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的房东_怯懦
时间：2019-02-21 05:36: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78年5月,我的女儿呱呱坠地。我和妻子再也不能和父母,以及一个读高中的弟弟挤住在父母单位分的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了。女儿满100天后,我便去另觅住处。虽然我们住在重庆郊区,可房屋依然难觅,幸好我父亲刚退休不久,身体硬朗,能说会道,被推举为“向阳院”的主任。靠他的面子,好不容易才租到一间11平方米的小屋。
这间屋子位于重庆32中学围墙外不远的地方,是一栋两居室小平房中的一间。房东是一个名叫刘玉佳的中年独身妇女。她原是附近针织厂子弟小学的音乐教师,在20世纪50年代曾获得过四川省优秀教师的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的造反派揭发了她“伪军官的小老婆”身份,取消了她的教师资格,勒令其打扫学校操场和所有厕所的卫生。她不服,说她的丈夫虽然当过军官,但在解放战争中随军起义,是有功将领,新中国成立后还出任广东省省政府参事室参事。造反派不管这些,把她弄来跪炭渣、批斗、挂黑牌游街。没多久,她那在重庆特殊钢厂当学徒工的儿子就神奇地失踪了。造反派说,她儿子是在她的授意下通过他当伪军官父亲的关系投敌叛国了,要她交代唆使儿子投敌叛国的经过和罪行。她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儿子的去向,造反派就变本加厉地批斗她,把她整得死去活来,可始终找不到她的“罪证”,最后给她定了个“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罪名,交由群众监督改造。
据说我父亲出面租这间屋子时颇费了些口舌。因我那时是一个企业保卫科的干部,故而她一听我的“身份”就有些“畏惧”,不愿意出租。我父亲对她说:我儿子虽然是保卫干部,但为人老实,一向落教(方言,指守规矩)。好不容易才打消了她的顾虑。那天下午,父亲带着我去同她见面。到了那儿后,父亲轻轻地拍了几下木门,和声细语地说:“刘阿姨呀,我把你侄儿带来了。”话声刚落,屋里就传来一句“来了”的声音,随即木门“咿呀”打开,她把我和父亲让进了门。因房子太矮,屋里光线不大好,可我还是看清了眼前的房东。她大约四十七八岁,身材高挑,五官俊秀,举止文雅,完美地诠释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句古话。她把钥匙交给我后,又交代了一些住房情况才离开。第二天,我就搬进了那间小屋,成为她的房客。
那时“文化大革命”虽已结束,可“阶级斗争”的“遗风”犹存。“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房东和“保卫干部”的房客之间,其“界限”仍若明若暗地存在着。见面时我虽然亲切地叫她“刘阿姨”,她叫我“小江”,但彼此间仍有一层看不见的“隔膜”。尽管如此,我们仍和谐相处。时间长了,我觉得她除了保留有抽烟喝酒的“恶习”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坏”的地方。甚至有时还觉得她孤苦伶仃,值得同情。她也曾对我的妻子说:“你家小江虽然是个保卫干部,可对人和和气气的,从不摆架子、耍大牌。”我们间的“隔膜”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化。相处几个月后,彼此间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妻子常常晚上抱着女儿到她的房间里聊天,她也喜欢逗孩子玩。元旦节那天,她买了一套玩具送给我女儿,我妻子也送了一套劳保服给她,以示回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因为我们单位的性质比较特殊,那时还在贯彻毛主席“深挖洞”的指示,单位保卫科一直负有组织修建防空洞的任务。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展,我们科除科长外,4个干事都要轮流下防空洞劳动,以督促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在防空洞干1个月,可以得到5斤猪肉、5斤黄豆、3斤白酒的保健食品。那个月轮到我进洞劳动。月底我领过保健食品后,将其中的一半给了父母,另一半拿回家自己享用。一天晚上,我妻子做了满满一大盆“黄豆烧肉”。妻子对我说:“今天有酒有肉,我们就请刘阿姨吃一顿吧!”我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她向隔壁高声喊:“刘阿姨,今晚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刘阿姨先是推辞,我妻子连喊几声后她才答应了声“要得嘛”!
