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下意识形态的面具——重读《汤姆叔叔的小屋》
时间：2020-04-22 05:23: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本文否定了传统评论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基调为反奴隶制或种族主义的绝对论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即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对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二者关系的阐释，论证出在双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小说作者斯托（Stowe）既在其作品中盛誉宗教所倡导的博爱与宽恕精神，又无法摆脱其自身在整部作品中流露出的白人优越意识。本文旨在揭露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内在分歧及其维权性与欺骗性的伪善功能。
【关键词】 意识形态；基督教；奴隶制度；阶级；内在分歧
与其同时期的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及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相比，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并非一位高产作家，其流传广泛的作品也为数不多。但众所周知，其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在美国文学史、乃至美国国家历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首次引发了全美社会对奴隶制度的讨论，揭露了美国南方种植园黑奴遭受的非人待遇，抨击了奴隶制度的惨绝人寰，赞扬了以汤姆叔叔为代表的正直、善良的黑奴形象，以及以伊莱莎夫妇所代表的黑奴反抗压迫并争取自由解放的不懈斗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废除奴隶制度的进程。《汤姆叔叔的小屋》自19世纪50年代出版以来，便在文学界引发了持久不断的争议。大多数评论家高度赞扬了小说中关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爱与平等的激进主题，并视小说主人公汤姆为一位 “冲破压倒一切的残暴，挣扎着获得了(上帝赐予的)基督教天福” 的英雄人物［1］。但部分批评家们也由于作品中推崇的主人公汤姆身上所体现出的逆来顺受的基督教博爱宽恕精神，而谴责该小说充斥着对黑人奴隶的歧视，小说作者本人也在作品中明显流露出其白人优越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便是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其《众人抗议的小说》（“Everybody’s Protest Novel”）中，鲍德温猛烈抨击了斯托的种族歧视倾向，并提出，斯托的小说中刻画的黑奴形象（以汤姆为代表）“生来就不为光亮所照射，而只有通过受到肉体和精神上永无休止的羞辱，才有资格与上帝或人类交流”［2］。
针对小说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刻画及其基调，本文将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支，即皮埃尔•马歇雷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对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二者关系的阐释，来揭露文学作品如何服务于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ideology），而意识形态的内在分歧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作者的话语（discourse）及其作品中 “被消声的”（silenced）部分。本文通过分析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潜台词，使那些不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容忍的话语“发声”，从而揭示出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真正功能以及以小说作者斯托为代表的非被统治阶级的内在矛盾与伪善，同时否定了两派批评将《汤姆叔叔的小屋》定义为反奴隶制或种族主义的绝对论断。
一、皮埃尔•马歇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制度”与“意识形态”是两个及其关键且密切相关的术语。罗伊斯•泰森（Lois Tyson）认为，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上层阶级统治下层阶级的最有效手段便是意识形态的强加。作为一种“信仰机制”或“文化条件的产物”，意识形态统治、规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中，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往往“被那些臣服于它们的人们视为最顺理成章的世界观”［3］（52-53），人们臣服于该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在提及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时，泰森指出，一篇马克思主义下的文学批评的目的应当是“识别出在文化产物中运作的意识形态”（文化产物，例如文学、电影、宗教等），“并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即权利结构，其中文化产物发挥着巨大作用），该意识形态是如何支持或颠覆此社会经济体制的”［3］（57）
在其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文学创作理论》中，皮埃尔•马歇雷就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上提出其对意识形态的认识：“瞬息隐匿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其缺席时更有说服力。通过意识形态的各种出席方式，不同的元素比作品所写出的内容具有更强烈的冲突：‘生活’被日常话语绑架，且后者的影子又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用其自身的非现实性来对抗那种话语，而文学作品中未被写出的内容却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内在分歧”［4］。马歇雷认为，即使受同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作家在其作品中原本想要表达的思想可能会与其作品真正传达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矛盾，那是因为，该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运作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势必造成与意识形态本身所倡导的思想发生冲突。换句话说，该意识形态的思想仅仅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作用或有效。因此，在某一意识形态的倡导下，作者有意识地在其作品中传达思想，并隐藏或压抑某些该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话语。而正是这些被隐藏的话语，反映出作者本人受到压制的潜意识，即不冒犯其自身所在阶级的利益，同时不与该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发生冲突。
