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简析
时间：2020-04-22 05:18: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加洛林文艺复兴是中世纪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加洛林帝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新的文明需求的产物,也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社会中存在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蛮族文化与习俗这三大文明源流汇聚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查理曼的个人努力,而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巧妙结合共同导致了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
关键词: 加洛林文艺复兴 查理曼 历史背景
加洛林王朝时期,查理曼大帝支持基督教事业,倡导学习拉丁文,搜集希腊、罗马典籍文本,建立图书馆和学校,奖掖学习的做法一直受到史家的关注。西方学者们把查理曼所倡导和支持的文化事业叫做“加洛林文艺复兴”。[1](P364)国内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这些具体文教措施的总结与探讨,关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则很少展开论述,或者过于突出查理曼个人的历史作用。①笔者试图作一简析,希望能够加深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
一、加洛林朝经济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
加洛林时代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渐孕育成形的关键时期。蛮族入侵后几百年来攻伐动荡的局面逐渐稳定下来,7世纪初法兰克人完成了统一各氏族部落的大业,8世纪前后西欧的农业经济出现了复苏。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喜耕作的蛮族逐渐定居下来,向罗马人学习耕作方法,另一方面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运动,农业区域显著扩大。当地居民“排干沼泽地,清除了森林,并把荒芜地区变成了牧场或良田”。[2](P281)在这些方面修道院走在了前列,他们把高卢、勃艮第、阿剌曼尼亚、弗兰哥尼亚、斯瓦比亚拓垦为兴旺发达的农业区,在卢瓦尔河流域拓垦了上千个农业生产区域。加洛林时代,“查理曼最有建设性的经济活动,是和农业相联系着的”。[2](P285)
农业经济的繁荣产生了新的经济体制,庄园经济体制的趋向愈加明显。分属不同领主的庄园相互交叉,分散在各个地区,他们的所需“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就地生产出来的”,[2](P287)因此,庄园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庄园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仅就加洛林朝的王室领地,“包括有一千六百十五个单个的领地”,有的领地“包括三十、三十五、六十三甚至七十所庄园”。[2](P285)查理曼就曾经颁布庄园诏令,专门用以管理庄园经济。这些包括了住宅、教堂、磨坊、马厩、仓库甚至森林、牧场、池塘等部分的大大小小的庄园星罗棋布地分散在西欧的城镇与乡间,构成了一幅全新的经济景象。它既不同于迁徙游牧的蛮族世界,又明显区别于罗马帝国时代浓厚的商业和贸易习惯、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地产制、繁荣的城市社会。
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围绕着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逐渐形成了个人联结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这是由国王、贵族、主教、自由民、农民(或农奴)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阶级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必然需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并以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日耳曼部落原有的以家长号令或统帅的血缘纽带不再适用,而罗马城市文明的理性和法制也难以原本地立足于新的社会。“中古欧洲的兴起意味着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文明的结束,也意味着同罗马时代的城市文明告别”,[3](P363)时代呼唤一种新的文明的出现。
二、三大文明源流构成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
文明的新生是一个涅槃的过程,要经过长期的融合与积淀。事实上,加洛林文艺复兴前的几百年间,基督教神学思想、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日耳曼蛮族的习俗与精神三大源流已经在欧洲社会悄然地生长着、变化着。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后的重要时期,基督教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强有力因素,无疑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马克思说,“中世纪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从古代世界承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残破、失掉文明的城市”。[4](P400)相较于蛮族简单的多神信仰以及其他教派信仰,基督教神学是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基督教不仅用理论阐释,而且用基督耶稣这个活生生的形象打动人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光明与希望存在的彼岸世界。基督教因此也吸引了一些蛮族统治者的皈依:496年,克洛维率领三千士兵受洗;511年,奥尔良宗教会议上,基督教成为墨洛温王朝的国教;8世纪中期,加洛林朝发生了“丕平献土”。这些统治者向教会捐赐财物,赋予特权,导致教会势力与特权日益扩大,基督教神学思想也大量渗透入法兰克人的精神生活。这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将要在随后的文明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基督教会保持了古典文明的成分,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与扩大,也意味着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种子的存留。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曾经强大辉煌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发生了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作为主体的古典文化受到了摧残和抛弃。不论是罗马籍的还是蛮族的年轻贵族们,“都对继续学习古典文化知识感到索然无味”。[5](P37)此后古典文化就以残余的形式而存在,“再也没有任何学校和权力机构能够维持和复兴这种文化。它的内容也日渐贫乏,一代不如一代”。[5](P41)然而教会中保存的罗马文明成分成功地渗入了蛮族的世界:教会“有力地抵抗了帝国的内部崩溃和蛮族风尚,征服了蛮族而成为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媒介和文明的原则”。[6](P32)在教会传教过程中,在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导下,蛮族“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7](P93)应该注意的是,加洛林文艺复兴以前,这种古典文明的实际传播十分有限,用“蛰伏”一词来描述它的生存状态毫不为过。典籍文本幸存在教堂和修道院中,依然束之高阁,大多数教士识字很少——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于加洛林的宫廷内部和乡野之间。古典文明犹如被埋在地下的种子,仍然在泥土里孕育,并没有被扩散开来。
