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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禁令

    时间:2020-04-13 05:16: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今年2月6日,第208届国际田联理事会在法国卡普代尔举行,根据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的提议,会议决定此前颁布的国籍变更条款即刻废止。为此,国际田联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新的实施规则最迟在年底前達成共识,正在流程之中的15项移民申请不受此项决议影响。

    得寸进尺

    国际田联的这项决议主要针对近年来西亚一些国家的“非正常式”引援现象,其中以卡塔尔、巴林为甚。理事会非洲区代表哈马德·马尔伯姆对此作了很形象的描述:“目前的情况很糟糕,就像一个批发市场,一些有潜力的非洲选手像商品一样被随意买卖,谁出价高就跟谁走。”

    美国队中亦有从非洲归化而来的黑人运动员,不过和西亚一些国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况且,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有不少非洲裔运动员从小生活在美国或是在美国留学,多年之后才更改了自己的国籍,暂且不论以后的趋势如何发展,至少目前的情况还称不上太恶劣。

    威尔逊·基普凯特

    田径移民究竟起于何时,如今已很难考证。威尔逊·基普凯特曾创造男子800米室内和室外世界纪录,他原籍肯尼亚,1990年作为国际交换生被派往丹麦学习电子工程。不久,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国家,便申请成为丹麦公民,后来还娶了位丹麦媳妇。看来,基普凯特至少还不算一位纯粹的拜金主义者。

    如果说基普凯特是一个特例的话,那么短短几年之后,田径移民已经成了一种“现象”。2003年,备受争议的沙赫恩事件引起国际田坛的轰动。8月9日,巴黎世锦赛即将开赛,一位名叫斯蒂芬·切罗诺的肯尼亚年轻人成为卡塔尔公民,他的名字也改成了富有阿拉伯地域色彩的塞义夫·沙赫恩。17天后,在肯尼亚的“国家项目”男子3000米障碍赛中,沙赫恩击败了强大的前队友伊泽科尔·凯姆博伊和自己的哥哥亚伯拉罕·切罗诺,为卡塔尔赢得了历史上的首枚世锦赛金牌。赛后,他的哥哥直接走出比赛场地,压根就没搭理他,更别指望向他表示祝贺。

    对于改变国籍一事,沙赫恩的解释很实诚:“是的,我就是为了钱。”有报道称,卡塔尔田协为引进沙赫恩支付了100万美元的“转会费”。实际上,最令沙赫恩心动的是下半辈子每个月可以从卡塔尔领到1000美元的生活补助金,相当于获得了一张终身社保卡。细想一下,这起事件里还有一个很蹊跷的环节。根据国际田联当时的规定,运动员改变国籍后,3年之内不可以代表其他国家参加国际比赛。不过,规则后面还有补充说明,如果两个国家的运动协会都没有反对意见的话,则不受上述时间限制。对于沙赫恩的“叛逃”行为,肯尼亚方面肯定是一万个不支持,不过最终还是被卡塔尔搞定。据报道,卡塔尔田协曾答应为肯尼亚翻修一座旧体育场,并铺设一条全天候训练跑道。当时的肯尼亚连一条这样的跑道都还没有。可见,卡塔尔的体育哲学就是:只要用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有时,体育界越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其进展速度之迅猛越令人始料不及。2014年仁川亚运会时,巴林共派出28名田径运动员参赛,其中18人出生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国家。巴林队专攻中长跑,卡塔尔队专攻短跑。再加上不甘落后的阿联酋,归化选手在亚运会田径赛场上共赢得了13枚金牌。显然,亚运会已经被人为地改造成半个“非运会”。

    2016年里约奥运会,共有85名田径运动员改变过国籍,巴林有12名选手来自于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女子3000米障碍赛冠军鲁斯·基贝特和女子马拉松亚军尤妮斯·基尔瓦都出生于肯尼亚。卡塔尔队拥有大名鼎鼎的尼日利亚裔选手费米·奥古诺德,他曾在2015年创造9秒91的男子百米亚洲纪录。如今,运动员改变国籍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前世今生

    西亚的归化运动员大多来自于传统的田径强国。以肯尼亚为例,运动员在国内所面临的竞争可谓惨烈。当时的沙赫恩绝对堪称中长跑项目的顶尖高手,既拿过世界冠军,又刷新过世界纪录。即使如此,在肯尼亚国内,至少有50名选手等待取代沙赫恩的位置。由于肯尼亚长时间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没有任何人敢妄耍大牌。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牙买加。在尤塞恩·博尔特统治短跑的时代,年轻运动员想获得代表牙买加出战的机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牙买加也开始奔向西亚的淘金大潮。

