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理查德·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关系类型
时间：2020-04-23 05:17: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而且也由于“基督教”与“文化”这对范畴十分难以界定和把握。理查德·尼布尔在《基督与文化》一书中对基督和文化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基督和文化之间的五种关系类型，为深入地探讨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上的和思想上的借鉴。
关键词：理查德·尼布尔；基督；文化；关系类型
作者简介：罗跃军（1975—），男，黑龙江明水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中世纪哲学史与现代基督教思想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QW200612
中图分类号：B７１２．５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030-08 收稿日期：2007-08-22
基督教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而又棘手的难题，即，如何调节基督教与其所处社会背景中的文化的关系。此后不同时代的人们试图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对此给出自己的答案。因而，在基督教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产生出对这一难题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如基督教早期教父时代所提出的理性主义立场、信仰主义立场与理性辩护主义的立场以及它们在后来历史时期中的各种变种等。
美国的现实主义神学家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H．Niebuhr, 1894—1962）在1951年出版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①一书中以类型分析的方法向我们展现了基督教历史上所出现的对基督教与文化关系的诸种解释。本文旨在阐明尼布尔是如何用类型分析法来描述基督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并作出评价。
理查德·尼布尔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的兄弟，是美国现实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素有‘神学家的神学家’和‘基督教社会学家’之称”［1］（P105）。他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父亲是一位牧师，1915年毕业于伊顿神学院，1924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到逝世一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他的主要著作除《基督与文化》一书外，还包括：《宗派主义之社会根源》、《美国的天国》、《启示的意义》、《激进的一神论与西方文化》等著作［1］（P105）［2］（P890-891）。
尼布尔是基督教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从特罗伊奇（Ernst Troeltsch）那里，他获得了一种对待神学的彻底历史的和社会的取向”［2］（P891）。“特罗伊奇已经教导我要尊敬基督教历史上的运动与人物的多样性与个性，教导我不要为了寻求神话中的逻各斯、历史中的理性和存在中的本质而把这种丰富性强置于预先建构的概念模式中。他已经帮助我不仅接受了历史客体的相对性，而且更多地接受了作为观察者和解释者的历史主体的相对性，并从中受益。”［3］（pxii）因而，他一方面“试图比较客观和实际地考察人类本性及其历史命运”［1］（P96）；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危机神学家们——如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 1886—1965）和卡尔·巴特（KarlBarth, 1886—1968）等的思想观点，对自由派神学的“神人同性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基督与文化》一书中，尼布尔正是以此思想为指南，从历史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但又没有抛弃一神论的根基。
一、一个恒久的难题——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尼布尔在《基督与文化》一书的开篇就指出，基督教与文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含混的问题，历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教士、基督徒以及反基督教的人都可以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3］（P1）。从历史上来说，这个难题的直接来源就是诞生在犹太文化中的耶稣，他宣称人们不应当看重尘世的幸福而应当为天国的来临作准备，并号召人们放弃世俗的文化信念而追求神圣的上帝恩典。于是，人们纷纷打着世俗文化的旗号愤而反对耶稣及其门徒。尽管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以文化的名义来反对耶稣，但与耶稣同时代的大多数犹太人，以及后来的希腊人、罗马人、中世纪人、现代人、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把耶稣基督看做是他们文化的巨大威胁［3］（P4）。
在尼布尔看来，尽管反对耶稣基督的理由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些反对理由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最著名的反对理由就是基督相信不死而蔑视现实的存在，从而使基督徒不再为了现实中的得失而忧愁，不再对人类的悲惨命运而害怕，并把他们的希望指向了另一个世界，这似乎使他们脱离了人类文化传承的链环；另一个反对的理由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号召人们实现人类的目标，而是引导人们依赖上帝的恩典”［3］（P6）；第三个反对的理由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不宽容的，威胁到了文化的统一性，因为他们不仅认为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其他神祇则都是偶像，而且还号召只敬拜耶稣基督，不敬拜地上的君王［3］（P7-8）；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反对的理由，如认为基督所倡导的宽恕与正义的要求或自由人的道德责任感相冲突，以及“登山宝训”的教导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义务不一致等［3］（P9）。
因此，尼布尔认为基督教与文明的关系问题或教会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基督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斗争中，不仅出现在早期教会与罗马帝国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哲学与宗教的冲突中，而且也出现在教义与信条的形成、教皇统治的兴起、隐修运动、奥古斯丁主义的柏拉图主义、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天主教复兴与启蒙运动以及自由主义与社会福音之中。另外，理性与启示的关系、人的伦理与神的意志的关系、国家与教会的关系都可以还原为作为两种权威而对立的两极——文化与基督的关系［3］（P10-11）。
为了解决这一永恒的难题，尼布尔认为必须先对“基督”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就基督的定义而言，虽然“信仰耶稣基督”这句话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例如，有的认为基督是伟大的导师和立法者，有的认为他是上帝的启示，还有的认为他是教会的创立者，等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耶稣基督是所有基督徒的权威。“不管这位耶稣基督显现为有血有肉的人还是复活的主，他都是一个确定的位格。他决不可能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相混淆，也不可能与佛陀、孔子或穆罕默德相混淆，甚至也不能与阿摩斯或以赛亚相混淆。”［3］（P12-13）因此，当我们试图界定这位处于多样性的统一之中的耶稣基督的本质时，就会遇到困难：既不可能用概念和命题充分地表达耶稣基督的本质，也不可能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信息都揭示出来。
然而，尼布尔并没有由此推出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不确定的，而是认为尽管对他的描述与解释是不完善的或不尽如人意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某一角度对其进行描述。尼布尔选取从道德的角度来定义耶稣基督，认为无论他是“历史上的耶稣”，还是“先在的（pre-existent）耶稣和复活的主”，他所践履和教导的美德（virtues）是不变的［3］（P14-15）。
当从美德的角度来定义耶稣基督的本质时，尼布尔批判了基督教中一些思想派别夸大耶稣基督某一美德的做法，如自由主义神学把“爱”等同于基督，末世论神学把“希望”等同于基督，存在主义神学把“顺从”（obedience）等同于基督，新教神学把“信仰”（faith）等同于基督，而隐修主义则把“谦卑”（humility）等同于基督［3］（P15-25）。在尼布尔看来，所有这些美德不应该分散地来探讨，而应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因为它们都在耶稣与上帝的关联中得以理解，即，他对上帝的信、爱、希望、谦卑和服从等美德无不彰显了他是品德良好的上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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