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中的十字架
时间：2020-04-23 05:16: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稣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殉难实现对人类的拯救。因此，十字架成为救赎的象征、盼望的象征、转变的象征。约瑟夫·康拉德小说《文明前哨》中出现的十字架不仅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也使得小说人物与十字架存在某种隐喻关联，更具有人的文化生存与自我救赎意义。
关键词：十字架；信仰；自我救赎的希望；文化碰撞；文化认可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3－0037－04
在西方社会历史中诞生并发展壮大的基督教给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者带来深层的心理积淀，成为他们灵魂的最高依赖。T.S.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中深刻地揭示了基督教对西方人（尤指欧洲人）的生存产生了极其强大的辐射力。他认为，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举止言谈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他还预言，如果基督教文化消失了，我们（欧洲人）整个文化也将消失 ［1］。在基督教文化中，十字架被看作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其拯救人类的基础，十字架因此成为拯救的象征，同时它是基督教徒盼望的象征，也是转变的象征。在基督教中没有哪一个形象符号能够像十字架那样承载着如此厚重、权威和公认的意义 ［2］。在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徒去世后在其墓前总要树立一个十字架，表明死者信仰基督教或者因生前的过错希望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或者像耶稣够死而复生。从基督教文化中走出的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文化心理烙印，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心灵家园。
一、康拉德的基督教观念
对于生于波兰后加入英国国籍的小说家约瑟夫·康纳德（1857-1924）而言，尽管在1920年的圣诞节，他对一个朋友说：“非常奇怪的是，从14岁起我总是不相信基督教。我不喜欢它的教义、仪式和节日。”［3］然而，他却不会摆脱其基督教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幼时也曾受到天主教洗礼，与父母亲一样都是天主教徒，只是他父母是特别虔诚的教徒。在这样的家庭里，《圣经》是必不可少，父母诵读圣经时，康拉德耳濡目染《圣经》里诸多叙述，所以在其书信集以及作品中大量出现基督教文化意象。然而，康拉德对基督教文化的却又与其他作家极为不同。1869即康拉德的母亲去世的第四年，其父亲也辞世而去，他就搬到舅父家，在此，康拉德大量时间用于阅读狄更斯、雨果作品。两位文学巨匠作品中透露的社会观点及认识给12岁的康拉德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的宗教观无疑也激发了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认知。虽然康拉德声称不信仰基督教，这也只是他声称而已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是一种更为深刻透彻的洞察。其实，这正如塞得瑞克·瓦茨认为，康拉德对基督教的态度不是一种不可知论者对于完全确信的思念和向往，而是文学全盛时期作家对于狂热盲信的嫌恶 ［4］。
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以及社会的认识早已超出以往几个世纪的积累。同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全球化的灾难。这使得康拉德认识到基督教拯救世人的信仰也仅仅是来自非世间的虚幻安慰。作家所经历的失去双亲的童年时代和满目疮痍的祖国的双重精神磨难使他不可能再幼稚地认为上帝的存在以及能够实现的人间正义。所以他对社会的深度认知已经了摆脱宗教信仰中的超现实，其信仰是一种基于文学对社会的思考与洞察而体现在其作品里面。他通过作品来实现人的理性的拯救，因此，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基督教文化符号是一种经过作家本人理性加工且显得极为巧妙自然的引用与借用，而对基督教文化符号的引用与借用并非单纯地表现人的生存的无奈，而是透过基督教文化所传达的隐含来针砭时弊，鞭挞正义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理性的崩塌。其作品中对基督教与《圣经》文化的引用俯拾皆是。比如其海洋题材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的大海、船长、大副等形象与《圣经》中的上帝、摩西、亚伦极其相似。《走投无路》中的惠利在经历磨难之后，他望着甲板上坐着的穿着飘拂的长袍，像一个《圣经》中的人物的乘客思忖到：过了好久，我才相信这——这——个上帝的惩罚 ［5］445。他意识到自己所犯的罪恶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同样，其短篇小说《文明前哨》对基督教文化符号及形象的借用同样十分明显，作为基督教象征的十字架不断地出现小说中，并且带有强烈的暗示意味。