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扮演着典型的上述角色。尽管基督教的教义宣扬“爱”与“宽恕”，但在奴隶和奴隶主两大对立阶级存在的阶级社会中，基督教已成为由统治阶级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教义也仅是为了掩盖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维护前者的统治地位。借助基督教这一意识形态为媒介，本文将挖掘出作品中被掩藏在意识形态面具下的潜台词，以及作者斯托“发声的”和“被消声的”话语，从而揭露出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
二、意识形态面具下的潜台词—伪善的奴隶主阶级与被蒙蔽的奴隶阶级
批评界中关于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所热情赞美的基督教博爱精神的评论枚不胜举。伊丽莎白•埃蒙斯（Elizabeth Ammons）认为，势不可挡压倒一切的基督教博爱精神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其中伊娃和汤姆作为耶稣基督的预示者和受难的仆从，最高地歌颂了这种全宇宙之爱［5］。而作者本人在其书中序言中也提到：“当代文学、诗歌和艺术的感染力与基督教‘仁爱为怀’的伟大主旋律日趋和谐一致”， 且在小说中“传播仁慈博爱思想，对于基督教伟大的博爱精神的发展极为有利”［6］（1）。在斯托看来，《汤姆叔叔的小屋》正是服务于传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一目的的。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部肯塔基州城，正是当时美国奴隶制度肆虐的地方。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奴隶主形象，这些人物特征刻画鲜明，并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情奴隶却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之上的奴隶主谢尔比，凶狠贪婪的奴隶主路格里，冷酷狡诈的奴隶贩子黑利，面对奴隶制度无明确立场而随波逐流的奴隶主圣克莱尔……而整部作品最着力刻画的奴隶主形象，则是具有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奴隶主代表，圣克莱尔的女儿，伊娃。许多读者都会对伊娃这一天使般的人物形象留下深刻印象，伊娃虽只有五、六岁，但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深切同情黑人奴隶的不幸遭遇，以人性的方式去对待他们，甚至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为解救受难的人类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细节呼应了埃蒙斯的观点，即伊娃是耶稣的代言人，向世间传播着跨种族、跨阶级的博爱精神。在小说中，每当她看到或听到奴隶的不幸遭遇时，她都会沉重的叹息，甚至眼中饱含泪水。除此之外，伊娃还不厌其烦的劝导其他奴隶主（如她的表兄亨利克）善待并尝试着去爱奴隶。而小说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情节，当属伊娃成功地说服父亲圣克莱尔、女管家奥菲利亚以及黑奴女仆托普西皈依基督教，服从基督教博爱精神这一片段。在自己临终前，伊娃还告诉所有的奴隶，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相亲相爱。伊娃以自身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信奉“爱”，对作者将小说回归于仁慈博爱主旋律的主题发挥着巨大作用。
乍看，斯托刻画出伊娃这个奴隶主形象，是为了加强书中对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博爱精神的强调，并赞扬了这类在阶级分明的美国南方社会真正关心奴隶疾苦、愿意平等人性的对待奴隶的奴隶主。然而，虽然笼罩在博爱光环下，小说的潜台词却在悄悄地颠覆着这种思想。作者大力宣扬基督博爱的背后却在掩盖统治阶级自私利己的虚伪嘴脸，而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与“宽恕”也不过是统治阶级在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做出的伪善承诺。小说的潜台词具体有两类表现方式。首先，对于这些“善良”的奴隶主而言，同情奴隶的不幸遭遇，为其提供存活的口粮，对其不打不骂便代表着他们对奴隶的爱；而对于卑微的后者，此种待遇便已是天大的恩赐。即使是自始至终声称关怀并尊重奴隶人性的伊娃，也从未放弃自己对奴隶作为私人物品的所有权，而她所谓的爱也是建立在自身地位凌驾于其上的前提下的。汤姆和伊娃在船上第一次相遇时，伊娃告诉汤姆，“我爸爸可以把你买下来，如果他买了你，你就有好日子过了”［6］（167）。显然，伊娃认为，选择买下汤姆并让他“有好日子过”是由她的个人喜好及优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而她也相信自己买下奴隶便是对其的解脱，她有权利和能力赐予奴隶幸福。尽管作为圣克莱尔家的奴隶，汤姆从未受过肉体上的折磨，但他却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巨大痛苦，而这些痛苦，则是奴隶主们从未想过的。同时，汤姆还忍受着女主人玛丽的歧视与羞辱。身为奴隶，汤姆起码的尊严和人权都遭到剥夺，更无幸福可言。其次，小说中的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与同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而不会垂青于被统治阶级，更不可能真正出现在两个对立阶级之间。伊娃的表兄亨利克在她的殷切恳求下，答应不再虐待黑奴，却一再声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表妹。而他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慈和怜悯象征性的给黑奴儿童的微薄钱财对于改善黑奴的现状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圣克莱尔从未鞭打或怀疑过汤姆，但这位自称“民主”的奴隶主自身的白人优越感却使自己无法平等的对待汤姆，除了赞成，他认为自己对这种“并不认可的制度（奴隶制）”别无选择［6］（269），并仍然持有对黑人奴隶刻板印象的偏见。他所做的一切，包括最后答应女儿将汤姆释放，都仅仅是慰藉垂死的爱女。这些所谓的爱与怜悯的背后，是以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平等为前提的。事实上，圣克莱尔家的黑奴们最终都没有收获好的结局：出口冒犯了女主人的露萨受到一顿屈辱的鞭打，而所有的奴隶（包括已被承诺给予其自由的汤姆）都再次被卖掉。
