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华传教士话语陈述中的“光明—黑暗”修辞格
时间：2020-04-23 05:15: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运用了“光明—黑暗”修辞格，联结动词“拯救”，其背后有极深的基督教渊源。传教士凭借着“光明战胜黑暗”“光明拯救黑暗”理念所赋予的合理性和正义感去海外传教，掩盖了其传教方式和传教效果所具有的虚伪性和不道德感。
关键词：传教士，光明，黑暗，话语类型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指出，“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似乎就是用一种赤裸裸的对立方词语‘我们’与‘他们’来看待世间事物。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教，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三对对立词勾画出了我们从古至今的世界观。”［1］“文明—野蛮”“基督教—异教”“自由世界—共产主义”成为了西方言说东方的基本方式，也成为了基督教传教士言说中国、描述儒耶文明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或者说话语类型。在“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中，传教士使用了多种修辞格，本文主要探讨其“光明—黑暗”修辞格。
一
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以来，在传教士的中国书写中，“光明—黑暗”修辞格随处可见。我们举例如下：
马礼逊：
我们坚信，在上帝规定的时候，中国的大门一定会启开，让福音的亮光照耀中国。
将使未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站起来向你致敬。……愿你能活着亲眼看到你辛勤劳动的成果，就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在黑暗中得以皈依耶稣基督……愿你像太阳的亮光照耀我们天父的国度，像星星在闪闪发光，直到永永远远。［2］
米怜：
尽管在教会历史中，已经多次尝试把福音传入中国，但厚重的异教徒的黑暗依然笼罩其人口众多的民族；而这些中国民众，迄今为止，既没有享受到美好的政治自由，也未曾被正义之光复兴的光芒所照耀。［3］
卫三畏：
上帝必须在我播种、浇水的时候帮助我，否则我还能指望生长出什么来？异教徒的思想是黑暗的、黑暗得无法向你描述，要想松动这块毒草蔓的蛮荒之地，需要长期耐心和坚韧地工作，即使这样也只能取得一般的成效。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4］
从上述陈述群，我们可以看到，在传教士的话语陈述中，中国、中国文明、中国人处于异教的黑暗的野蛮状态，与此相对的是，基督教或西方文明处在光明的文明世界。这里，“基督教—异教”二元对立关系以“光明—黑暗”的比喻（借喻）修辞格呈现出来。
二
“光明—黑暗”，这一修辞格式具有极深的基督教渊源。其一，在基督教理念中，上帝常常被比喻成光，耶稣被称为“光明之子”，《圣经》被称为上帝的话，因此，是光明的话语。传教士的文字书写中常引用《圣经》中的话，来阐述上帝的属性。如马怜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就曾多次引用《圣经》中的语句，这些话语散布在《圣经》各处，比如《约翰福音》（8:12）：“我是世上的光”；《诗篇》（84:11）“耶和华是日头”。同时，传教士对《圣经》非常尊崇，这尤其表现在对《圣经》中文译名的斟酌上，其原因就在于，《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光明的语言，这点正如裨治文为《中国丛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言，“倘若耶和华没有赐予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启示，人们将永远陷于无边的黑暗之中，内心充满无尽的悲伤。”［5］《圣经》是耶和华的启示，可以使人脱离黑暗。因此，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字事工，积极印制和散发《圣经》。
其次，“光明—黑暗”这一修辞格式对应的动词形式是“照亮”“照耀”“拯救”（归化、皈依），它和《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堕落的故事相连接起来，与之形成一个逆反陈述。“光明—黑暗”作为一种陈述，它是陈述基督教与异教关系的一个命题，“在命题中，所有的语言功能都导回到构成一个命题所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主词、谓语和他们之间的关系”［6］，因此，动词联结两个名词，并试图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光明—黑暗”修辞格中，其动词形式多样，由“照耀”“照亮”“帮助”等，但这些动词具有同质性，其导向动词“拯救”，这与人类始祖“光明—黑暗”（“天堂—地狱”）的动词“堕落”相对。在这里，“光明—黑暗”（基督教拯救异教）与“光明—黑暗”（人类堕落的故事）形成一个逆反陈述。在基督教理念中，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人背离上帝，被撒旦诱惑，甘于沉沦地狱。耶稣降世，代人赎罪，从而使人与上帝重新和好。由于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普天之下，由以色列人所建立的教会便承担起了拯救世人的责任。传教士的工作就在于，在使欧洲归化上帝之后，去拯救非洲、亚洲等非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要使它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徒行传》26:18）
与“光明—黑暗”修辞相对的是“天堂—地狱”“善良—邪恶”“上帝—撒旦”等类似陈述形式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基于基督徒对异教徒的爱与恨。欧文•白璧德指出，基督教往往认为对人类具有普遍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是基于“选择”和“未被选择”的区分，即基督教只是把人道主义同情给予与自己同一类被上帝拣选的人，对于非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他们则持一种排斥和轻蔑。［7］这种排斥和轻蔑，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和基督教海外传播，促使基督教会产生一种拯救异教徒的责任感，但对异教徒（比如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儒教徒）的憎恨仍然存在，在其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二元对立区分，与基督徒相连的是光明、天堂，与异教徒相连的则是黑暗、地狱、撒旦、罪人和魔鬼。
三
