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尼采对西方传统道德价值的批判

摘 要：尼采立足于人的生命意志，批判了西方传统道德价值。他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为的，起源于非道德的人类欲望；基督教与理性主义哲学的道德，设置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与道德价值的分离，造成了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并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冲突。故而尼采否认任何客观的道德价值，主要以“善恶彼岸”的价值立场，建立以自我为价值中心的自然主义道德，并提出了“超人”的理想人格。

关键词：尼采；价值批判；非道德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78-04

自诩为“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的尼采，对西方传统的道德价值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他看来，“包括康德在内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在道德的驱使下工作的”[1]33，他们不过是在为自己向来坚持的道德观念寻求各种形式的合理化证明，却从未怀疑过道德价值本身。因此，尼采大胆地说，“我们必须批判道德的价值，首先必须对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2]6。他认为价值的中心是人，正是人创造了有价值的世界。价值高的意义，在于能够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若道德本身正与这样一个目的相反，若道德会导致人类的退化、颓废和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此刻的舒适，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道德的价值？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疑问，尼采开始了对道德的批判。

一、关于道德价值的起源

（一）基于生命意志的价值观

尼采对道德价值的批判，是与他的人性论相联系的。受叔本华的影响，尼采认为人性的真实本质乃是意志，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但他又反对叔本华的二元论思想，反对将意志视为超越本体，以及将意志理解为单纯求生存的欲望。尼采认为，意志追求生命的自我表现、自我创造与自我扩张，它在个体生命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异己的东西和弱小的东西的占有、伤害和征服”[3]186。这种意义上的意志，被尼采称为“权力意志”，人应当努力追求权力意志的实现。以此为标准，尼采对善恶的定义是：“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4]68。而道德的起源，则要在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历史中，才能被正确地解释。尼采认为，以往的哲学家都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他们将道德价值视为某种客观而永恒的事物，没有认识到其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道德判断或评价性话语乃由人所创造的，本质上都是个人意志的表达，无关乎任何客观的标准。于是他断言：“完全没有道德的现象，而只有对现象的一个道德的解释”[3]74。道德起源问题的关键，在于探寻在何等历史条件下，人类出于何种心理，才创造并接受了这些价值判断标准。

（二）道德价值的真实起源

通过对人类道德现象的历史的考察，尼采宣称他发现了两种主要的道德类型，即“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前者来源于强者，即统治阶级、贵族和上等人；后者来源于弱者，即被统治阶级、奴隶和下等人。强者的权力意志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他们以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决定着事物的“好”与“坏”，并由此产生了价值。在主人道德中，力量、尊贵、荣耀、骄傲等品质被视为善；而懦弱、卑贱、平庸、无耻则应被视为恶。尼采认为主人道德乃是强者的“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2]21，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道德就是这种道德的典型代表。与之相反，奴隶道德起源于弱者对强者的怨恨。他们怨恨强者而又缺乏反抗能力，于是便通过颠覆主人道德的价值，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弱者对强者所尊崇的一切“好”，都采取否认的态度；而将受凌辱、受压迫、受奴役、痛苦、厌世等负面情绪道德化，使其成为“善”。因此，奴隶道德是一种削弱权力意志、压抑人的自然本性的颓废道德。基督教道德和理性主义哲学的道德，就是奴隶道德的典型代表。总之，无论主人道德还是奴隶道德，归根结底都起源于人类非道德的欲望。

（三）道德价值的社会化

尼采认为，道德价值的社会化，与人类的社会生存条件有关。从古至今，人类都生活在由少数统治者和大多数被统治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中。为了维系群体的生存，也是为了个人的自保，需要维系“服从与命令”的关系。统治者必须使他们的道德价值成为普遍道德价值，而欲达到此目的首先要依靠政治强制的力量，再通过长时间的强制使其成为社会习俗。尼采说，“强制先于道德，甚至有一段时间道德本身就是强制，人们为了避免不快，便服从了它。然后它就像所有长期以来习惯成自然的东西一样，同快乐相联系——并被称为德行”[5]76。一旦某种道德价值成为了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它就能以“传统”之名，使人们屈服于其统治之下，自愿担任起维护它的责任，并由此产生了“良心”。尼采认为，社会道德限制了人的权力意志，“使得野蛮的、自由的、漫游着的人的所有那些本能都转而反对人自己。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良心谴责’的起源”[2]63。这种倾向在奴隶道德统治的时代——基督教时代显得尤为显著。因此，道德价值得以社会化，乃是依靠政治强制和社会习俗的力量，它既不是什么天然的权威，也不是什么客观的真理。