即使为开明、民主、倡导基督教仁慈博爱的奴隶主所有，奴隶们也得不到自由与尊严。“爱”无法改变黑奴的悲惨现状，更无法结束令人发指的奴隶制度。在发掘出宗教意识形态下的潜台词后，读者不难发现，小说通篇所宣扬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爱与怜悯，不过是统治阶级抚慰黑奴的一剂良药，是蒙蔽被统治阶级、磨灭对立阶级矛盾的借口。而如果说对于奴隶主伊娃的刻画是为了隐藏统治阶级的伪善，那么对于奴隶汤姆的刻画则反映出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得后者将其视为行为准则，并安分守己。
尽管有些批评家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汤姆是个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英雄式人物，在马歇雷的意识形态分析下，他却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殉难者，一个奴隶主有意供其他奴隶效仿膜拜的榜样。汤姆是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小说中多处描绘了他认真学习圣经的场景，并强调他的自尊和对天福的向往也是通过学习基督教教义所培养出的。他始终对主人忠心不二，宁愿被活活打死也不肯背弃基督教信仰，并最终在血腥的残暴中用生命为代价保全了他的荣誉。的确，汤姆在其两任奴隶主乔治与伊娃的帮助下学到了“爱”与“宽恕”；然而，剥去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中容忍痛苦折磨的伪善教义，人们不难发现，奴隶主们同时也教会了汤姆应当忍受痛苦与羞辱，并生活在虚幻飘渺的希望中。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其第一任主人谢尔比正筹划卖掉汤姆的同时，汤姆正在他的小屋中举办一场祈祷聚会，虔诚的聆听小主人乔治向他朗读圣经，其中一部分便为“我将死于战场，/获得我灵魂的荣誉……/噢，我将走向荣誉……”［6］（34）无独有偶，在伊娃向汤姆灌输基督教教义的场景中，斯托也写道，“圣经中她（伊娃）最喜欢的部分，便是《启示录》与《预言书》，……因为这两部分都在描述上帝赐予人类的天福”［6］（295）。两任奴隶主教给汤姆的都是“天福”的启示，而汤姆得到的启示便是牺牲、热爱敌人以及为他人而献身。除此之外，汤姆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为奴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相反，他时刻关心牵挂的却仅仅是主人的利益，不舍弃，不背叛。即使已经确信自己已被主人谢尔比卖给奴隶贩子，汤姆仍然拒绝逃离，因为他不愿由于自己的逃跑而给主人带来麻烦。即使一次又一次的受到第二任主人圣克莱尔的蔑视与羞辱，汤姆依然关心并忧虑其生活中的困扰，并为其祈祷祝福。即使受到最后一任主人路格里的残酷毒打，汤姆依然坚持其以德报怨的基督教信念，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说服路格里皈依基督教。他甚至在临终前还告诉路格里，“不要将我称为可怜人，我正在通往天福的门前，天堂即将在我面前，我已获得上帝的荣光”［6］（475）。汤姆深信，他的殉难是一场荣誉之战的胜利，即便他的死并未给其他奴隶的现状带来改观，留下的也仅是妻子克洛伊及其孩子们深深的哀痛。
正是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导致了汤姆对所有奴隶主自始至终的愚忠，以及其最终的惨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汤姆一直将他的死视为一种荣耀，一种灵魂的升华。而正是以这种方式，小说作者斯托高度赞美了汤姆的光辉形象，蒙蔽了人们认识奴隶悲惨境地的视线，并暗示读者，这种奴隶形象才是顺应时代、真正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典范。
三、结束语
尽管传统评论对于小说中的反奴隶制度进行褒扬，但通过马歇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读者不难发现，小说正义凌然的背后掩藏着骇人的潜台词，那就是，在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笼罩下，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得不到解决，而只会被掩盖。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而存在，而此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也是为之服务的。受基督教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作者斯托才会在其作品中盛誉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精神；然而受其中产阶级身份的影响，斯托又无法摆脱其自身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无处不在的优越意识，及其社会各阶级都应处于其原本地位的刻板印象。然而，将斯托批判为种族歧视的另一类论断也较为不妥，因为其作品的潜台词之所以被其压制，是由于它会揭露作者本人所处中上层阶级的腐败与黑暗，而这些，是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并要求其“消声”的。正是因为如此，一部倡导废除奴隶制度的小说才会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当意识形态欺骗性的面具被揭下时，其内部矛盾与伪善便赤裸裸的展现出来，而其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服务的目的也随之暴露。
【参考文献】
［1］ CASSARA E. “The Rehabilitation of Uncle Tom: Significant Themes in Mrs. Stowe’s Antislavery Novel.” ［J］ CLA Journal. 17. 2. (Dec., 1973): 230-40.
［2］ BALDWIN J. “Everybody’s Protest Novel.” ［J］ Partisan Review. 16.6. (June,1949): 578-85.
［3］ TYSON L.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9.
［4］ MACHEREY P.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 ［M］. T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Tj International, 2006.
［5］ AMMONS E. “Heroines in Uncle Tom’s Cabin.” ［J］ American Literature. 49. 2.(May, 1977): 161-79.
［6］ STOWE H B. Uncle Tom’s Cabin ［M］. New York: Bantam Dell, 1981.
【作者简介】
王晓丹（1985-），河南柘城人，助教，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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