“基督教—异教”话语类型的“光明—黑暗”同质性陈述有不同的陈述形式，我们略举几例。在《中华归主》中，基督教将没有或很少有基督教传入的待垦殖地区用黑色表示；并根据该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情况做颜色的层级处理。基督教传播情况较好的地区是光明的，未传播的地区则是黑暗的，从而表达了要用光明去照耀黑暗的宗旨。［8］又如，传教士早期所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其校训即为“光与真理”，其目的在于，“我们要使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与真理的火炬，没有比这个目标更为崇高了。我们将努力给予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丰富和基督教化的教育。……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的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都是来源于上帝。”［9］又如英国传教士陶然士（REV.Thoams Torrance,1871-1959）在四川史的书写中多次使用“light”这一词汇描绘基督教上帝；并用“天堂—地狱”来进行二元划分等，亦是这种修辞格式的反映。陶然士在评价两晋时期的四川史时指出，“Its many changing and complex situations,its great wealth of moral light and shade fascinates one as much as a first-class novel.” ［10］在他论述翻译《华阳国志•蜀志》的意义时，他指出，“But it is exceedingly interesting nevertheless for the light throws on Shuh precious to the coming of the Chinese.”［11］这也是同一时期聚集在《华西教会新闻》周围传教士共同使用的话语修辞，如在1914年第12期《主编的话》中把传教士的一切行为都归于荣耀主，“to lift up Him who is the way,the truth,the life—the light of men.”［12］同时，诚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基督教—异教”话语常常采用“光明—黑暗”的修辞格式，故其多用动词“照耀、照亮”等词汇来界定光明与黑暗的关系，陶然士继承了这一动词模式，如在描述景教之重要性时，称景教的目的是“照亮和传播道义和公正”，此时所使用的英文词汇（illumine）即是《圣经》中一个常用的词汇，如《圣经•诗篇》（105:39）：He spread a cloud for a covering,And fire to illumine by night（祂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
四
基督教使用“光明—黑暗”修辞，赋予基督教普世话语以合法性，在这一基督教普世话语中，各个文明本身都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堕落的人性的附庸，而基督教成为了普世性宗教，正如米怜所指出的，“正如《圣经》中所揭示的，基督教是唯一全方位适应于全世界灵性生活的宗教；因此，毋容置疑，它可以无与伦比地取代任何其他宗教。上帝明确的宣言证实基督教是为人类这个大家庭创制的；基督教的教义、规范和礼仪，联合起来表明它极为适合处于社会的任何一种状况，以及身处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罪恶之人的内在性格和外部环境。”［13］在这种普世性话语中，基督教话语进入任何话语体系都具有了先天合法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马礼逊还是米怜都宣扬，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普天之下，都是基督的土地；芸芸众生，都是上帝的子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强权主义。传教士也正是凭借着“光明战胜黑暗”“光明拯救黑暗”理念所赋予的合理性和正义感去海外传教的，他们甚至不管在传播福音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如何、所达到的效果如何，这点在众多传教士的话语中都有所表现。我们举例如下：
米怜:
葡萄牙人满怀心中的信仰，带着武器出征，武力的毁灭和征服到哪里，就在哪里播下信仰的种子。［14］
卫三畏：
为什么我们要组织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足以使人望而生畏的队伍进行一次“和平”远征呢？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如果他们实在顽固不化，惺惺作态，再考虑动用武力，就像在对待中国所采取的态度一样。
如果说中国就像一个处于蒙昧、野蛮状态的城堡，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打开了这座城堡的大门。我祈求上帝授意他的信徒马上来占领这座城市，改变它落后的状况；我祈求上帝降福中国人，并抚慰他们，使他们归顺我主。［15］
丁韪良:
蒲安臣一次餐后演讲中有一段激昂的文字，人们据此推断，传教士将被邀请“在每一座山上竖立闪光的十字架”，工程师将前往开矿、总之，西方文明的一切都会纷至沓来。这一可喜的景象无疑被描述为将来时态，然而富于幻想的人们以之为现在时态。［16］
从上述陈述群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光明—黑暗”修辞格，其主导动词是“拯救”，但是，在其背后却掩藏这“武力的毁灭和征服”“动用武力”“占领这座城市”“开矿”等种种次生话语。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光明”背后的阴影，也从一个侧面衬托了“黑暗”的无辜和任人宰割。
参考文献
［1］［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13页。
［2］［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日记》，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第18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3］［英］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页。
［4］［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5］［美］裨治文《〈圣经〉的中文译本》（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中国丛报》，1835（10），第249页。
［6］［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事物的秩序》，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24页。
［7］参看［美］欧文•白璧德《什么是人文主义》，王琛译‖美国《人文》杂志社、三联书店编辑部编《人文主义—全盘反思》，多人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8］参看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前引书，序言第24页。该书中中国各地域地图图示按照黑色地区、白色地区进行标分：“Black Area黑色地区：本书地图中用黑色标出的地区是，颜色越深则表示基督教事业越少。White Area白色地区：与黑色地区相对而言，成反比”。
［9］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Shanghai,1879-1929,第11页。此处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0页。
［10］Thomas Torrance,The History of Szechwan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Tsin Dynasties：A.D.465-A.D.219.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17,07.p.12.
［11］Thomas Torrance,The History of Shu or Western Szechwan,a free translation. Ibid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22,05.p.15.
［12］Editorial,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14,12.p.3.
［13］［英］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前引书，导言第1页。
［14］［英］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前引书，第145页。
［15］［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前引书，第107页、第184页。
［16］［美］丁韪良《花甲忆旧》，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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