二、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

（一）基督教道德的起源

在尼采眼中，基督教道德乃是典型的奴隶道德，是“一种反对高贵价值的统治的大暴动”[6]13。它并非来自神圣的上帝，而是源于教士阶层对统治者的怨恨。这种怨恨产生于教士阶层在精神上的高度优越感与受压迫的现实地位之间的矛盾，隐藏在这背后的是“被压迫者、低贱之人，芸芸众生的奴隶和半奴隶在觊觎权力”[7]342。“一切时代的弱者和平庸者的基本倾向就是削弱强者”[7]185，而道德批判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于是，基督教通过对软弱、无能等缺点赋予道德价值，使其成为容忍、谦卑等德性，并树立了“彼岸天国”这一最高价值，而“把罗马帝国即‘尘世’与‘罪恶’合并成一个概念”[1]93。然后又“利用了强者的失利和懈怠”[7]436，使其逐渐受到奴隶道德的侵染，最终将强者拉到与自己同等的水平，并确立起统治地位。因此，基督教道德本质上仍然是出自追求自我扩张的权力意志。

（二）基督教道德的颓废本质

作为一种奴隶道德，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充斥着颓废、悲观。

首先，基督教创造了“罪”与“罚”的观念。基督徒将自己视为罪人，将尘世生活视为罪恶的生活，而“永堕地狱”则是对这种罪恶生活的惩罚，这使得基督徒每时每刻都活在“地狱”的阴影之中。更为甚者，基督教还禁止人们逃离这一罪恶的生活——因为自杀也是犯罪。故而尼采说，“基督教给生活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无限危险状态”[1]107。在“罪”与“罚”的观念统治下，人的权力意志遭到了极大的压抑，就只能反过来折磨自己，由此导致了“良心谴责”的泛滥。尼采说，“在基督教里，曲解罪恶、自我批评、良心解剖变成了消遣，变成了对抗无聊的方法”[4]93，基督徒成日里都在搜寻自己哪怕微不足道的过失，并祈求神的宽恕。于是，良心谴责取代了一切创造性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告解”也成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之一。

其次，基督教所宣扬的“同情”的德性，必然会削弱人类相互征服的欲望，这在尼采看来是一种堕落。“堕落”在尼采这里，被定义为事物丧失其本能，选择和偏爱对其不利的事物。既然尼采将权力意志视为人的本性，那么同情无疑就是与人的本性相对立的。他在《反基督》一书中明确地说：“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虚弱的人和失败的人应该灭亡”[4]68。权利意志之间的冲突竞争，是促使人类发展进步的动力。同情则倾向于消磨竞争意识，保存那些应该被淘汰、毁灭的事物，进而导致人类的退化。此外，同情的背后隐藏着悲观主义情绪，即“从心底怀疑其他人的所有欢乐，怀疑其他人渴望和能够得到的任何事物的欢乐”[4]68。这种对尘世一切快乐与幸福的怀疑，必然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虚无，追求“彼岸天国”。总之，基督教道德追求虚无的价值，将人的自我价值贬低到了极致，使生命充满了悲观、失望和怀疑。

三、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

（一）虚无的价值体系

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哲学看似与基督教相对立，实则有着本质的一致性。一方面，前者直接从后者继承了道德训诫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它们都有着对绝对的、永恒的道德价值的迷信和追求。这决定了各种理性主义哲学，最终都会要求一种扼杀权利意志的奴隶道德。尼采将苏格拉底视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始祖，后者代表着奴隶道德对古希腊主人道德的反叛。

苏格拉底将道德问题与认识问题相联系，认为道德可以通过理性思考被认识。这一观念隐含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道德价值的分离与对立。柏拉图则进一步将“善的理念”规定为宇宙的本体，造成了“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分离。基督教继承了这一思想，将“善的理念”等同于上帝，而将尘世视为罪恶的世界，与彼岸天国相对立。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皆承袭这一观念，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将道德视为某种客观、不变的事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价值王国与世俗世界的分离与对立。在尼采看来，哲学家们都缺乏必要历史意识，当他们以永恒的视角去规定道德的概念时，就造成了主体与道德价值的分离。因此，理性主义哲学在本质上都以不同形式将道德规定为某种彼岸价值。与宗教不同的是，理性主义者的“天国”，比上帝的天国貌似更有说服力。