二、十字架的意象与内涵
短篇小说《文明前哨》是作者所说的他1890年前往非洲之后所获得的“战利品”。故事描述的是被派往非洲大陆深处的两个英国人去管理贸易站。然而，在物质渐趋缺乏、精神迷茫之时，两人发生了冲突，一个死在枪口意外走火，另一个因此而自杀。小说中多次出现十字架，从贸易站旁边空地上首位开拓者墓前歪歪斜斜的十字架到结尾部分凯尔兹在此十字架上自缢而亡昭示着自我救赎的开始，也意味着自我救赎的破灭。作为基督教文化象征的十字架如一条无形的丝线纵穿整个故事情节，牵动着人物精神起起落落，更使人物命运与十字架存在着隐喻关联。
小说开始，作者在对贸易站周围环境作描述时首次提到十字架，“房子不远处，还有另外一个‘寓所’，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下，长眠着这块土地的首位开拓者。”［6］179这歪歪斜斜的十字架表明埋葬于此处的人已淡出人们视野，坟茔无人打理，淹没于非洲大陆深处周遭是土著文化的包围之中。小说涉及的背景正是非洲大陆西中非地区，一块在殖民者看来还未开化的土地上。虽然欧洲殖民已经扩张到整个非洲，但也并非每个地区都受到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非洲土著文化占主导的中部地区一只孤零的十字架就显得尤为突出与异样。另一方面，歪歪斜斜的十字架隐含着那种打着推进文明的幌子的侵略已失去了正义的基础,同时它也暗示着凯尔兹、卡利尔在这腹地深处的生存失去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意义，仅剩下躯壳的动物性存在，心中的上帝也因物质的匮乏黯淡了灵光。当卡利尔看到歪歪斜斜的十字架时心中颇感不适，便主动把十字架弄直而且很牢固。为此，他给凯尔兹解释到：“每次我打那儿过，得斜着眼看十字架。很不舒服” ［6］185。似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将来。
贸易站的首任站长来自于基督教社会的英国，他初到时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画家。在国内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企图到国外来弘扬英国工业文明，承担着光明使者的使命，期待着能在他者文化（非洲原始文化）的境遇下能找回人生的支点。不幸的是，他似乎没预料到贸易站不是他的理想国而是其生命的最后驿站。他的死给后继者凯尔兹、卡利尔的到来预写了希望破灭的前奏。其墓前的十字架是董事送凯尔兹、卡利尔来贸易战时叫人竖立的。大抵是出自同胞的一丝恻隐之心，这也是欧洲基督教文化中的人之常情。然而对于当地人马柯拉一家来说，他们对于十字架无动于衷，也不会理睬凯尔兹和卡利尔的上帝，他们宁愿与统治赤道的神和睦相处，甚至他还会找来更多的白人让他们自己的神开心。这是两种文化、两种信仰的交锋。
文化与文化、信仰与信仰之间本无优劣，但人为因素却颠覆了这种平衡。作者在小说写到：“大家会常常念叨着这么两个好人，凯尔兹、卡利尔，他们是这儿最早的文明人！”［6］185显然，凯尔兹和卡利尔的头脑里被已装上了非洲文化是蛮荒文化的默认程序，他们就是光明的使者，带着英国工业革命辉煌历史的优越感来到这蛮荒之地。然而，非洲大陆的广袤、粗犷与原始的神秘让他们迷失了精神方向也消解了自我。他们被置于非洲大陆中心，满眼非洲土著文化的原始、纯朴、神秘景象。在难以认可和接受的异域文化面前，他们内在认知程序发生了紊乱。最终，如同两台被装上多个互不兼容程序的电脑而陷入死机，他们同贸易站的前任一样，生命毫无意义地跌落在所谓先进文明编造的美丽肥皂泡。小说中所谓的文明前哨不过是官方把殖民扩张描画成的披着羊皮的狼，把侵略说成光明的照耀、文明的弘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贸易站的第二批继任者凯尔兹、卡利尔两人来到非洲腹地，既非出自于雄心壮志又非主动请缨。他们的到来具有明显的被动意味，带着强烈的个体功利性和自私性，企图借助于文明前哨来构建自我人生的大厦。凯尔兹只是电报局的小雇员，为女儿的嫁妆钱来到非洲以承担其为人父的责任。而卡利尔则是一名退伍兵，懒散成性，被家人报名参加此次远征，他背负着家人的期望被派遣到非洲。事实上，他们在欧洲那种既定的文化氛围中丧失了主动性，是现代西方都市文明中的寄生者，在命令制度下生存，只是被制度驱动着的机器，甚至驱动本身也已成为一种习惯，他们的生存仅是生存而已。尽管如此，他们在欧洲基督教社会的生存是完全笼罩在上帝的恩惠光晕里，心灵依附于上帝的恩赐。虽然财富不能满足要求，他们至少在精神信仰上没有迷茫，这也是他们生存的最大意义。然而等他们被置于非洲腹地，他们的信仰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并且陷于马柯拉和高比拉等非洲土著文化氛围之中，此时的他们显得无依无靠。两人的生存状态在小说里描写得十分清楚：“常人也许难以想象，即使是解决了纯粹的物质生活资料问题，我们也需要更健全的心智和更崇高的勇气。”［6］182食物只能填饱肚子却不能安慰飞毫般飘荡不安的心灵。更何况，对他们两个“文明人”而言，等到物质也变得像精神一样稀缺时，信仰偏离了原来的位置，理智也失去了既有的原则。他们在非洲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重复、单调、寂寥与滞缓，两人被驱赶到理性丧失的边缘上。当凯尔兹把最后十五块糖和半瓶白兰地小心翼翼地锁在箱子里以备生病时服用，卡利尔坚决要咖啡放糖，凯尔兹一口回绝，两人的争执爆发了。他们如同两头困兽狂乱地厮打、没有方向地追逐。当两人猛地撞在一起时，精神恍惚的凯尔兹枪响了。卡利尔应声倒下，生命结束了。理性丧失的疯狂把“文明人”的体面撞击得粉碎。