    运动员的这种行为通常会受到各界的诸多批评。不过,也有人不这样看。前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名将摩西·基普塔努伊说:“我们看到许多参加过1968年奥运会或1974年英联邦运动会的运动员如今仍然生活在很贫困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即使他们曾为国家做过很多伟大的事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且不说改变国籍之类的“大逆不道”行为不被允许,即使在比赛中被发现收受哪怕一丁点儿出场费,运动员都面临灭顶之灾。在那个年代,任何带有职业化色彩的“恶劣行径”都是被坚决禁止的,运动员必须严格遵守业余原则。实际上,业余原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运动员为了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理想,必须进行系统、科学的训练,背后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持。

    北京奥运会男子1500米决赛上,归化选手拉姆兹为巴林夺得奥运史上首金,后因服药被取消金牌。

    影片《阿普正传》中的一个小片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史蒂夫·普雷方丹跟随美国代表队一起住进奥运村,他要参加的项目是男子5000米。比赛前几天,队员们坐在一起观看男子万米比赛的电视直播。画面中,来自芬兰的夺冠大热门拉塞·维伦在挤撞中重重摔倒在地,爬起之后依然轻松超越其他选手。他是普雷方丹的最大竞争对手。一旁的队友向普雷方丹解释道,维伦就是一只“被豢养的动物”。顾名思义,和许多欧洲顶级选手一样,维伦已将跑步当作自己的职业。他在警察局挂了份虚职,实际上所有时间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训练,身后跟着一大堆后勤保驾人员。

    可见,职业化的趋势已在所难免。1971年,鲍勃·赫什在《田径新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性报道:“一名室内600米跑选手为自己开出了每米1美元的要价。有一次,因为赛会组织者少付了100美元,他竟然在跑了500米后就從跑道上下来了。”当然,大多数运动员不会做得那么明显。大家表面上高举业余化的旗帜,不影响私下做些伪业余化的事情,这种有点畸形的状况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职业化逐渐合法,这要感谢前国际奥运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萨翁掌舵国际奥委会长达21年,任内的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国际奥委会不再坚持业余原则。但是,职业化是把双刃剑,这也为后来的西亚移民乱局埋下了伏笔。

    卡塔尔、巴林、阿联酋是西亚的几个主要引援国家,曾经是英国的保护国,因为发现了地下的大量石油,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这些国家非常希望提升国际影响力,体育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为此,卡塔尔成功举办过2006年多哈亚运会和2011年亚洲杯足球赛,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阿联酋的迪拜马拉松赛因奖金丰厚而闻名。这些国家都是小国,巴林人口仅有138万,面积750平方公里,和中国的一个五线城市不相上下。如果完全依靠自身实力,拿块亚运会金牌都很不容易,更别提在世界大赛中摘金夺银。因此,选择了大规模引进外籍运动员。

    大规模引入外籍运动员,肯定会面临各方面的压力与质疑,其中包括资金使用、文化认同、对本土运动员的影响等问题。但是,这些西亚国家基本不存在此类问题。许多资源型国家都有专制的特点,如果民众对政府的行为有些许意见,那好,多挖几桶石油,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问题就迎刃而解。卡塔尔有不少人整天躺在床上睡大觉,照样可以有房有车有存款,绝对是运动员移民的不二之选。如此说来,田径运动员大规模移民现象是一种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双向选择。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让国际田联如此无法容忍?

    祸福相依

    凡事皆有利弊,走向极端便会适得其反。利弊的天平究竟会倾向何方,取决于两边的重量。此前多有媒体评论说,“雇佣军”的加入会带动亚洲田径水平的整体进步,日本短跑选手近几年的成绩就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担心道:“最糟糕的是运动员转换国籍只是因为钱。”在亚洲田径赛场上,由于“雇佣军”的存在,以往中日争霸的传统格局已被彻底打破。依靠在田赛项目上的传统优势,中国队暂时还能保持住亚洲第一的位置,而日本队已被卡塔尔迅速甩在身后。一大批国家纪录、亚洲纪录乃至世界纪录被西亚运动员打破,如果不了解详细情况的话,真可能误以为世界田径将迎来一个属于亚洲的时代。正如科勋爵所说:“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是建立在国家(或地区)代表队基础之上的,这种秩序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