席间,她先有些矜持,后来就随和了,一边吃一边夸我妻子的肉烧得好,还说,中国的菜系中虽然川菜有点辣,但最有特色。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川菜、粤菜,只是一个劲儿地劝她喝酒。她一高兴便一杯杯地同我喝了起来。她的酒量还可以,可毕竟是年近五旬的妇女,大约3两酒下肚后,便满脸通红,话也多了起来。她问我:“现在物资这么紧张,你从哪儿开后门买到这么好的酒哟?”我说:“不是开后门,是挖防空洞的保健酒。”她一听“防空洞”,似乎更来了兴趣,说:“是应该加强防空工作。”叹息一声后接着说,“小江,我从来没向人讲过,我父母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她喝下一大口酒,讲起自己的身世来。
她说,她是安徽安庆人,父母都是教师。日本人打来后,一家三口向西逃往大后方。路上父母被日本飞机扔炸弹炸死了。她当时才12岁,是随逃难的人流落到重庆的。到重庆后举目无亲,沿街乞讨。后来被难童救济署的人送到歌乐山战时孤儿院。1年后,老师从孤儿中选了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合唱队。她因歌唱得好,个儿又高,就当了领唱。唱的都是一些宣传抗日的歌曲。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孤儿院视察,合唱队专门为他们夫妇表演了节目。节目演完后,蒋介石夫妇上台和他们一一握手,每人还发了一包糖果。蒋介石长得瘦高瘦高的,眉毛很浓,五官很端正,对人很和蔼;宋美龄身材苗条,穿着很得体的旗袍,举止端庄,雍容华贵,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当他们夫妇走到她面前时,宋美龄还特别问了她的姓名、年龄,又对蒋介石说:“大令(英文darling的音译,即‘亲爱的’),你看这女孩长得多秀气!”她满15岁那年,孤儿院正准备将她安排到刺绣厂工作,宋美龄就派了一辆车将她接走,介绍给黄埔二期学生,当时已是中将的“梅县三雄”之一的汪立涛当秘书。16岁时她就成了他的四姨太……
我和妻子被她的身世吸引住了。同时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赞美蒋介石和宋美龄,感到十分惊讶。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都是蒋介石、宋美龄是“人民公敌”、“民族败类”、“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类的宣传,看到的都是丑化他们的漫画,心目中的蒋、宋总是青面獠牙的狰狞形象。更让人不安的是,刘玉佳居然毫无掩饰地赞美蒋、宋,若传出去,不仅她要“罪上加罪”,连我们也要受牵连。
我和妻子相互对视了一眼,脸上流露出惶恐的神色。
醉意中的刘阿姨处于兴奋状态,一点没有注意到气氛的变化。她点燃了一支烟,袅袅烟雾中,她继续说:“汪老头子虽然比我大26岁,可很疼我,始终和我住在一起。解放后政府规定一夫一妻,他才回到原配那里去了。”顿了顿,她又说:“有一次闹别扭,我故意不理他,他只得去请宋美龄出面给我打电话……”她似乎还想说什么,我忙说:“刘阿姨,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说罢,我示意妻子收拾桌上的东西。她似乎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尴尬地说:“啊……我怎么就忘了呢!”站起身来,慌慌张张离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往厂里上班。一开门,见刘阿姨已等在门口了。她一改平时对我“小江”的称呼,说:“江同志,昨晚我在你家喝醉了,说了些胡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哟!”我一怔,想起昨晚的事来,忙说:“没什么,刘阿姨。”说罢就要走,她拉住我的衣角,继续说:“真的,是喝醉了,信口开河……”我怕上班迟到,胡乱敷衍了几句就匆匆地走了。
那天工作上的事很多,忙碌中,我把刘阿姨酒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可晚上下班回家时,她仍同早上一样等在门口,一见面就把早上说的话对我重复了一遍。我想了想,含糊其辞地低声对她说:“刘阿姨,你放心,是我主动请你吃饭的……再说,我也不是那种人!”她见我如此说,脸上略微有了些笑容,转身离去了,可没走两步,又转身过来说:“江同志,我……真的是胡说八道的。”我见她害怕到了如此地步,只得走到她身边,向她发誓:“刘阿姨,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这下,她才放心地回她房间去了。
然而,翌日早上,当我开门上班时,她拦住我把头天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番。我只得耐住性子把头晚上发过的誓再“发”一遍,好歹才把她“安抚”住了。
这天上班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觉得刘阿姨已为那晚醉后的“失语”而害怕得走火入魔了!我后悔那天不该请她吃饭,更不该让她喝酒,可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
晚上下班后,更可怕的事发生了。我走到家门口,刘阿姨见我后除了重复早上的行为外,还打着自己的嘴巴说:“这张嘴有罪,又好吃,又乱说,又好吃,又乱说……”我忙抓住她的手说:“刘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呀!”在我的厉声斥责中,她才停止了自己的动作,呆呆地看着我。猛地,我发现她眼神有些怪异,有恐惧,有忧郁,还有木讷……晚上,我忧心忡忡地告诉妻子:“刘阿姨可能患上抑郁症了!”
果然如我所料,没两天,刘阿姨的行为异常了。早上,我开门时,她总是站在我门口神情古怪地打着自己的嘴巴说:“又好吃,又乱说,又好吃,又乱说……”我晚上下班时,她也要如此“表现”十来分钟。天啦!这该怎么办呢?我和妻子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
再过几天,情况更严重了。刘阿姨已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无奈之中,我只得将其患病的情况如实向她所在的单位领导作了汇报。此时,靠批斗刘玉佳造反起家而夺权当上革委会主任的那位“领导”因经济问题已判了刑,我对新上任的学校领导说:“我也是个保卫干部,尽管刘玉佳有问题,可她独身一人,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一级组织,应该妥善处理才好。”那领导见我说得在理,加之这时已在提“平反冤假错案”了,于是便把她送到歌乐山精神病医院治疗。半年后,她康复出院,可身体及精神状况已不适合工作,只得在家继续养病。我和妻子不时去帮她做点买米买菜之类的杂事。
不久,我在厂里分到一间12平方米的单间住房,便高高兴兴地搬到厂里住去了。然而我仍关心着刘阿姨。星期天和妻子回家看父母时,也不忘去看看她。
1980年上半年,刘阿姨所在单位纠正了对她的错误处理,为她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后来我父母搬到了汉渝路姐姐家住,我就很少到郊区看望刘阿姨了。
一晃20多年过去了,2009年8月初,我正在办公室忙碌,门卫来了个电话,说是大门口有人找我。我到大门后,见到一个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和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汉子。那老太太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小江,还认识我么?”我细细打量着她,倏地脱口而出:“你是刘阿姨么?”她高兴地说:“我就是,20多年了,谢谢你还记得我,更谢谢你当年对我的照顾。”接着她告诉我说,和她分别40多年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她非常高兴,今天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我的工作单位,想请我们夫妇一起陪她到重庆最热闹的大都会去吃顿饭,以示庆贺。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她的儿子汪小涛的确是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帮助下“逃”出了国。现在则以“外商”身份回国寻找母亲来了。
我高兴地接受了刘阿姨的邀请,并同妻子一起驱车去了大都会。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久别重逢的话,喝了很多的酒,连我都醉了。
(责编 磊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