卡利尔的死让凯尔兹陷入更深的迷茫之中，思绪如狂风中的蓬蒿上下翻飞。等他站起来看到卡利尔的尸体时，他双臂高举过头，好像一个人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被永远禁闭在坟墓之中。“救救我!……上帝啊！”［6］203失去了信仰根基的凯尔兹绝望之中发现了上帝的召唤，精神恍惚带来的虚无已远远超过河上响起的他们所一直期待的汽笛声，漫天的白雾淹没了现实的物质世界，大地白茫茫一片不见了周遭世界。他在雾中慢慢地摸索着，愚昧无知地乞求着看不见的上帝收回他的创造。凯尔兹找不到生命的方向。他张望着，“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像，十字形，挂在雪白晶莹、流动飘逸的雾幕上” ［6］204。这里，凯尔兹仿佛见到了天国景象，看到了上帝在召唤，信仰的饥渴使他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的一声呼喊“救救我!——上帝啊”与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临终前所呼喊的“上帝保佑我”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前者在心灵枯竭时终于发现了上帝的灵光，后者却是经历人世间的悲苦酸辛之后发出的对温情与理解的渴望。物质造就了躯干，而信仰和精神却赋予躯干以灵魂，失去信仰与精神无疑也失去了灵魂，也散失了生命意义。凯尔兹如同一只曾经充气的气球如今却扁瘪不堪，绝不会再有飞起的可能与希望。
茫茫白雾之中，凯尔兹在前任贸易战站长的墓前十字架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个十字架也是卡利尔扶直并加固的，似乎是有意专为凯尔兹而做。一个十字架把两代贸易战站长的生命历程维系在一起。凯尔兹与卡利尔的自我救赎希望也飘散在这浓雾之中。实际上，他们两个被派遣到非洲本身就暗含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7］，也暗示着一种思维定式、一种信仰模式脱离其固有的存在空间必然与其他思维定式、信仰模式产生碰撞。一旦失去原有的精神家园，这种思维定式和信仰模式便会消失在碰撞之中。
三、结语
《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我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意味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信仰者要勇于抛弃自己的肉体，以求自己的精神和信仰得到新生，从不能自拔的现实欲望困境中解脱，相信能得到上帝的大爱与救赎。小说《文明前哨》中，两个主人公凯尔兹与卡利尔在英国的生存平淡无奇甚至是有些颓废，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想获得最大的物质财富需求满足，然而事与愿违。尽管如此，他们精神上除去信仰的维持也无所事事，基督教的信仰氛围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温室无声无息地滋润着他们的心灵。但是，当两人被派遣到非洲大陆深处来接替去世的贸易战前任站长的工作，远离了那个精神温室的庇护，物质的匮乏轻而易举地挤压了精神生存空间。非洲大陆如同一个巨型的道德空洞，一个堕落的“丛林”地带，最终将消解掉欧洲人的全部精神。凯尔兹、卡利尔两人思维与信仰因失去依赖而枯萎，最终丧命于远离故土的非洲大陆腹地。两人所渴求的自我救赎之路最终没有升起希望的曙光。
另一方面，在非洲大陆深处土著文化的背景下，作为所谓“先进文明”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代表凯尔兹与卡利尔以自己的“先进”而鄙视非洲文化“落后”。这也正是他们丧命于非洲的大陆根本原因。文化本没有优劣之分，每个文化都是这个民族生存的精神依赖，每一种文化也都自己独特的存在权力。然而，人为地划分孰优孰劣产生了掠夺与殖民，进而造成精神与认知的错位，抱着自身所谓的先进就必然失去对另外一种文化应有的宽容与接纳，形成一种视他者为边缘的文化本我至上主义。
参考文献：
［1］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 ［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05-206.
［2］ 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M］.马树林，孙毅，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03.
［3］ Edward Garnet.Letters from Joseph Coad，1895 to 1924 ［M］.London: Nonesuch Press,2008:188-189.
［4］ Watts C.Joseph Coad’s Letters to R.B.Cunninghame Graham ［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52.
［5］ 高灵英.康拉德宗教信仰问题的探讨［J］.外国语文学，2006 (1): 57-60.
［6］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M］.孙礼中，季中民，译.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7］ 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M］.袁家骅，译.赵启光,编选.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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