸送来后，主任先拿去看完，我才去他办公室要报纸看。
经过一个星期的搜寻整理，我们单位还有4份报纸没找到。那时房子的顶棚、墙壁、窗户大多是用旧报纸裱糊的。大家便把两张桌子叠到一起，站在上面往房子的顶棚看。这可苦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像鹰一样，在裱糊好的密密麻麻的报纸中一张一张地搜索，丝毫不敢有遗漏。经过大家的认真辨认，还真的找到了两张报纸。只剩下两张报纸了，大家又连续作战，分头在自己宿舍的墙壁和窗户上搜寻。
工夫不负有心人。傍晚，我终于在副主任老郭宿舍的顶棚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揭下来一看，果然是其中的一张，大家都无比兴奋。老赵不失时机地给大家鼓劲儿：“光明就在前面，胜利即将到来，大家再努努力，争取天黑前找到最后一张报纸！”
大家虽然很累，但想到只剩最后一张报纸了，又都精神饱满地投入搜索工作中去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还是没有找到那张可恶的报纸，大家都很着急。可着急归着急，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像警犬般一遍一遍地在墙壁和窗户上裱糊的报纸中细细搜寻“猎物”。
大家搜寻完了每个角落，仍然没能找到那张要命的报纸。
如果找不到那张报纸，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单位可能隐藏着现行反革命，弄不好单位里的每个人都要去县里的“审查班”接受审查，那时纵然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
主任不甘心，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把大家从被窝里叫起来。他作了动员，说：“今天就是吃屎喝尿也要把那张报纸找出来。另外，你们再仔细回忆回忆，有谁看了报纸没交给我。”
大家又把搜寻过的顶棚、墙壁、窗户纸重新查看了一遍，仍然毫无所获。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刚到信用社时，曾从老赵办公室拿过一份报纸，看完后，我因为内急，就拿着报纸去了厕所。办完“大事”，一摸口袋，没带手纸，看到手中的报纸，想也没多想，就让它成了我屁股的牺牲品，剩下没用完的，顺手一揉，扔进了茅坑里。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汗水顿时湿透了全身。看着大家忙碌的样子，我满心愧疚，但一想到去“自首”要承担的后果，又害怕起来。我稳了稳神，继续装出一副卖力寻找的样子。
寻找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几天，大家都满脸懊丧，特别是主任更是一连几天都不肯吃饭，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见任何人。
看到大家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隐瞒，但又没勇气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大家。
明天就是上报清查结果的日子了，我看见主任就像是大病了一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身体更加瘦弱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一想到主任第二天要去县里，这一去凶多吉少，脑子里就不断浮现出主任平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不能昧着良心让他去顶罪，如果那样，我会一辈子感到不安的。
想到这里，我狠了狠心，从床上跃起，披上衣服，去敲响了主任的房门。
他根本就没有睡觉，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在狠命地抽，地上扔满了烟头。他问我：“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有什么事情？”
我一股脑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主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好久才说：“你这孩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过了一会儿，他像想起什么似的，急急地对我说：“快去把大家都叫来，咱们还是有希望的。”
大家很快都来到主任房间，他吩咐道：“大家晚上不要睡觉了，拿上手电，在茅坑里捞一捞，看能否把那张报纸找到。”
于是，大家有的打着手电筒，有的用铁锨在臭烘烘的茅坑里翻寻，茅坑里散发出的恶臭熏得大家干呕。一直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看来，只有去县里坦白交代了，我坚持不让主任替我顶罪。
主任对我说：“你不能去，你还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很感动，不由得哭了，对主任说：“我自己做的事情不能让你去承担。正因为我小，只要把事情经过讲清楚，他们会相信我的。”
副主任老郭对主任说：“明天就让他和你一起去县里，我想不会有什么事的，那些人不是没脑子，一分析也知道是小孩子闹着玩的。”
主任看着我，说：“既然你执意要去，那你就把事情经过写一下，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到时候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他说这话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事情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乐观。我和主任到了县里的“清查指挥部”，主任把事情经过给领导们一说，有个头头冷笑道：“每个被送到这里的人都说是有原因的，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听你们的，要接受严格审查。”
他指着我，对一名指挥部成员说：“去给他办一下手续，把他送到审查班。”
主任一再哀求他们放了我，但那些人就像泥塑像一般，再也没理睬我们。
就这样，我被送到设在县生产资料公司一个大库房的审查班。那里关着300多号人，见我到来，都懒洋洋地抬起头，冷漠地望着我，就像看见一头即将被屠宰的牲畜一样。大家的命运都一样，谁也救不了谁。
在审查班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无休止地写事情经过，写一遍不行，再写一遍，尤其要认真描写细节。写好后，就有人把材料拿走，第二天又要求你再写。直到最后，我都能倒背如流自己写的东西了，连标点符号也不错一个。
我们这些人除了写检查材料外，学习毛泽东选集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要求每个人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和自己的反动思想“刺刀见红”，最后达到“脑子清，眼睛亮，方向明，路线正，跟着毛主席一心一意干革命”。每天下午的“刺刀见红”会，是我最害怕的，每个人都要毫不留情地糟践自己，说出来的话虽然都是言不由衷，但让人听了就跟真的似的，还挺感人。
我是“审查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开始听别人那么不留情面地自己骂自己，还觉得很有意思，好几次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后来也就习惯了。大家不但骂得痛快淋漓，还骂出了水平，比如：“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原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简直就是一个虫子，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来，纯粹就是糟蹋粮食来了”等等。
在审查班受审查的第25天早上，我正在刷牙，和我挨铺住的人看着我说：“你嘴里怎么漏水呢？”
他不说我没在意，一说我就觉得嘴里的水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我赶忙回到住地，拿起镜子一照，发现自己的嘴巴有点歪，上嘴唇的肉都往下嘴唇的左边挤压过来，改变了上下嘴唇的对称形状，成了很不规则的上下斜角，上下嘴唇间就像突然冒出了一条小溪，溪水从中间一泻而下。我的右眼也不太对劲儿，有一种严重上挑的感觉，左眼眯住了，蒙蒙��的。我扔下牙具，找到队长，向他说明了情况，他仔细端详了我好一阵子，才关切地说：“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我去了县医院，大夫一瞧，说：“这是典型的口眼歪斜，也叫颜面神经麻痹。”又很郑重地告诉我：“这种病得抓紧治疗。迟了，就恢复不了原状，你的脸以后很有可能就一直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害怕了，我还小，以后还要找对象，这个模样岂不是毁了我一生吗？
我不敢怠慢，回去把医生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队长，他有些不太相信，又和我一起来到医院，证实了我的病情后，说：“看来你这病还比较麻烦，但我做不了主，需要给‘审查指挥部’打报告。”
直到现在，我仍非常感激我们的队长，他在“审查指挥部”据理力争，才没让我的病情延误。
我这种病针灸效果最好，而我父亲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破例被“大赦”，回到了久违的家中。在父亲的精心治疗和母亲的细心照顾下，不到两个星期，我的病就基本痊愈了。
后来，“清查指挥部”还派人来我家看我是否好利索了，如果病好了，还要我回“审查班”继续接受审查。父亲对来人说：“这种病很顽固，没有一年半载很难治愈。”来人也是奉命行事，听父亲这么一说，加上母亲做了一顿很丰盛的饭菜款待他，也就“嘴软”地回去复命了。
我在家一直待了3个月，再也没有回那个“审查班”。后来听说“审查班”对所有可疑人员严格审查了半年，没有任何结果，最终不了了之，我和所有无辜受害者的噩梦才结束了。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