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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神圣——对《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的一种读解

    时间:2020-04-22 05:18: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到后现代的变化,人们进入了自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自主性衍生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神学困境。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卡斯培所著的《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关注的是在现代处境下如何看待上帝与信仰问题。面对世俗化的冲击。卡斯培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现实社会发展本身及其所呈现的问题对神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或挑战,但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神学性的神学(在基本教义与神学命题上要与传统相符合)。道成肉身的语言存在与爱成为卡斯培诠释上帝观念,走向神圣的可能性。

    关键词:上帝 现代语境 神学困境 世俗化

    作者简介:郑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到后现代的变化,人们进入了自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自主性衍生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神学困境。在此,神学家们面对的最为激烈的陈述就是尼采所提出的:上帝死了。无论尼采在此言说的是何种程度上的上帝,何种意义价值上建立的上帝,“上帝之死”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悲鸣挣脱了尼采所处时代的语境,回荡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之中。

    “上帝”有可能是英美文化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这个词本身所蕴含的内涵均涉及到思想史层面上的反思,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命名。神学是该术语产生的基本语境之一,在神学的范畴内对这个术语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回避该术语所蕴含的文化色彩,相反地,可能更需要针对并结合基督教神学当下所面临的思想、文化处境。

    20世纪以来对上帝观念的理解,在对传统教义与信仰实践的延续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就是一方面是大众形象与各种范式中对上帝的想象,即对上帝的拟人化;另一方面是在哲学性的反思话语中对上帝的理解。第二种思路是关注人类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理解与在语言中对上帝进行理解之间的关系。与前两种思路相关的是第三种思路:即“否定神学’,中对上帝观念所进行的思考。在意识到人类语言与思想的有限性的前提下对上帝的观念进行思考。这三种思路之间并非绝对地全然无关。在认为上帝是一种拟人化的形象过程中,上帝被视为是人类自我对周围世界的一种投射,没有这种拟人化的过程,上帝不仅难于理解,也无法与人类发生真正的内在联系。人类总是采用一种拟人的语言思维方式来理解上帝。甚至是尼采哲学中出现的上帝已死的命题,本身也无法摆脱拟人的色彩,上帝倘若已死,那么“上帝曾经活着”就成为这个命题中暗含的先在条件。因此在语言中对上帝进行理解与诠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语言的巴别塔废墟上重建与上帝的联系。否定神学中所关注的上帝,不同于亚伯拉罕的上帝与哲学家的上帝,是在语言中被颠覆,又隐含于语言中的上帝,是在理性、知识、哲学的有限处呈现出来的上帝。现代以来,上帝作为超验的概念,对康德来说,是在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之外。上帝进入康德所谓的“物自体”,成为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存在,作为头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康德对超验的理解开辟了关于上帝的隐喻、形象与语言的使用的自我批判性的反思。从圣经的传统来看,人是按上帝形象而造的,上帝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内涵,脱离不了人类的理性与认识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只有通过象征才能了解上帝,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上帝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一种人类借以了解并进入无限的象征。但是,倘若将上帝内化为一种人的意识活动或心理状态,就无法正确还原神学命题中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即上帝与人的同在。

    因此,拟人化的上帝与对上帝的象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借以谈论上帝的可能性所在。这是在人类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上帝的一种谈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主要方式,贯穿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历程。但是就基督教自身而言,谈论上帝是无法脱离耶稣基督的。那么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呢?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围绕基督教的传统与核心——耶稣,来重新言说神圣?下面结合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卡斯培的观点来进一步讨论。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卡斯培所著的《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围绕着上帝这一核心概念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他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基督教信仰与现代处境的关系。第一部分讨论的是今日的上帝问题。第二部分讨论的是耶稣基督的上帝之信息。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上帝的三一奥秘。三个部分逐层深入,针对神学在现代语境中的困境进行思考。卡斯培的上帝观认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辩论所引发的问题,其所对应的唯一答案只能是耶稣基督的天主,三位一体的天主,也就是上帝本身。这是卡斯培对上帝观念的一种追本溯源的诠释。事实上,上帝问题落实到宗教经验层面,就是一种信仰的问题。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贯穿于基督教的发展历史,直到今天依然缠绕着神学的主题。卡斯培在序言中指出,“对于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的理解,因而还有三一论的认信,常常是作为某种附庸而产生,对所提出的问题也缺乏较深入的研究。当代新教神学显示出相反的倾向。人们在对‘唯独基督’(solusChrisms)和‘唯独信心’(solafide)的理解上,显得比昔日的宗教改革家更为激进,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努力寻求一种由无神论取向所导致的、超越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立场。”新教神学中所寻求的,由无神论取向所导致的、超越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立场,在卡斯培看来,正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一种立场。这种立场的产生恰恰是近代无神论的处境。近代无神论发展至今,就形成了一种多元含混的局面。这种多元的话语状态,在卡斯培看来,是含混不清的,最主要的是一种信仰上的含混,有悖于信经中的第一句话:我信独-上帝。就上帝本身而言,所有对上帝的反思,都使得话语成为一种喧哗着的沉默,在话语之中,又超越话语。卡斯培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神学是信仰的科学。神学作为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以一种有条不紊的系统方式延续对内在信仰的理解之追求,把这种追求集中于各个处境中产生的难题之上,并试图以某一特定时代思想所使之有效的工具来满足这种追求。”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各种人文思潮的影响,世俗化前所未有地集中发生在各个领域,包括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世俗化可以被视为基督教发展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在一定范围内指向自由。但是当这种自由被过度诠释之后,宗教在世俗化中就显得模糊不清,而信仰发生“退潮”。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对此有所隐射:

    “信仰之海也曾有过满潮,像一根灿烂的腰带把全球的海岸围绕。但如今我只听得它那忧伤的退潮的咆哮久久不息,它退向夜风的呼吸,通过世界广阔阴沉的边界,只留下一摊光秃秃的卵石。”

    面对世俗化的冲击,作为天主教神学家的卡斯培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现实社会发展本身及其所呈现的问题对神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或挑战,但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神学性的神学,即在基本教义与神学命题上要与传统相符合。

    在其论著之始,卡斯培首先切入的是近代世俗化中出现的无神论观点。他针对布卢门贝格的阐释模式梳理了思想史的主题资源。他认为:“就人类思想史来说,我们可以像布卢门贝格那样,把自主性与压倒一切的神律(theonomy)之间的冲突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但我们必须立即添加上各种其他的观点。因为从基督教解放出来的行动本身曾经基于基督教的种种预设之上。关于人类个体自由和尊严

    的观念是与基督教一同进入世界的。近代的解放以这种基督教对人的解放为预设,也以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和认信的时代那种僵死刻板的教会结构对基督教自由的误解为预设。这样,人的自我决定、抵忤基督教的行为本身便因基督教而成为可能。”在此之外,卡斯培还考虑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真实历史因素,主要是16世纪的教会分裂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崛起。伴随着现代科学兴起而产生的不依赖于任何超验基础的世界观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上帝的理解。在这些理解中,“上帝作为解释世界上各种现象的一种假设变得愈益浅薄;上帝变得对于世界毫无作用。”卡斯培通过对近代无神论、泛神论、自然神论的分析,将着眼点集中在自然的自主性与人的自主性上。在人的自主性中,卡斯培特意提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与尼采的观点。卡斯培对费尔巴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由于人的物质上的有限性,人绝不可能从物质上实现他的形式上的无限性。因为这一原因,人归根结底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忍受;人并不通过自我内在的封闭就无条件地变得快乐。因为这同样的原因,人决不能成为人的上帝。”卡斯培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梳理中比较了其与基督教思想的异同,凸出了马克思在无神论立场上对宗教进行的批判。而对尼采,卡斯培认为他在认识到无神论将导致的后果——虚无主义之后,预见到了20世纪的意义危机,尝试以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来克服种种危机。而在卡斯培看来,“在人类历史上,‘上帝’这个词代表人类及其世界的终极根据和终极目的。如果上帝从这幅世界图景中退出,这个世界就会失去根据,失去目的,一切事物都有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因为一件事物只有当它处在一个更伟大的、有着内在意义的互相关联中时,它才会有意义,那么,一旦整体的意义消亡,一旦那规定、统辖和支撑该整体的上帝的实在性被移走,每一个单个的实在终归无意义,一切都堕落进‘虚无’的深渊。”。

    卡斯培的《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涉及了两个重要的术语,现代与观念。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在尼采的激烈言论中引起人们的重视,时至今日,尼采的见解依然体现了其深刻的洞察力。上帝与人的奥秘是相辅相成而存在的。“随着上帝的奥秘的消失,人的奥秘也照样消失了。”上帝这个观念在当代的阐释围绕着大众心中的无神论的角度展开。时代的思想家注意并介入了近代以来发生的世俗化文化现象,进行种种思考。卡斯培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近代以来的无神论在对上帝观念的冲击中,构成了人们言说上帝的一个难题。不仅仅是如何理解上帝,更多的是如何看待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联。上帝观念与近代无神论之间的诠释关系,是上帝成为难题的问题,也是答案本身。

