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上的代食品运动
时间：2020-03-24 05:22: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各式运动中，代食品运动常常被人们忽视。它是在“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粮食极度匮乏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的全民性救灾渡荒运动。代食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功效不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大饥荒 粮食 代食品
代食品，顾名思义，就是指能够代替食物为人们充饥的物品。历朝历代，每当饥荒发生时，各种各样的代食品就会出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收集或制造代食品，基本上都是灾民基于求生本能的自发行为，没有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成规模的全民性运动。而20世纪60年代初的收集、制造代食品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运动”。这场特殊的运动是在由“大跃进”运动引起的大饥荒背景下产生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体现了特定时期国家与农民的特殊关系。
一、代食品运动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大跃进”，严重脱离了现实条件，高指标、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其结果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粮食生产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种“卫星”频频上天，虚报浮夸越来越严重，粮食生产浮夸的后果是粮食的高征购：“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每年粮食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这三年粮食征购量及与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征购1175亿斤，占29.4%；1959年1348亿斤，占39.7%；1960年1021亿斤，占35.6%。”[1]事实上，在“少种、高产、多收”思想的指导下，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大量减产。大量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还增加了粮食消费，更是给原本就非常紧张的粮食形势雪上加霜。此外，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的产量”[2]。可见，粮食形势十分严峻，入不敷出，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十分普遍，全国陷入缺粮困境。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出一系列的指示、通知，号召全民动员解决粮食问题。1959年，国务院发布了《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全民掀起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高潮，甚至一些机关、工厂也抽调人手上山下乡采摘各种成熟的野生植物，用作饲料或储备。1960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积极采集和储备代食品，必要时粮食部门应当收购一部分代食品储备起来的指示》，要求粮食部门收购一部分代食品储存起来，以备急需。中共中央又于1960年8月10日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规定“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压缩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并且试图由此解决粮食生产的劳力问题。同时，还提出了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等要求。10月16日，转发了《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规定必须安排好城乡人民的生活，办好公共食堂，并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等五项方针。随后，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全民大规模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一场由中共中央发动的，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正式登上了共和国历史的舞台。
二、代食品运动的开展
在中央发出相关文件进行全民动员开展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以前，一些农民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早就开始了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实践，只是没有在中央和各级组织有计划、有组织的领导下形成一场“运动”罢了。早在1959年上半年，有些农村的一些农民就开始以树根、草根、野菜、农作物根茎来充饥了。
1960年11月10日，中央在西安召开了首次全国代食品会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各地代表一致认为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明确了推广代食品的方针、政策，解决了很大问题。有的说，过去对粮食、蔬菜只重视数量，没有强调质量，只考虑如何用代食品填饱肚子，现在才懂得还要注意营养。今后要根据每种作物的不同养分来安排生产，为此要求科研部门提供各种作物所含养分的资料。（二）对于大搞代食品，各地劲头很大，一些干部已打电话回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三）关于如何开展推广工作问题，各地都进行了讨论，打算建立机构，安排劳力，做好生产计划，进行技术培训。（四）大家一致认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做好思想工作，改变群众对菌类的看法，同时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3]p381这次会议明确了开展代食品运动的方针、政策和一些具体问题。
全国代食品会议稍后几天，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除新疆和西藏外）在领导采集和制造各种代食品的运动中，应注意做到：“（一）书记挂帅，全面动员，全民动手，以食堂为主，工厂为辅，土法为主，洋法为辅；（二）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妥善安排劳力和必要的物资设备；（三）大力加强技术指导，提高利用效果，切实预防中毒事故；（四）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有效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4]在这个指示中，强调了书记挂帅、全民动手的动员方式，同时也强调了加强技术上的指导，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等，对代食品会议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为代食品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指导。
《紧急指示》发布以后，中共中央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由李先念、李富春、习仲勋、谭震林组成的“瓜菜代”领导小组，与此相应，各地方也成立了各级“瓜菜代”领导小组，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建立起来，正式组织领导开展代食品运动，为代食品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虽说是“瓜（瓜果）菜（蔬菜）代（代食品）”领导小组，但在粮食严重缺乏的环境中，瓜果和蔬菜早已和粮食一道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稀缺资源，基本上已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瓜菜代”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如何领导全民收集和制造各种各样的代食品，以发挥粮食的功效，帮人们渡过一场粮食危机。
在研究制造代食品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等一些研究机构和科技人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科研机构和人员在开发代食品、鉴定营养成分、分析代食品毒性以及编印宣传手册和实用手册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大减少了由于随意采集代食品而带来的中毒、死亡事件，为代食品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保障。