加洛林文艺复兴前,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蛮族文化与习俗的发展。蛮族文化很少以文字等有形的方式记述下来,但是蛮族的文化习俗也有迹可寻。早在塔西佗时代,“歌谣是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8](P56)他们喜欢一种在枪丛剑棘中表演的舞蹈,有着自然而优美的舞姿。[8](P67)他们崇拜偶像,有着血族复仇的习俗。这些残留的粗鄙的文化背后,是法兰克人热爱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充满冒险的野蛮传统,是个人对血缘家族的依附与忠诚的部落习俗。这些都是作为中世纪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建制度、骑士精神的重要文化之源。基佐认为“这种情操在罗马世界里,在基督教教会里,都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它“是通过日耳曼蛮族而被引进欧洲文明中来的”,“是从他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变成我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6](P38-39)5至8世纪,这些文化与习俗在蛮族统治下也渐渐地渗入教会和罗马世界。比如,形成于墨洛温时代的《萨利克法典》,是对日耳曼部族原有习惯的记载,它使日耳曼的宣誓证明、神意裁判、决斗法等异教惯例转化为成文法律。它对中古早期的西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能感觉到日耳曼人的入侵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独特的艺术样式所产生的冲击。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在6世纪和7世纪,带有“野蛮”习俗的日耳曼人全副武装的下葬方式和随身配饰,曾经引领了时代风尚。[5](P51-52)然而就整体而言,加洛林王朝以前,法兰克蛮族对西欧文明世界的影响的确微不足道,更多的是后者对前者的文化优势。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这三支文明的源流在无序、动荡的社会中缓慢地流淌,在潜移默化中交融,并且逐渐地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汇聚。到了加洛林时代,由于查理曼大帝大力提倡文教事业,人才汇聚、典籍重整、文明交融的舞台陡然开阔,新生文明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
三、查理曼对文教事业的热心与支持
查理曼传播基督教的措施涉及甚广,他用刀剑逼迫,也用经济捐赐、政治特权扩展教会势力。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位蛮族的国王,他直接关注教会文教事业的发展。他初步规范了基督教文本教义,倡导学习拉丁文,搜集整理希腊、罗马典籍文本,建立图书馆和学校等,这些措施都推动了加洛林时代文教的复兴。
首先,查理曼针对当时的教义混乱,指派阿尔昆组织人员对收集到的各种《圣经》文本进行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成了拉丁文。经过更改和修正的《圣经》,“被普遍接受,作为整个中世纪标准的圣经译本”。[9](P271)其次,他大力提倡学习拉丁文,促使拉丁语言迅速成为欧洲的普世语言。关于拉丁语的学习,法国学者米歇尔·巴尼亚尔写道,在法兰克国王的坚强意志下,“由于全欧洲赶来的语法学家们的大肆介入,于是出现了以一种不自然的步态朝着拉丁语的规范方向回归的现象”。[5](P27)再次,查理曼鼓励搜集古典文献,使其重见天日。他设立了宫廷学校,建立了图书馆、修道院,开展收藏《圣经》和古典书籍的工作。亚琛宫廷学校就是这样一个活跃的研究、校订、抄写手稿的中心。查理曼也注重书籍的重新编纂,针对大量残缺和讹误的书籍,他说,“我们从中挑选出最有帮助的部分,把它们融合成为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从广阔的草地上采集零星的花朵,做成花束一样”。[10](P223)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影响深远,“我们现在许多最好的古典书籍,就是得自9世纪这些修道院的抄书室。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罗马诗歌、史诗、散文和其他作品,有90%是通过加洛林时代的整理和抄写才保存下来的”。[11](P122)最后,查理曼推动了学校教育的恢复。公共学校曾经在6世纪后期消失了,到查理曼时代,他一再重申创办学校的必要性。789年,查理曼第一次颁布了建立学校的命令。[12](P191)在他的提倡下,遍布法兰西与日耳曼西部的教堂与修道院学校成为艺术、文学、法律的创造与传播场所。以拉丁语为工具,古典“三科、四艺”为内容的学校模式逐渐形成,这些学校“是欧洲文化的真正中心”。
查理曼鼓励当时文教事业的发展,既出于巩固帝国统治的需要,又由于其个人对基督教以及文化知识的信仰与兴趣。首先,帝国版图的剧增要求查理曼扶持和控制基督教会作为精神支柱,也要求他提高帝国官员的文化水平以增进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比如,查理曼考虑到帝国管理的需要,在“七艺”中特别注重语法、逻辑学和数学的学习,也就是说,训练教士与贵族们掌握进行管理的基本工具。[13](P225)其次,查理曼的做法,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巩固统治的需要,这也是个人的性格特征使然。作为一个蛮族国王,查理曼表现出了对基督教的热诚和虔信,他“怀着最大的关切使教会的一切仪式都以最庄严的方式来完成”,[14](P29)他不能容忍教士文化素质的低下。他在给修道院院长鲍高夫的信中表明了他对理想的教士素质的理解,“你们不但不要忽略文字的学习,而且应当以令上帝愉悦的、最谦虚的思想去诚恳地钻研,以求能更容易地、更正确地领悟圣经的奥义”,“我希望你们符合一个教会的战士的要求。你们应当思想虔诚,谈吐渊博,举止端正,口才流利”。[10](P222)查理曼本人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也有着惊人的兴趣与毅力。在艾因哈德的著作中,他记述了查理曼对文科知识的尊崇与热爱。他努力学习修辞学、逻辑学,尤其是天文学。他也学习数学,掌握书法和艺术。[13](P225)当个人的喜好契合了帝国统治的需要时,这种喜好无疑会更加放大。
综上所述,加洛林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蛮族入侵以来欧洲文明源流自身的交融与整合,以及查理曼作为历史人物的个人特质共同造就了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这一文化盛事。三者各自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既要看到查理曼的功绩,又不可随意拔高查理曼的历史作用。
注释:
①东北师大的刘建军曾经提到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与8世纪欧洲政治、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建设性质(刘建军《查理大帝与加洛林文艺复兴》,《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王亚平也提及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与8世纪欧洲农业复苏的关系(王亚平《论欧洲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2001年第6期)。但是由于考察的侧重点不同,这些论著都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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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onald Kagan,Steven Ozment,Frank M.Turner.The Western Heritage.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
[14][法兰克]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艾因哈德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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