    此外,在把现代语境凸显的同时,不得不注意到现代语境与前现代语境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世界观上体现为一种转变。前现代语境的世界观尤其是中世纪的世界观深受基督教神学影响。中古时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人格神创造的;在此创造中,人类是按照上帝自身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在创造的等级秩序中,处在管理者的位置;尘世生命对我们而言并不是终点,而是一种存在的开始。现代世界观在此基础上进行否定。首先,世界并非人格神的创造,而是一种非人力的结果,这是在进化论等现代科学体系中产生的观点;其次,在近代无神论的冲击下,人类不再被视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的物质性无法使生命超越肉体死亡。现代世界观试图消除上帝观念的神圣性与客观性,使人类的存在脱离上帝。而这种脱离上帝之后所产生的自由,同时伴随了建构存在意义的焦虑。世界在神性的匮乏中显得荒诞,而面对生命的客观无意义成为存在所需的勇气。保罗·蒂利希所谓的“存在的勇气”如果在福柯所谈论的话语场内进行理解,所推出的逻辑即是:对生命的客观化,实际上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主观化。存在的勇气就体现出这种统合,一方面人类对自我实现了异化,将自我异化为无意义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在自我异化中实现自我的整合。

    道成肉身的事件是上帝的圣言进入人言的事件,逻各斯是言与意的同时发生。理解是从人言中出发而产生的一种人类思维,关于上帝的语言,本身就包含了语言向意义的趋向运动。所谓的在语言中理解,已经预设了语言之外的意义维度。这是很复杂的一种关系,上帝本身既在语言之中,也在语言之外。这是神学可以平衡过度诠释与诠释可能性的关键因素。当代神学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是神学问题的核心。那么同形而上学一样,神学在语言中产生的危机,最终要回归到语言本身。圣言与人言的纠葛,也要回到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互动的关系中。现代以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依据逻各斯与道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相应地在神学中亦引发了相应的思考。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谓的太初有道,其在神学上的迂回,就是进入对语言的关注。经历了巴别塔的语言暴力,重建圣言与人言之间的和谐已然成为基督教神学心之所向。但同时我们也要警醒语言决定论或语言工具论的两种极端倾向,避免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语言工具论,结合海德格尔所言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明确语言同存在与真之间的关联,正确看待语言在基督教神学这一人文学科中所持有的地位。从上帝的维度出发,道成肉身,是圣言与意义同时贴近人类的一种事件,而从人类的认识能力出发,语言是人类趋向上帝的可能性与通道。但是这种思路存在的问题是,圣言是否存在,或者是认识过程中的人为划分无法形容同时发生的上帝与人类互相趋向。上帝与人类存在的融合也导致了理解与语言的存在性。

    尼采从人生的角度系统地提出对基督教的充满激情的批判,他把基督教解释为对人生的愤懑。尼采的方法同样是不可能解决上帝这个问题的,但他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或者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神学针对自主性提出了自己的答案。“‘爱’这个词已指出神学所提供的答案。因为,爱意味着一种融合,这种融合并不同化他人,却使他们自由地成为他自己,以致实现自己。神学对诉诸人类自主性的近代无神论的响应,便是这样:与上帝愈融洽,意味着人类的自由就愈大,愈得到实现。”也只有爱的存在,才能使人避免仅仅保留上帝形象的形式却失去了其内容。耶稣作为上帝之爱进入世俗化的叙述,进入人类的生命,也是人类重新进入神圣的可能性。

    上帝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不仅仅是那遥不可及的神圣。世俗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结果,是否暗合了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卡斯培认为上帝问题的答案要回到上帝本身。那么道成肉身与三位一体就同时蕴含于问题与答案之中。神学的困境反过来也成为神学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世俗化并非时代的创伤,相反,世俗化就好似那塞壬的歌声,在船桅所象征的十字架上成就了奥德修斯。谈论上帝,不需要回避现代语境,那只会固步自封,陷入理论与实践的僵化。对神圣的言说,可以借着对实践的理论化,触及理论的实践化可能性。神圣遥不可及,人们却可以通过神圣的影子(shadow)——世俗,对神圣保持敬意。在爱的对话(言语)中,走向神圣。这也许就是卡斯培为我们提供的走向神圣在现代的可能性诠释。

    (责任编辑:唐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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