    西亚的归化选手大多具备世界级水准,尤其是中长跑项目,这让其他运动员最多只能拼块银牌,或从比赛一开始就失去了夺牌希望。这种情况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果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实际上,运动员从改变国籍的那一刻起,就会时刻面临外界的各种舆论压力,这对训练多少会产生些消极影响。同时,归化选手大多存在着所谓的“移民心理”,不会过分张扬,却又急欲证明自己。运动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确实很危险。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成绩,那么当初的“叛逃”行为将会被证明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潜在的影响就是可能促使运动员牵扯上兴奋剂。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翻开运动员履历便一目了然。亚洲第一位百米跑进10秒大关的塞缪尔·弗朗西斯原籍尼日利亚,2007年起代表卡塔尔参赛,后因血样复检不合格,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绩被取消。摩洛哥裔选手拉西德·拉姆兹可谓归化选手中的超级大牌,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为巴林夺得历史上首枚奥运金牌。然而,仅仅几个月就东窗事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下的奥运金牌也被剥夺。费米·奥古诺德同样不干净,在两破百米亚洲纪录之前,曾因为嗑药被禁赛两年。

    塞巴斯蒂安·科主持召开第208次国际田联理事会会议。

    起初,西亚国家希望借助体育的作用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殊不知弄巧成拙,不仅破坏了田径运动的原有生态,到头来还给自己的国际形象抹了黑。可见,简单用钱来解决问题,通常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体育人才的跨国流动本身并没有过错,甚至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分寸。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给人们带来很大启发。日本曾是东亚地区最早引进归化运动员的国家,如今早已不再采用这种简单粗暴式的策略,而是从本土成长的混血儿中寻找体育人才,加以精心培养。被媒体誉为“日本版博尔特”的短跑新星萨尼·布朗以及里约奥运会上日本男子4×100米接力队的第四棒剑桥飞鸟等,都是混血运动员。他们从小就在日本生活,自然不会遇到文化认同的困扰,更重要的是不会遭受国际舆论的口诛笔伐。

    掀开底牌

    国际田联的国籍变更条款确实漏洞太大。以“3年等待期限”来说,运动员为了代表其他国家参加国际比赛,提前几年申请变更国籍,即可轻松解决,条款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还造成了移民“低龄化”的发展态势,促使西亚的那些星探们连未成年运动员都不放过,何其哀哉!

    条款中还有一处含糊不清:“如果运动员此前没有代表任何国家参加过国际赛事,转换国籍后可以直接代表新国家参赛。”问题是运动员即使参加过国际赛事,也可以该比赛不具备国际性质为由提起抗诉。凡此种种,让国际田联的这项规定变得多少有些形同虚设。

    起初,西亚一些国家很重视本国年轻运动员的培养,送运动员出国特训、聘请高水平外教等,做得很到位。如今规则被滥用,跟国际田联的长期不作为有着莫大关系。近20年,“雇佣军”现象快速发展,正是在前主席拉米尼·迪亚克执掌国际田联时期。英国《独立报》形容“迪亚克在职期间的腐败行为已超越布拉特”。

    2015年北京世锦赛前夕,科勋爵当选新一任国际田联主席,接手了一个看似光鲜却无比烫手的烂摊子。新官上任前两年,仅兴奋剂问题一事就足以让他忙得焦头烂额。当然,“非正常式”移民运动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新政具体该如何实施,各方之间的斡旋可能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幼年时期变更国籍是否也会被禁赛,因结婚而变更国籍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具体年限怎么设定等。其实,这都是细枝末节,关键在于田径运动的根本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践踏。科勋爵身上的重任是如何拯救这项伟大的运动。

    发展田径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喜欢并参与其中。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能依靠田径运动自身的魅力。那么,何谓田径运动的魅力?

    作家史铁生曾在《我的梦想》一文中写道:“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在这篇文章中,史铁生表示:“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因缘际会,2001年3月20日,来中國参加耐克活动的刘易斯与史铁生会面了。史铁生对刘易斯说道:“我常常想,奥运会的口号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外,还应该加上一条‘更美’。一方面是运动员的形体美,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对违禁药品的自觉抵抗。”

    田径运动的魅力源于它的审美。形体美很直观,但精神美则需要用心去感悟,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容易把它忽视,而这又恰恰是田径运动的根本之所在。历史上,获得过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不在少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人的名字终究会被人们遗忘。唯有精神的力量可以凝固下来,形成田径运动另外的一种存在和延续,让不同时代的人在哪怕很遥远的地方,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它的不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约翰·阿赫瓦里的名字,但一定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拯救田径运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延续它的纯粹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田径运动的魅力,也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上田径运动,亲身体验其中的无限乐趣。国际田联消耗的所有卡路里,难道不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么?无论是“非正常式”的移民运动,还是因此诱发的兴奋剂问题,在形式上不真,在道德上不善,在精神上不美!这才是对田径运动的终极宣战。

    “日本版博尔特”,短跑新星萨尼·布朗为混血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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