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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行动战略与利益诉求

    时间:2020-05-21 05:27: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 欧盟的气候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宗旨,两重向度,三重目标,四大领域”,即以赢得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主导权为战略宗旨,同时在两个层面采取积极行动:一方面,在其内部采取严格的气候政策和气候管治促进技术革新和政策革新,取得气候治理领域的先行者优势;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国际气候谈判,发挥领导作用。其行动主要指向两类“三重目标”: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保持经济增长(经济目标),促进社会就业(社会目标),改善自然环境(环境目标);或者从安全视角而言,提升经济竞争力(经济安全目标),保障能源供应(能源安全目标),实现环境改善(生态安全目标)。其气候战略的实施重点在四大经济社会领域:技术研发、能源、交通和工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对内,通过此举迫使其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抢占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先机,掌握低碳经济的主导权;国际上,力图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榜样和示范,试图通过此举成为国际气候政治领域的真正领导者,主导国际气候政治进程。

    关键词 欧盟 国际气候政治 “绿色战略” 利益诉求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以来,一直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马拉松式的国际气候谈判,万般难产的国际气候协议,一波三折的《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与执行过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使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长期以来,欧盟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一直走在国际社会前列,在环境治理理念与实际政策方面起着某种引领作用。欧盟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并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而且这种政策是连贯的、不断深化发展的。相比较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始终是积极超前的,并一直强调发挥领导作用,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也是迄今为止较为成功和卓有成效的。

    本文从一种生态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试图分析和探讨欧盟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行动战略及其利益诉求,以期一方面理解和把握欧盟在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战略动机与利益,另一方面也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破解提供某种借鉴与参考。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特点与气候治理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四个特点:①全球性。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其产生的结果却具有全球性,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而不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②对经济社会领域影响的广泛性。气候系统对人与自然环境具有无所不在的广泛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尺度和多层次的,它不仅会严重影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而且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注: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公办室,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前言第1页。]③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说到底实质上就是温室气体减排,而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源自于化石能源的使用,而能源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社会经济部门,减排行动事实上就是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或者寻求替代能源来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本身具有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影响。③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解决需要全球性努力。④紧迫性。IPCC的四次评估报告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都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尽早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以避免出现不可扭转的灾难性后果。

    德国环境政治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 J. Nicke)指出,在国际环境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路径的竞争与协调:一种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调或国际组织的努力在国际上达成共识,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这种模式可称之为“通过国际规制的治理”;另一种就是通过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学习,主要依靠某些国家的先驱行动影响和带动其他国家来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目的,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通过国家先驱政策的治理”[注:Nicke M J. The Role of the Nation State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sationy. Forschungsstelle für Umweltpolitik (FFU) Report 2002-07. Berli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2002:6]。这两种治理路径和模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自上而下”的路径,而后者为“自下而上”的路径。单就后者而言,成为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先驱者,对于一个国家(集团)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一般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物品”特性,面对国际气候治理的集体行动,行为体往往消极等待“搭便车”,集体行动往往陷入困境,而这也正是国际气候谈判与国际气候协定达成过程纷争不断的主要根源。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的上述特点还决定了另一种可能性:既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既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的努力,那么,率先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技术和政策)的国家或组织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抢占发展先机,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型”市场,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不但会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收益,而且在政治、道义等方面占据主动,赢得无可估量的利益。而这也正是“通过国家先驱政策的治理”模式的强烈诱惑之所在。所以,一国(集团)气候治理战略事实上存在着双重向度:内在向度与外在向度(国际向度)。

    一方面,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支持和引导,促进内部的环境技术革新并使其成功市场化,从而形成特定领域的“领导型市场”。这样,不但可以促使内部经济社会的生态化转型,积极应对由于气候变化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挑战,而且还可以在生态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在世界前列,赢得先行者优势,占据发展先机和主导;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和国际气候治理朝着生态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促进环境技术和环境治理政策的扩散,力争成为其他国家(集团)的学习榜样与对象,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丰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从全球性国际竞争的视角来看,在一个低碳经济时代,环境技术及其相关的环境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关键,生态效率将成为所有工业产品与服务的一个主要特征。未来的国际竞争将不仅仅在于产品的价格、质量与设计,环境标准与生态效率也将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在环境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先驱国家”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问题。藉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集团)不但可以掌握国际气候治理的主导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占据未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主导权,从而,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未来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仍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主导国。未来国际体系的大国要争夺国际体系的优势就必须具有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优势,从表面上看气候变化谈判是如何实现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治理;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进而影响长期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注:于宏源.波兹南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杨洁勉主编.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时事出版社,2009:129]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选择可以说不但是一个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而且气候治理的方式和道路还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集团)在依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利益和未来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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