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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现状与分析

    时间:2020-04-23 05:15: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新时期农村宗教发展迅速,呈现出“民众宗教信仰呈多元化趋势”、“宗教种类以基督教为主”、“宗教信仰极易出现异化”、“不同信仰存在潜在矛盾”、“境外势力加大宗教渗透”等五大特点,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必须采取“加强管理、充分尊重农民宗教信仰选择”,“弘扬主旋律、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实际、切实关心保障广大农民利益”,“铲除腐败、努力营造良好农村社会风气”等措施。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宗教信仰;社会主义新农村;淮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B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6-0046-07

    收稿日期:2011-08-20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文化教育与加快皖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11sk264zd)

    作者简介:梁家贵(1968-),男,山东茌平人,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及当代宗教;武云(1970-),女,山东肥城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①本文中的淮北地区是广义的,即长江以北的安徽地区,以及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的宗教信仰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特点,进而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淮北地区①几个乡镇宗教信仰的调查,对当代农村宗教信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意义的信息参考和智力支持。

    一、农村宗教信仰产生的根源、背景及现状

    信仰源于人类的本性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活动。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人们在思想深处对一种宗教或其学说的认可,本质上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所满足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集中表现为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即对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以淮北地区为例,该地区以平原为主,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我国古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和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有名的灾荒高发区。据统计,从1840年到1938年,间隔不到一年就会出现一次灾荒,可谓“十年九荒”。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其间38年,今阜阳市辖境发生大小自然灾害可考者计104次,其中水灾23次,干旱8次,蝗灾14次,冰雹7次,风灾7次,瘟疫(疾病)28次,地震8次,暴雪3次,其他星陨石1次,高温2次,严寒1次,鸟灾1次”[2];从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至1949年的94年中,淮河流域共发生较大洪涝灾害48次,旱灾40次,平均1.9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洪涝灾害,平均2至3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旱灾[3]。近代以来,淮北地区由于地处“南北争夺天下的要冲地”[4],因而战火不断,“历年战乱,皖北无不殃及,无纪律之军队,每至一处,肆行征发,敲剥良善,无微不至,社会经济颇受挫折”[5]。因此,历史上淮北地区的政府统治和社会控制日渐薄弱,社会时常处于动荡之中,民众生活痛苦不堪,又难以找到改变现实、摆脱苦难的门径。这就给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慰藉之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有着很强的宗教信仰。有学者指出:“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宗教对传统家庭的影响随处可见。……于是家庭就成了宗教活动的中心”[6]。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民众的宗教信仰遭到各种方式的限制,甚至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到批判和禁止,但民众的宗教观念并没有被肃清,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也一直没有中止。“文革”结束尤其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态的复苏和社会环境的宽松,宗教信仰的各种形式和活动从秘密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逐渐转为公开,并伴随社会问题的增多日益严重而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状态较过去平和而稳定,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加之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和诱发,农村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逐渐形成并日趋严重,基层政权管理有所松弛,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矛盾有所激化,民众的精神压力日益增大,因而迫切需要宗教信仰的慰藉。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

    第6期梁家贵,武云: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现状与分析

    新时期基淮北农村的民间信仰活动极为活跃,呈现出坛庙多、庙会活跃、功利性强、迷信色彩浓等4个特点[7]。基督教在淮北农村的迅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81年到1995年,中国的基督(新)教徒人数由282万激增到1246万人,占当时11亿总人口的1.13%,14年内增加了964万人,年平均增加约68.9万人,其中淮北地区是一个基督教徒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8]349-350。佛教、伊斯兰教也有了较大发展,一些新兴宗教如巴哈伊教、摩门教等也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此外,在一些地区,由于正规牧师的缺乏以及管理的缺失,给了某些人打着传播基督教的旗号,欺骗群众、散布歪理邪说可乘之机,因而邪教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398。

    新时期中国农村宗教信仰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因而很有必要展开调查,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深入开展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时期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笔者除充分借鉴已有相关成果外,还选择具有代表性的S县S镇P村、H县城关镇、F县和L县Z村等四地展开调查和研究。

    S镇P村地处S县西南,大别山区,距离县城54公里,以丘陵为主,共13个村民组(并村前),60%以上的中青年外出务工,经济较为发达,民众生活较为富裕。H县位于皖西,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城关镇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政府所在地。F县位于皖西北,下辖31个乡镇、756个行政村,经济落后,为省领导扶贫联系县。L县T乡Z村位于两镇交界处,周围有四个主要的集镇,离县城有50公里,土地平坦肥沃,主要以农业为主,土地1891亩,40%以上的中青年外出务工。

