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民族意识与瑜伽教等

时间：2020-04-22 05:21:5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史料、民族意识与瑜伽教——《云南与巴蜀佛教文化研究论稿》评介　海　波

云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南传、汉传和藏传三大部派佛教共同传播和发展的地区。巴利语系佛教从东南亚地区传入云南傣族地区，藏语系佛教从西藏、四川等地传入云南藏族、纳两族地区，汉语系佛教从内地传入昆明、大理等汉族和白族聚居区，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云南佛教既带有鲜明的部派特点，又有较为复杂的民族性和人类学特征，信仰形态异常丰富，也由此令云南佛教的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备受学界关注。在相关诸多著述中，新近出版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冲先生所著《云南与巴蜀佛教文化研究论稿》(下文简称《论稿》)，是目前所见颇有学术功力和史料创新意识的一部著作。该书在史料考证基础上从宗教与民族意识角度对云南佛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通观全书，《论稿》有三大特色：

首先，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本书强调了对所用史料可靠性的研究。本书应用了许多前人从未提及的资料，为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资料是否可靠，对学术研究能否取得进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云南佛教资料‘多属方志稗史，神话连篇，且考证多疏，末是据为典要’(陈垣先生语)，而前人对此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所以对文献资料考察研究的论文在文集中占有相当火的比重。”(第512页)《论稿》所收论文，“南诏人理佛教”部分对《护国司南抄》、张胜温绘《梵像卷》、石钟山石窟、《南诏图传》以及南诏大理国佛教新资料的研究，以及其他部分中对阿吒力教经典、对宗赜《孝行录》的研究，无一不是在介绍、重新释读文献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关注资料的可靠性及其学术价值，表现了作者对史料及其研究的重视。

其次，从思想上看，本书表现出对宗教与民族意识关系的关注。《论稿》以《宗教与白族民族意识》一文作为书之代序足以体现出作者学术思考的重点。从《代序》一文我们可以看到，综观云南地方史志资料，南诏大埋以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佛教文献资料，都与白族有密切关系。白族信仰特征鲜明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和阿吒力教，也一直被认为是云南地方特色的佛教表现形态。作者神：考察史料可鲸性的綦础上进行分析，指出：“由于汉地佛教和中原文化在大理长期兴盛，势必对白族的社会生活、义化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乃至民族心理都有甚深的影响。白族民族性的形成，离不开汉地佛教和中原文化；白族文化本质上是以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为主的混融文化。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白族宗教，与白族民族意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南诏末期出现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和明代成书的《自古通记》中开始出现的云南阿吒力教的记载，正是南诏末期白族确立基民族意识和明初白族民族意识得到重新确立和增强的最明显的表现。”(《代序》第7-8页)“从可考的白族历史来看，真正对白族民族意识有凝聚作用的，是南诏末期形成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和明代最先出现在《自古通记》中并零星见于明清云南地方史志资料中的阿吒力教的记载。”(《代序》第18页)这足从新的角度对阿嵯耶观音和云南阿吒力教的释读，颇具新意。

最后，《论稿》在内容上创新主要体现在有关云南阿吒力教、大足石刻与宋代巴蜀佛教研究的系列论文。作者所搜集到的大量阿吒力教经典不仅帮助他对阿吒力教的性质作了新的定位，提出阿吒力教是明代佛教三分为禅、讲、教后传入云南的“教”这一全新观点，而且还促使他进行了拓展研究，对包括大足石刻、宗赜及宋代瑜伽教、信仰性佛教作了探讨。

学界以往对阿吒力教有不同的看法，历来有“滇密”之说。本书作者根据对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搜集、鉴别、研究和梳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云南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谓的‘滇密’。”(第268页，《中国有无“滇密”的探讨》)“所谓阿吒力教，既不属于印度密教系统，也不属于藏传佛教系统，更不是本土化的印度密教即所谓‘滇密’或‘白密’，而是叫初佛教禅、讲、教分离政策下出现并传入到云南的‘教’。”(第193-194页，《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阿吒力教就是明代的‘教’；阿吒力僧，就是明代的教僧。”(第205页，同上)“明代的‘教’是密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教教文化)及佛教显宗结合的产物。”(第207页，同上)他对阿吒力教的这一重新定性，被方广铝先生称许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使我们对阿吒力教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的疑滞一扫而空。”(《藏外佛教文献》第六辑《卷首语》，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

同时，作者还根据阿吒力教经典，对大足宝顶劝孝石刻、对与大足宝顶有关的僧人宗赜、对大足宝顶的总体性质及其与宋代信仰性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明确了阿吒力教即“教”与瑜伽教、阿吒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与瑜伽l教道场仪的关系。提出“不论是宝顶山大佛湾第15-17号龛还是小佛湾第3号窟，都取材於宗赜《孝行录》。它们表现的是宗赜《孝行录》的孝道思想。”(第270页，《宗赜<孝行录>及其与火足宝顶劝孝石刻的关系》)“阿吒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为宋代瑜伽教道场仪，“大足宝顶的经典依据为宋代瑜伽l教道场仪”，“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第294-342页，《宋代的信仰性佛教及其特点——以大足宝顶山石刻的解读为中心》(引文出自《论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大足宝项山石刻表现了“宋代的信仰性佛教及其特点”(第343-375页，《宋代的信仰性佛教及其特点——以大足宝顶山石刻的解读为中心》)明确指Ⅲ“从现存《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圆通三慧大斋道场仪》等宋代成书于四川的佛教科仪来看，当时这些科仪的行持者自称其教为‘瑜伽(大)教’、‘金刚(大)教’、‘根本教’、‘真实教’、‘毗卢教’等，在其疏表状牒中自称‘释迦如米遗教弟子’，明代时称‘瑜伽教’或‘教’。但这种瑜伽教与唐‘会昌法难’以前兴盛的瑜伽教——密教名同而实异。出现于晚唐，宋代最终成形的瑜伽教，‘是密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显宗结合的产物。在其科仪中，保留有不少密教的汉译真言。但它无论如何也只足中国汉地密教的通俗化，而不是自成系统的密教’。”(第364页，同上)进一步确定了明代的阿吒力教即宋代汉地的瑜伽教，阿吒力教经典即应赴僧所用科仪为瑜伽教道场仪，深化了对宋代瑜伽教的认识。

很显然，作者利用新发现阿吒力教经典讨论大足石刻和宋代瑜伽教及其道场仪，无疑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作者提出的“中国佛教的研究，从此注入一批新资料。唐宋以后中国古代佛教尤其是明代的‘教’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195页，《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这一论点。显示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是为了研究云南佛教而研究云南佛教，而是有意识地将其放在中国佛教研究这一大背景下，力图通过区域佛教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来促进、深化整个汉地佛教的研究。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论稿》是他10余年研究云南佛教和巴蜀佛教的阶段性总结，本书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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