这种说服力来自“幻想原因的谬误”。尼采解释说，人有一种消除陌生感的冲动，即“把某些陌生的东西归溯到某些不陌生的东西上，使人轻松，满足此外还有一种权力感”[7]376。也就是说，通过某种合理的虚构，为不可知的事物提供解释。柏拉图正是以这种逻辑虚构，构建了他的理念世界。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也同样沿用了这种逻辑虚构，他们从没有放弃关于“真正的世界”的设定；现实中人们，必须遵照那个理想的“道德王国”的法则而生活。因此，尼采认为：“自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家，一概是颓废的象征。”[8]82-83理性主义哲学的价值体系，仍然是一种虚无的价值体系。

（二）以理性之名的道德反叛

在尼采眼中，苏格拉底同样代表着奴隶道德对主人道德的反叛。古希腊的传统精神颂扬美和力、光荣与高贵。而在苏格拉底的努力下，“希腊人的鉴赏力骤然转向偏爱辩证法……一种高贵的鉴赏力被战胜了；随着辩证法，小民崛起。”[8]46-47尼采将辩证法的盛行视为道德反叛的表现，积怨已久的贱民凭着辩证法，批判传统和习俗道德，指责希腊人的颓废堕落。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场反叛究竟是理性发现了真理，还是只是某种复仇的欲望利用了理性这一工具？对尼采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辩证法并非如其所似的那么合乎真理。

首先，“逻辑是怎样在头脑中产生的呢？肯定是从非逻辑中产生的。”[9]196-197关于逻辑的起源，尼采的解释是，“把相似当作相同对待这一占绝对优势的倾向是非逻辑的，因为本来不存在相同的东西，可是这倾向却奠定了逻辑的基础。”[9]197其次，逻辑具有一种混淆始末的特点，即将最终的概念——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作为本源性的概念。“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里长出”[8]57，道德行为只能来自于更高的“善”，上帝的概念也是这样被推导出来的。故而“辩证法和理性信仰仍然以道德偏见为基础”[7]206，人在利用理性思考之前，就已经先行确定了某种道德价值作为前提。因此，理性并不像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般高贵，“辩证法仅仅是那些不具备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卫手段”[8]49，是奴隶反抗主人、发泄仇怨的工具。道德对于强者来说，原本就只是一种“应当”和“不应当”的表达而已，无需任何合理性证明。

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根本谬误，在于没有认清理性的作用。叔本华说：“从根本上看来，不管是理性的认识也好，或只是直观的认识也好，本来都是从意志自身产生的。作为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一种‘器械’”[10]220。理性是为满足人类非理性的欲望和本能冲动服务的，它不能取代人的生命意志。“人类虽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好些事情，不应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些”[10]100。也就是说，理性并不能满足人的所有欲求。如果说，作为权利意志的工具的理性本身，反过来阻碍权利意志求强大的冲动，使人成为理性和知识的奴隶，这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一种颓废和堕落的表现。相反，人应该成为价值的主体，我们“不应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来歪曲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的事物和思想”[7]147。

四、非道德主义的道德

（一）“善恶彼岸”与道德相对主义

通过上述批判，尼采得出了如下结论：西方传统道德价值是人为的，出自非道德的欲望和本能；基督教与理性主义哲学的道德价值是虚无的，它们人为地设置了道德价值与道德主体的分离；由于追求虚无的善，它们与人的自然本性是相冲突的，因而是一种颓废的道德观。尼采的任务就是要颠覆这些虚无主义的道德，他说“我的使命是把似乎解放了的和变成非自然的道德价值重新变成‘自然’价值”[7]263。这首先要求摒除传统道德中以善恶为标准的价值立场，站在善恶的彼岸。

“善恶的彼岸”，即非道德主义的立场。尼采认为，价值是基于人的欲望而产生的，无论是主人道德还是奴隶道德，都只是试图将个人欲望与意志社会化。所以，“‘道德’和‘非道德’对立概念的产生乃是心理错误的结果”[7]348。任何宗教的和理性主义哲学的道德，其对非道德的批判，“凭的根本不是什么权利：而是凭自我保存的本能”[7]226。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客观的道德价值，善与恶的对立是一种人为的价值偏见。一种自然的道德应当抛弃这种偏见，顺乎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克服掉传统道德中的颓废。“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受生命的一种本能支配”[8]71，故而人应当成为价值的主人，从自我的生命意志出发来确立价值和价值判断标准，使自我真正成为价值的立法者。