    二、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特点

    在对S县S镇P村、H县城关镇、F县和L县Z村的宗教信仰进行“解剖麻雀”的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在资金、人力、技术手段等有限的条件下,以“小问题,大视野”的原则为指导,对新时期农村的宗教信仰现状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相比于过去明显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一)民众信仰呈多元化趋势

    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远承原始信仰,崇拜对象漫无边际,涉及万事万物,信奉“万物有灵”、“万神有灵”。另外,历史上中国民众在生产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的背景下,特别渴求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因此,宗教信仰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中国民众也由此具有了一个很独特的宗教信仰特征,即信奉多重信仰,并且多重信仰之间相互兼容。近代史上长期在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每个中国人都是儒教徒,但多数中国人又都是道教徒和佛教徒,他们在不同场合为不同的目的实践这三种宗教,因为这三者相互密切混合已经许多世纪了,要想把中国宗教中的每一个因素追踪到其起源的确是不可能的”[10]。还有外国学者认为,“流行于欧洲和东亚的观念分歧的一个严重的事例,就是在中国有许多人属于两种或三种宗教这一事实”[11]。

    新时期农民的宗教信仰延续了这一特征。据调查,S县S镇P村、H县城关镇、F县和L县Z村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此外,部分乡镇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邪教组织。与过去不同的是,新时期农村各类宗教快速发展,尤其以基督教为最,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二)宗教种类以基督教为主

    早期基督教在华传播是极不顺利的,近代史上尽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仍遭到了中国民众的有力抵抗,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例如,1948年,阜阳县有基督教徒200余人[12]412,至1985年,阜阳县境内已有教堂12所,聚会点296个[12]413,临泉境内有活动点16个,信徒12100人[13]。目前,基督教几乎遍及淮北地区每个村,一些较大的村庄还修起了教堂。我们最近在T县城关镇调查中发现,一座颇气派的教堂即将竣工,基督教已成为各类宗教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种。新时期基督教信徒之间多以家庭、亲戚关系为主,持续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多”现象(中老年妇多女、病人多、无文化的人多),然而,新“三增多”现象(男性增多、年轻人增多和有文化人增多)日趋显著[9]393-394。基督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的原因,既由其教义的内在因素、传教方式的灵活所决定,也有历史原因、政策原因的影响,同时也与基层部门管理的缺失、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有一定的联系。相比之下,尽管处于相同的社会背景,佛教、道教却有明显的不足:佛法义理博大精深、深奥难懂,寺庙或在名山,或在城区,不适宜普通农民接受;而道教的中心思想是神仙思想,对于处于社会底层、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而言,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9]398。

    新时期农村基督教信仰群体中女性占有重大比例,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现象。有宗教人士指出:“20世纪80-90年代,农村信徒中出现妇女多的现象(现在这种情况也存在)”[14]。H县城关镇基督教堂资料显示,21名信徒中19名为女性[9]399。有学者在苏北农村调查也发现,基督教徒中80%以上是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而她偶遇采访到的23人全是清一色的妇女[15]。农村基督教女性群体之所以日渐扩大,既受女性与生俱来的很重的宗教情结的影响,也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以及生活水平有直接的关联。这一群体对基督教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影响,她们首先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宗教信仰,进而逐步改变了乡村宗教信仰结构,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宗教信仰极易出现异化

    农民的宗教信仰由于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加上文化水平不高,容易异化。民间信仰、佛教、道教在农村极易导致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助长社会不良风气。此外,从信仰对象上看,民间信仰和宗教都是有神论,有着相当多的关联。实际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是很高,更多的是将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相混,有时甚至很难区别哪种是纯粹民间信仰,哪种是宗教信仰,那些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信仰习惯、信仰感情与真正的宗教徒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16]。但是,民间信仰与宗教仍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有无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以及是万物有灵还是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17]。另外,在当代中国,宗教就应特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五大正统宗教。如果在现实中将二者混同,很容易导致有些人打着宗教旗号,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散布封建迷信学说,骗取民众钱财,扰乱社会治安。