在大饥荒面前，饥不择食的人们对各种可以充饥的东西，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总体上看，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玉米包皮、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杆、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茎、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魔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由于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广大农村主要以采集和制造农作物类代食品和野生类代食品为主，同时也非常重视小球藻的培育；城市则主要培育小球藻和制造精细代食品。”[5]对于一些植物的根、茎、叶、壳和果实作为食物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在全国进行了小球藻代替食物的推广。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指出小球藻不仅是一种很好的饲料，更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倡导人们大量生产、食用小球藻，突出强调小球藻的营养价值与治病功效，在全国大为宣传。小球藻真有如此的神奇功效吗？这其实说明了当时饥荒的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小球藻不仅是一种藻类，更是饥民乃至中央希望寄托的场所。
希望终究不能解决缺粮的现实，中毒、死亡事件频频发生。代食品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欲解决粮食危机，必须遏止“左”的错误的蔓延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调整农业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在大力开展代食品运动的同时，中央也开始逐步地纠正“左”的错误。1961年中共中央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方针，调整农业基本政策，恢复农民自留地，作出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大量进口粮食。粮食形势逐步好转，共和国逐渐走出了最艰难的历史时期，到1962年代食品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走进了人们的记忆，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三、代食品运动的双重作用
在饥不择食的年代，代食品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从平日看都不看一眼的代食品中汲取的有限的淀粉和蛋白质，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使人们能够熬过漫漫的饥荒年月。但是，它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食粮”，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代食品运动只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之举。
代食品是物质食粮，更是一种精神食粮。“我国人民历来就有采集、制造和食用代食品的习惯和丰富经验。”[4]我国土地辽阔，野生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分布广泛，在饥荒年代各种可充饥的代食品比较多，作为救灾渡荒应急之举的代食品运动确实减少了非正常死亡人数，对其作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除此之外，其在精神层面起到的作用更应该重视，每当一种代食品被发明出来以后，各级领导组织和科研宣传部门都会通过会议、报刊等方式，对其营养价值进行宣传，这对处于食不果腹状态下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缓解了人们因饥饿而带来的精神紧张。“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代食品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救灾渡荒的措施，从精神上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作用比填充肚子的作用更大。”[6]但是，对其作用不能夸大。这些代食品毕竟营养有限，有的还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损害，人们误食代食品而中毒、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四、代食品运动中的国家与农民
代食品运动是在国家的发动、领导和组织下开展的一场由全民参与的救灾渡荒运动，是一场国家领导下的人民自救行为。代食品运动的开展，与基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场运动充分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国家与农民的特殊关系。
开展代食品运动的原因就是粮食的短缺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直至代食品运动发动之时，仍然归咎于自然灾害的影响，甚至还肯定“三面红旗”在克服自然灾害中的作用。“解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近两年来，农业生产连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抗灾斗争，大大缩小了成灾面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严重的灾害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暂时的困难，城市和乡村的口粮标准有所降低，肉类和油类也有所减少。目前全党全民正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我们除了应当首先增产粮食、增产瓜菜以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增产各种代食品。这样做，有利于增加营养和发热量，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力，从事劳动和工作。”[4]
代食品运动不仅是挽救生命的应急之举，更是特殊时期缓解农民与国家紧张关系的必要之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务城市。农民的粮食往往是增产不增收，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工业建设上来，把国家为发展工业而产生的重大财政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这种政策上的偏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国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在大饥荒中发生人员死亡时，国家才和农民一道开始了救灾渡荒的一系列的实践。开展代食品运动，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力求避免因代食品引发的中毒事件，又必须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既要组织基层干部进行动员，又面临着基层干部的抵触；既想解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又不得不面对无粮可供的无奈。在代食品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为挽救人民生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代食品生产领导小组，这是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临时性的领导机构，代食品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可见国家对代食品运动的重视程度。在代食品运动开始之时，国家就一直强调必须加强技术上的指导，严防中毒事故的发生，一再责成卫生部门对各种疾病和中毒人员进行治疗，体现了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许多高级干部亲自到乡间田野收集代食品，与农民同甘共苦，共度时艰。
农民无疑是大饥荒中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代食品运动最大的参与群体，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代食品营养价值的试验者。代食品运动中农民的种种努力，既是一种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在《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中写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结束以后，国家向农民让步。凭借那一点不大的自留地和半开放的乡村集市，中国农村开始恢复了生机。”○
参考文献
[1]罗平汉.1961—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Z].http：//news.qq.com/a/20090909/001497_1.htm.
[2]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完成粮食调拨任务，继续抓紧安排人民生活度过春荒的通知[N].人民日报，1961—2—13.
[3]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二日整理的关于代食品会议情况的材料[G].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4]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N].人民日报，1960—11—14.
[5]陈海儒.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微[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2）.
[6]温艳.三年困难时期救灾途径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6）.
责任编辑 万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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