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
时间：2020-04-21 05:14: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收稿日期：2012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关系研究”（10BJY036）
作者简介：陈萍（1958- ），女，山西神池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cping227@sinacom
摘要：目前缺少系统的农民工工资的面板数据妨碍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证明城镇集体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可以作为农民工工资的代理变量，并将城镇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与集体部门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作为衡量城镇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指标。笔者通过对中国1978—2008年间省际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本身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是，非国有部门职工比重的增加会削弱所有制分割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10008
一、引言
近年来，很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决定因素。在这些研究中，城市化和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农村人口流动、金融发展、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乡居民的个体特征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仍然遇到障碍问题上，却是一致的。然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不仅有劳动力流动障碍，还有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以后面对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是前者，流动的农民工将获得一个竞争性的工资，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而得到改善；如果是后者，流动的农民工可能获得一个非竞争性的工资，能否因此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确定的。然而，大量的研究忽略了这个问题。Knight和Song以及奈特和宋丽娜根据城市截面调查数据对中国工资结构变化的研究证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是存在省际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市场［1-2］。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省际分割的作用下降，而所有制分割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缺乏直接的和系统的农民工工资统计数据，特别是面板数据。
本文通过间接的方法证明城镇集体经济部门的工资是农民工工资合适的代理变量，从而可以通过城镇国有部门平均工资与集体部门平均工资的相对比例，观察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进而研究这种分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Chan和Hu认为，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于三个方面：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原有农村地区划归城镇和农村居民向城镇流动［3］。在他们看来，农村居民向城镇流动是城镇人口增长最主要的原因。笔者认为，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所有制分割，因此农民向城镇流动必然流向非国有部门，并且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民工在非国有部门可能获得的是最低的平均工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城镇集体部门的平均工资不仅低于国有部门，而且在所有非国有部门中也是最低的。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还发现了城市化水平与集体部门平均工资变化的系统联系。据此，我们将集体部门的工资作为农民工工资的代理变量，用国有部门平均工资与集体部门平均工资的相对比例衡量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程度，并进而研究这种分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具有库兹涅茨效应的前提下，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效应的证据。
二、概念性框架与文献回顾
Lewis提出了以二元结构为背景的经济发展理论［4］。在他的理论中，一个经济的二元性可以表现为“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并存，在文献上这种说法经常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或“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或“城市与乡村”的说法交替使用。他假设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传统部门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现代部门工资与传统部门工资之间预先存在差距。传统部门工资由其平均产品决定，而现代部门工资则由谈判制度决定［5］，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对这些部门工资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部门的发展吸引过剩的劳动力流入，并向流入者支付高于传统部门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保持两个部门的工资差距就会吸引过剩的劳动力，只有当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时，现代部门的工资才开始上升，经济发展达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6］，传统部门工资决定机制与现代部门是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在两个部门是分割的。最初刘易斯认为，虽然现代部门也可以细分为不同的部门，但可以视为一个部门，因为这些部门都遵循竞争性原则［4］。这意味着在现代部门中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刘易斯的模型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同层面城乡分割的事实［7］。实际上，后来Lewis修正了他的理论，认为即使是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个部分［8］。进入非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控制，这使非竞争性部门享受比竞争性部门“优惠”的工资。在刘易斯看来，现代部门中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由行业工会力量的分布决定。而在中国，工会力量不是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因此，刘易斯的修正在国内有关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也被忽略了。
刘易斯模型隐含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与Kuznets［9］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极为相近，因为后者隐含地将研究的背景建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当经济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增长和发展过程。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劳动力由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农业部门向收入分配不太平等的工业或服务业部门转移，部门或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将会恶化，收入差距扩大，但增长的中间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比较稳定，而在增长的后期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会趋于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假说。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还受到政府支持发展的政策在城乡之间不平衡分布的影响。Lipton提出了政府政策具有城市偏向的观点［10］。按照Lipton的观点，政府涉及城乡之间的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支出政策。例如，扭曲或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就有利于城市工人，从而有利于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在他看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更接近于市场定价，价格扭曲的状况会得到部分矫正，但支出政策的偏向依然存在，甚至更为重要地体现城市偏向政策。
上述理论成为近些年国内实证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概念性框架。陆铭和陈钊利用1987—2001年间省际面板数据重点研究了城市化、财政支农政策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11］。他们发现城市化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而财政政策与金融贷款的作用相反，前者扩大城乡差距，后者产生缩小效应。在他们的解释变量中包含了开放程度，但不包含经济发展水平。章奇等利用1978—199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GDP）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具有库兹涅茨效应［12］。但在他们的估计模型中，不包含城市化这个解释变量。万广华利用1987—2001年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同样的问题，并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城市化具有缩小城乡差距的效应，但由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没有库兹涅茨效应［13］。王韧根据1978—200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和开放程度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由于估计模型考虑了两个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问题，因此，他发现城市化和开放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14］，但在他的模型中没有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在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时，不能同时考虑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估计模型的一个缺陷。此外，现有的文献也没有考虑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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