    就基督教而言,农村基本上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相关管理也不到位。为了迅速扩大规模,以获得宗教管理部门的认可(按规定,某地超过50名教徒时可以申请建立教堂[14]。),很多地方的传教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常常是最初一家人,进而沿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向外蔓延,最终一族人、一村人甚至数村的人皈依基督教。此外,农村基督教的活动内容、方式和地点均有待规范。实际上,这些信徒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教籍的,有的甚至都不知教籍是什么,更谈不“洗礼”;有的教徒还私自收取奉献费,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很多地方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也无教堂、正式的牧师和规范的宗教活动,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邪教在一些农村仍然存在。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在淮北地区一带极为盛行,有的村几乎家家都有练习者,被取缔后又转入地下,由于当地政府管理不到位,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由于法轮功练习者在地下秘密活动,其组织又很严密,要想调查出他们的总人数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在L县T乡Z村调查时首先对一个对本队情况十分熟悉的并且比较公开的练习者采访,以此得出该队练习者的总人数,然后再计算出练习者占该队总人数的百分比,最后大致推算出全村的练习者人数。最后的结论是,某队总人口97人,练习者11人,占13.4%;按照这个比例,L县T乡Z村1645人中,至少有220人练习法轮功。当然实际练习者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这只是比较公开的分练习者,当然也没包括少年儿童。

    (四)不同信仰存在潜在矛盾

    历史上中国农村的宗教信仰群体基本能彼此认同,相安无事。这是由于中国农民的多神信仰特征决定的,也与多神信仰、无严密组织的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有关,同时,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教又集中在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相对独立的回民,因此各类宗教信仰群体之间不易发生冲突。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其中基督教发展最为快速。基督教是一神信仰,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很强的排他性,很难与其他宗教彼此认同。我们在S县S镇P村调查时发现,非基督徒不认同基督教信仰,大都将基督徒看作有精神问题的不正常群体,对其宗教行为(如禁食、定期聚会、不烧香磕头)更是不理解,当然也反对家人入教。相应地,基督徒都非常虔诚,对末世说深信不疑,并大力宣扬,宣称对外界普通民众要以爱来感化,感召大家加入其教派,有人入教则是其“功德”,少了功德则是愧对主;虽经感化而不入教则是爱不够深,还须继续努力;对异教徒(不同教派)称之为“魔鬼”,极力避之甚至有时候发生争执。

    邪教信奉现世教主救赎,信人不信神,注重精神控制,具有严密的秘密组织体系,也无法认同其他宗教。我们在L县T乡Z村调查时获悉:该村一位王姓青年妇女,初中文化,婚前就是基督教信仰者,嫁到该村后继续信仰,并按期到教堂做礼拜,引起法轮功练习者的不满,他们一致决定孤立这个“异教徒”,至今包括她的婆婆在内的法轮功练习者不再理睬这位女性基督徒,导致这位女性基督徒内心极为痛苦。

    (五)境外势力加大宗教渗透

    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和异端教派利用宗教传播加大了对华的渗透,途经多种多样: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进行传教;利用来华旅游、探亲、访友等之机布道传教,寻找恢复以前地方教会对国外教会的隶属关系;邮件、走私大宗宗教宣传品,或非法在我国内地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或拉拢我教会人员,培植代理人,等等[18]。有宗教人士指出,“国外1000多个宗教异端都在看着中国庞大的宗教需求。一旦放开,这些教与中国传统民俗、会道门等结合,那就麻烦了”[14]。显然,这是有违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也严重危害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三、加强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管理的几点建议

    宗教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整体上看,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发展是有序的,在道德教化、精神维系、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呈现的新特点却极易激化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除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之外,一些学者在其它地区甚至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也发现了类似问题。例如,有的人利用庙会进行测字、算命等骗人、骗钱[19],还有的地方为了新建、扩建庙观,非法占用土地[20];在一些地区,教职人员随着信徒增多在乡村的威望也逐步树立起来,教职人员在乡村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进一步加强。有些地方农村教会逐渐取代原村委会的某些社会职能,使乡村两级管理体制受到进一步削弱[14]。显然,在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时期,如果对于农村宗教信仰疏于管理极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但是如果管理僵化,乃至盲目取缔,则“就会激化矛盾,造成社会冲突,甚至动荡不安”;“历史经验表明,对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引导、管理得当,注意尊重和保护民众的健康信仰和文化权益,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凝聚力、向心力增强。”[21]如何发挥农村宗教信仰的积极因素、减少消极影响,最大限度地解决当前的诸多社会问题,为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加强管理,充分尊重农民宗教信仰选择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信仰的自由,因此,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选择。同时,为科学、有序地引导农民合法信教,必须健全相关机构,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同时要处理好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从文化学角度看,二者都属于文化范畴,似乎可以视二者为一体,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从文化的层次来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属于主流文化,而宗教信仰则属于大众文化,处于非主流地位;从信仰对象上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信仰共产主义,属于无神论,宗教信仰信奉的是神灵,属于有神论。如果将二者混同,民众就很容易忽略宗教信仰中的消极因素,甚至将这些消极因素进一步发展,从而有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005年3月,《宗教事务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步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轨道。相关部门应在《宗教事务条例》和有关政策原则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宗教事务工作,加强对农村宗教信仰的引导,杜绝放任自流,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传教活动,遏制邪教的滋生蔓延,彻底净化社会环境。