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所说“人”乃是单纯的个人，而非人类的某种抽象本性或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概念。这是一种个人本位的道德观，却不同于传统的个人主义。尽管尼采将求强大的生命意志视为人的普遍本性，但他却否认存在任何人类作为整体需要去遵循和实现的目的。他说：“人类，它不是整体。因为，它是个没完没了的、升降不定的一群生命过程”[7]407。并非任何个人都能成为“完全的自己”，只有强者、上等人才能成为价值的主人。这种个体本位的道德观必然导致道德的相对主义，而这正是尼采所需要的，也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消除任何形式的、与价值主体相分离的抽象道德。基于这种极端个体本位的考虑，尼采并没有为作为整体的人类设计任何目标，只为个人的发展设计了一个理想人格，即“超人”。

（二）“超人”的理想人格

尼采认为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一根绳索”[11]10。人与超人的关系，就如动物与人的关系一样。超人是人的下一个进化目标，“随着人每次向伟大和崇高的跃升，他也就进入了深邃和恐怖”[7]234。“深渊上的绳索”意味着，人若不努力向超人迈进，是极其危险的。首先，人不可能再退化为动物，停滞不前只会让人跌入深渊。其次，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成为超人，正如并非所有的猿猴都会进化为人，大多数人终究会跌入深渊。再次，人类的进化已到达了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超人迈进的趋势已经刻不容缓。因此尼采说：“要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力——因为它能够创造超人”[7]135。但是“超人”究竟是什么？对此，尼采解释得并不清楚，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发展充满了诸多可能性。但他明确地谈到了超人所应具备一些品质。

第一，超人乃是站在善恶彼岸的人。超人果断地放弃了善与恶的成见，行动以权力意志的满足和发展为标准，甚至不惜以“恶”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为达到超人的至善，至恶是必要的。”[11]346所以，在道德家和善人的眼中，超人是不道德和恐怖的，他们仍会把超人称为魔鬼。尼采讥笑他们说：“你们的灵魂对于伟大的东西是如此陌生，因此你们对于超人的善，会觉得可怕”[11]165。人类之于牲畜同样是恶的，但却不会在意牲畜的唾骂，故而超人也不会在意人的唾骂，他有着广阔的胸襟，可以包容世人对他的诋毁。正如查拉图斯特向人们描述的：“他就是大海，你们的极大的轻蔑会沉没在这种大海里。”[11]8

第二，超人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创造性。既然上帝已死，人就必须代替上帝成为创造者。“所谓的创造者，乃是创造人类的目标，给大地赋予它的意义和它的未来的人”[11]229。超人是一个创造性的生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个由超人取代上帝的过程，正是人类进一步进化的过程。同时，超人的创造又以破坏为前提，“必须做创造者的人，总得要破坏”[11]62。破坏旧的价值，破坏一切阻碍权力意志发展的事物。在这个破坏的过程中，超人必须依靠恶的力量，因为“人的一切至恶，乃是人的无上的力量，对于最高的创造者，就是最坚硬的石头”[11]260。

第三，超人是根植于大地的。“上帝死了”，意味着尘世价值应当取代天国价值。超人的价值创造是一种根植于此岸世界、现实世界的创造。对超人的这一特征的描述，集中在尼采关于灵肉关系的论述中。传统上，肉体象征着欲望、灵魂，象征着德性，基督教与理性主义哲学往往贬低前者而抬高后者。但尼采认为，灵魂不过是肉体的一部分，“健康的肉体，完美的、正方的肉体，说话更诚实、更纯粹：它谈说大地的意义”[11]30。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远比追求灵魂的纯洁更为真实，它出自人的本能冲动。故而尼采呼吁：“忠实于大地吧，不要相信那些跟你们奢谈超脱尘世的希望的人”[11]7。他对蔑视肉体的人们说：“你们不是通往超人的桥”[11]33。因此，只有正视肉体欲望的人才有资格向超人迈进。人只能在大地上成为超人，超人只能在大地上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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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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