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时间：2020-04-23 05:17: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
关键词:民国前期 ;基督新教 ;形象改观 ;宣教事业 ;“中华归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8;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4-0136-13
作者简介:
葛 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020)
前 言
民国社会38个年头(1911-1949年)的历史,是兵连祸接的动荡过程,传统意义层面上的那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自始至终也没有能够得以完全地确立,旧军阀和新军阀彼此之间那无休无止的混战,让民国期间北京与南京这前后两大政治中心的威势都程度不等地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些战乱频仍的多事之秋,基督新教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岂有不受到来自社会动荡之巨大影响的?相对于世界各国来华的外交官、商人、旅行家以及访学交流的学者而言,传教士作为民国时期的外侨中对社会综合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社群,在中国政治巨头们忙于角逐争斗,无暇顾及对在华的外国势力进行控制之时,当然也获得了最为充分发展的理想空间,这也是曾经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们津津乐道的“黄金时期”,为何会从1900年的“庚子之役”后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20年代的重要原因。而唯一能够对这股过度膨胀的外来社会势力起到制衡或抵消作用的,恰恰是其同道,即教会内部的中国信徒中的有志之士,民族主义色彩相对浓厚是这些堪称当时中国基督教教会干城的重要特征。这批中国教会的精英人物的涌现,也是因社会上民族主义意识的普遍高涨而造就;换言之,他们在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走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从某种因素上讲,本色化运动的内因比外因显得更为重要,“中华归主”运动的真正推动和实现之重担,最终还得落实到华人基督徒的身上。
一、民国社会转型时期基督新教形象的改观
在晚清社会的政治格局中,封建朝廷企图通过走改良、搞“新政”的路子来维系自己的腐朽统治,最终被证明是进了死胡同;而域外列强虎视鹰瞵,不断作蚕食甚至是鲸吞状,利用军事和外交上的强势,将中国的领土或是割占,或是“租借”,如台湾和香港新界及沿海一些城市;倘若列强间的势力范围划分不均,都可以在中国自家土地上大打出手,如日俄战争在大连、旅顺等地的进行,对中国国家的主权更是公然的践踏和蹂躏,整个清政府的公信度和威权,业已降至全面崩溃的临界度,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各种各样的民变蜂起,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会层出不穷的重要缘故。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其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对晚清社会民变的类型大致作了十种归纳,即(1)抗捐抗税;(2)抢米风潮;(3)为求食有盐而导致的城乡骚乱;(4)会党、农民起义;(5)罢工斗争;(6)兵变;(7)学潮;(8)反对教会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9)反对“新政”;(10)其他反对压迫的斗争(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306页。陈先生对当时的社会乱世众生相,有极为精辟到位的剖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先生所胪列的上述十种“民变”中,第八种是指中国社会上广大民众反洋教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以“教案”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民众运动,早从鸦片战争后已经零星出现,1848年的青浦教案和以后陆续发生的规模不等的仇教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直到庚子年爆发了最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而进入20世纪后,这样的反洋教斗争,依然让中国境内的基督宗教(包括各地的天主教和新教,以及东北和津沪等地的东正教)发怵头疼,阻止平民百姓入教和砸毁教堂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八国联军所压服的只是曾对教会大开杀戒的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官员,至于面对通过频繁地在反洋教斗争上宣泄自己政治情感,诸如不断地高举着“扫清灭洋”或者“顺清灭洋”乃至“保清灭洋”等含义不同之旗幡的各地士绅及广大民众们,列强各国的在华势力却是束手无策。因此,从这种“民变”包含的内容来看,可以断定,基督教会的形象,在晚清社会的普通民众中,还是很成问题的。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局面和如此的社会心态,在农历辛亥年(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后,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辛亥革命的最大政治成果,就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标榜民主共和的“民国”所替代,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寿终正寝之时,也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其巨大转型的起点,恰如状元出身的南通人氏张謇所形容的那样:“潮流万派,毕趋共和。”(注:《张謇存稿》,“致袁世凯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在这个各界齐步奔向共和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新教也不失时机地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并积极地发挥了自身的能量,在民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中,教会发出的声音诚然有限,但个别重要的历史因素和重量级历史人物的现身亮相,却对教会原本不佳的形象之改观,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例如,中华民国甫建,革故鼎新中就有作为近代国家之表征——国旗的应运而出,恰恰在这样具有极大政治震撼力和社会影响的事情的定夺上,亦能映现基督徒的作用。被时人誉为“中国的华盛顿”的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他同时也是一个把自己毕生精力都投放在反清及肇建民国事业上的伟大革命家,在他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国旗的选择上,曾有过一番争执。最早由国父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所发动的1895年广州起义,就已经决定采用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基督教徒的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以取代清朝的黄龙旗,当时海外各爱国华侨团体大多以此徽号作为标志。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总理,他又力主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将来的中华民国国旗。在与持有异议的黄兴争论中,孙中山还特意加上红色于旗上,取意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著名的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河口起义中,革命家均采用此旗。虽说民国初期它曾被临时参议院定为海军旗,国旗则被定为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孙中山本人对此却“极不谓然”,他曾向临时代表会议郑重提案,要求将青天白日旗定为国旗,但未获通过,据时人回忆,“总理愤慨异常”(注: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载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辑,第91页,1953年出版。)。但该旗帜的特殊地位和它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并没有消失。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在其《革命方略》中,明确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当时的非常国会明令废除五色旗,改由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以后在1925年7月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也再次重申这一决定。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至1927年12月9日,坐镇北中国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当天,东北四省一律降下五色旗,改悬南京政府认可的国旗。自此,这面由基督教徒兼革命家亲自设计制作的“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旗帜,终于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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