    (二)弘扬主旋律,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前文已述,信仰是人类的本性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而宗教信仰解决的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当一人获得巨大成功,财富达到极致之时,他会茫然所失,失去前进的目标;当一个人遇到重大挫折,情绪跌入低谷之际,他会万念俱灰,丧失生活的动力。可以说,缺乏信仰的人是可怜、可悲的;同样,有邪恶信仰的人是可憎、可怕的。当前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已经解体,新的信仰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起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面临着剧烈震荡和深刻变革。由于失去了信仰的追求和约束,当前的社会道德生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序、滑坡,某些人的行为出现了失范,社会问题不断出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农村广泛开展塑造新风貌活动,使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创建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建设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不断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应该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弘扬主旋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实现社会道德生活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三)深入实际,切实关心保障广大农民利益

    新时期的农民尽管已解决温饱问题,但仍不时受到其它问题的困扰。例如农民看病难、农村医疗条件差、患者难以支付高额医疗费用及子女上学等难题,以及其它天灾人祸,都驱使农民将希望寄托在神灵的保佑上,包括邪教在内的各类信仰出现就不足为奇了。2010年《宗教蓝皮书》显示,当前中国基督教信徒总数为23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8%;调查亦显示基督教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受家庭传统影响而信教的占15%,归因自己或家人生病的信徒占到了68.8%[8]349-350。我们在L县T乡Z村调查时获悉:今年EV71疫情发作期间,法轮功练习者免费发放护身符,说什么“只要带着护身符和信仰法轮功,便可获得保佑和不会得病”,那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带有这种护身符。针对农村教学条件差问题,法轮功练习者大肆宣传他们的护身符能保佑孩子考上大学,带符的小学生学习好,将来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另外,伴随农村外出打工增多而产生的老人、妇女的生活和生产问题,留守儿童的照顾和教育问题,农村社会的治安问题,等等,都应引起高度重视。可以说,新时期农村宗教信仰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农”问题之严重。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走到广大农民中间,就像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一样,与农民同吃同住,全面了解农村的问题, 关心农民的疾苦,切实关心保障广大农民利益。只用如此,新时期农村的各类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农民的精神压力才能得到缓解,精神生活才会健康充实。

    (四)铲除腐败,努力营造良好农村社会风气

    当前的中国仍有不少人尤其是基层管理部门的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腐败现象仍很严重,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民群众中间丧失了吸引力和凝聚力。据报道,安徽某市的“三自”主任品行败坏,经常与宗教局人员吃吃喝喝,引起信徒的不满,纷纷跑到“家庭教会”去了;该主任于是到区宗教局、市宗教局告状,要求取缔“家庭教会”,市宗教局随后把“家庭教会”取缔,从而激化了基督教徒与政府的矛盾[14]。显然,只有彻底铲除腐败现象,净化农村社会风气,才能恢复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民群众中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得农村的宗教信仰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也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有利于新时期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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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New Period

    ——Take Northern Anhui as an Example

    LIANG Jiagui1,WUYun2

    (1.Northern Anhui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236041, China;

    2.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100720, China

    Abstract:Religions in the rural area are mushrooming in the new period, which demonstrate fiv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people"s religious beliefs, Christianity being the priority, religious beliefs being easy to dissimilate, potential contradictions among different beliefs and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from overseas, initiating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and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and department of the rural areas. Only if we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farmers" religious beliefs and fully respect their choices, give full scope to the theme of the times, build the socialism core value system, care for and guarantee farmers" interests practically, wipe out corruption and strive to establish a good social morality in the rural areas, can we build a harmonious rural society an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religion beliefs in the rural areas;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North Anhui

    (责任编辑时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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