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言说的路径与民族国家电影实践及其走向

时间：2020-03-23 05:23:1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电影市场以领先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快速崛起，民族国家电影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引导和规划之下呈现出某种主流电影的气质，当代中国社会中下阶层关于价值实现的话语表达丰富而多元。面对未来许多发展、挑战与机遇，怎样理解国产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现状，以及如何规范市场乱象、保证电影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升中国言说和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成为当下燃眉之急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国电影；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电影；主流商业大片；社会中下阶层话语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首次超过400亿，约占北美电影市场票房的60%以上。中国电影在本土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电影新力量迅速崛起，新的电影类型和优质电影也日益呈现。怎样观察、看待2015年中国电影的高速崛起，如何言说中国自己的电影发展经验，进而反思中国电影作为民族国家电影的路径和过程，是有意义的。我们把握电影发展的新特点，对当前电影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思考，除了立足于当下，还应抬头看路来思考对策，思考民族国家电影的责任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指针摆放在什么位置。这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前进的航向，梳理并把握好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国家战略、民族国家电影实践与多层次表述

2015年，习近平主席提倡，“运用与时俱进的‘和’文化理念，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和合’智慧，引领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旨在倡导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国际观也渗透到中国电影管理和创作层面，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智慧地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为了把电影产业做得更大更强，有力地改写中国电影的未来，中国电影持续不断且更为深入地推进中外合作、合拍之路。同年7月，中国与马耳他签署政府间电影合作制片协议，此前已与11个国家签署了合拍协议。在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电影集团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了《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致力于继续就电影产业开展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在中国香港合资成立电影制作和国际发行公司。此外，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制定中国电影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主要是用以规范电影市场秩序、提升文化产业水平、促进电影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上述国家政府行为和政策透出两种发展电影的路径：一是电影是经济产品，涉及制作、发行、放映和受众的商业行业实践层面，需要认真对待它们从本土与海外市场的票房收人中获得了多少盈利。签署不同形式的国家条款是用以保障和促进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二是电影是文化产品，是文化的客体，让国家和国民有机会“反躬自照”，以便言说中国，“树立”中国的形象，告诉国内外观众，所谓中国人是什么意思。至为关键的是必须坚持民族国家站位、树立全球视野，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多次演讲以及政要会面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业已成为中国外交上的又一面重要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一种来自“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力量，顺其自然地居于全人类的中心，是一种主体性构建，也是一种抽象的普适性表达。国家战略层面借助其整合、弥合双边或多边文化价值体系实存的内在冲突，有助于各国寻找合作包容的中间项和最大的公约数。当然，这仍然没有放弃表现民族国家的方式这个角度，只是强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外国和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问题，创新中国故事的对外话语表述，让国外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从而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现代意义下的民族国家电影在文本中强调的不是政治权力至高普及的特色，或者只是将地域性聚合的单纯血缘团体作为表现对象，而是预设了现代公民概念的政治共同体。中国电影作为一种言说中国的民族国家电影，是记录和见证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急剧变迁和转型的艺术载体。它是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史为背景，突出了现代国家伴随社会变迁而展开的种种行为及其情感记忆，而以形成某种大范围的民族想象为其旨归。国家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涵盖了团结、忠诚、奉献等民族主义范畴内比较属于集体主义性格的价值，又囊括了一定的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如尊重个人权利、肯定多元秩序、反对专断权力等。“这种理路重视个人镶嵌于特定文化脉络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但也支持个人最终拥有反省文化、批判传统的自主意识。不从自由主义式的普遍理性或人权价值来证成这些批判能力，而是把批判反省再度归诸既存文化所提供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机能。”国家战略层面的民族国家电影是建立在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将部分民族主义诉求和部分自由主义理念按照不同比例混杂而成，显得更为温和而理性。两种不同价值的混合必然存在哪个价值更为优先的问题，那就视不同场合和形势而定。

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多种民族国家电影，这个民族国家在自己一个多世纪的电影制作中又产生了样式繁多的故事、类型、叙事风格和视觉美学。张英进认为：“一个国家的电影实践是多元化的，绝非一种类型和模式，把一国之电影简单化为某种固有的形态，必然引发诸多质疑。”不言而喻，通过民族国家电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因为它“旨在整合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话语，表现一种矛盾的一体性，扮演着争取共识、遏制异见的霸权角色”。国家战略层面这种急切向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展示自己并渴望得到了解的焦虑，不同程度上也外化了相对于好莱坞电影和其他民族国家电影的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尴尬。

虽然说美国的民族国家电影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因为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将自己认同为全球化制作，而其他民族国家电影都属于地方性建构。但是，民族国家电影的构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对好莱坞电影的自觉抵抗。它需要正面应对两个向度上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日益加剧、消费文化甚嚣尘上、去中心化呼声越来越响的文化发展趋势；二是当今资本和人才频繁地跨国流动。因此，如何在世界电影版图中寻找自己的国家地位和确立民族身份已成为所有民族国家电影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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