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走势与对策

[摘要]本文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得出了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旧有增长源泉的枯竭，而其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也将逐渐深入。受到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很难维系。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是必由之路。由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因此中国经济将经历一段较长的困难时期。基于这些判断，我们针对性地给出了应对危机的短期、中期、长期的策略。并对当前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走势 内需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39；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91-06

一、引言

2008年8月前，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势头，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次贷危机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统一的认识。不少乐观人士认为中国将幸免于难，更有甚者放言全球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将“风景这边独好”。很多人仍将危机定位于局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延伸，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明显升级到一场全球性经济动荡和衰退的世界经济危机。

随着事态的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激烈的经济刺激和拯救计划。我国政策当局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108个基点的利率下调、引导汇率适度贬值、增加出口退税以及研议中的税制改革，这些政策“组合拳”的密集推出，几乎囊括了政府可动用的所有政策手段，而且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拯救措施是否得力有效?世界经济前景如何?中国能否率先走出危机阴影?这些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者和权威的研究机构相继发表了悲观的评价和预测，其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格林斯潘就曾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将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格林斯潘表态的一反常态，相信他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理据。其实具有经济学洞察力和经济史观的学者经过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都会发现，目前的宏观形势真正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下面我们就此提出几个判断、一些对策以及几点评论，并给出基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符合学理的分析。

二、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席卷全球的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极大地伤害了一直以来被视作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的经济，从其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耐用品订单数、失业人数、房地产成交量等主要宏观指标已经达到了十多年来最差的数字，而这还只是开始。难以计数的金融机构坏账已经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金融机构倒闭、大幅度裁员已初露端倪。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将进一步地影响实体经济，使得已经疲弱的消费与投资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危机将日益显示它的破坏力。从已获得及预估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见图1)，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于这场灾难，因而这场危机理应被定位为全球性危机。br>　　

剥离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索洛(Solow)增长模型则为我们探寻危机的根源提供了的线索。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实际产出在长期而言唯一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即：在经济达到稳态(steady state)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回顾1992年以来全球的经济景气，无非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如数控机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其次，发达国家资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相结合，利用了剩余生产要素，深化了全球的分工体系。而后者又以网络IT技术为承载平台。最后，美、日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尤以为拯救网络泡沫破灭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为直接)和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客观上助长了投机资金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过度活跃，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双重泡沫。必须认识到，新技术自1998年以来已经没有飞跃的进展，而其它经济增长要素也基本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于是，在全球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点以前，无法想象会有一轮新的经济景气。虚拟经济的泡沫也在预期逆转的情况下，瞬间破灭，并对实体经济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据此概括出十几年来这样的一幅世界经济全景：

“在计算机技术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出现十余年的持续增长。持续的经济景气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演化为盲目乐观。盲目乐观在低利率和宽松监管环境下使得大家更乐于接受和炒作金融市场上的高风险创新，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引发了泡沫。

当增长源泉逐渐枯竭时，没有实体部门支撑的虚拟经济泡沫迟早必然破灭；并且经济景气时间越长，人们越乐观，泡沫的积累就越大，泡沫破灭的爆发就越猛烈，危害就越强。于是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出现。”

我们可以证明，由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旧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因此，它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周期发展的必然。那么，各国应对危机自救的经济刺激计划或政策，是否会迅速见效使得经济走出低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危机可以视为经济周期中低谷的一种极端爆发形式；如果襞平经济周期的政策真的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那么就不会再存在经济周期了。而现实刚好相反。再考虑到增长源泉枯竭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找到新的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以前，本轮危机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不大可能在短期走出低谷。

三、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种认识是，这场次贷风暴直接影响美国、其次是日本、再次是欧洲，而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这种看法未免太乐观了。次贷对我们的影响使得我们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大幅缩水，从已有的数据来源上看，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是——3700多亿美元美国两房债券，7400亿美元美国国债，2000亿美元中投控制，3000多亿美元短期债务，2000多亿美元次级债，1000多亿美元现金或欧元资产，共计1.9万多亿美元。现在去掉2000多亿美元美国次级债与很难保证的3700多亿两房债券，中国外汇储备以未平仓价格计算只有1.4万亿美元左右。加之美元不断贬值，它代表的实际财富价值更是在不断流失。

间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由于美国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每况愈下，美元不断贬值，出口需求日益疲弱。这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是致命打击，已经有相当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日常经营出现了困难。这对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沿海省份的影响尤其显著，并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民工的下岗失业，潜伏了大量的社会隐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对所有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的影响是一致的，中国不可能是例外。(2)逐渐显现的全球流动性紧张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困难，减少可获得的FDI。已有一些外资机构开始变卖、减持在华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随着危机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外来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严重。那种希望中国经济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论调，只会是美好

的愿望。

四、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局：外因与内因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从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后继乏力的态势。2月份GPI创出8.7％的涨幅新高以后，通货膨胀成为了首要矛盾。在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以后，5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出现了CPI的回落，直至8月份令人意外地达到了4.9％。然而PPI却一路走高，8月份已经达到了10.1％。创出了12年来的新高，展现出与CPI倒挂的态势(图2所展示的消费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对比关系可以基本反映上述状况)。从理论上来说，PPI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CPI上来，然而之所以会出现二者倒挂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的价格干预使得定价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国内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也限制了PPI对CPI的推动。PPI与CPI不断加大的差距直接蚕食企业利润，许多中小型企业因高企的成本而陷入严重的困难，倒闭破产也越来越多。

从表1、表2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次贷危机导致预期美元贬值，热钱流入并内生地增加了我国货币供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表1和表2提供了更加详实的证据。

以上只是外部原因。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1)在次贷危机和成本推动的通胀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出口为导向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系。(2)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神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也不再会出现。(3)于是，内部结构性矛盾爆发出来：在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减缓。形成上述判断的一个有力佐证是：用各种技术估算的中国各行业TFP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持续回落。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增长的态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经济增长受到阻滞是或早或晚的事，只是这种必然在次贷危机背景下出现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五、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走势

近代较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严重摧毁了生产力。上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关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使其一蹶不振，被称为是“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多年苦心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多年之后才逐渐恢复。此外，俄罗斯经济危机、网络科技泡沫的破裂给投资者的伤害，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图2和图3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了10年的时间；期间表现较好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高达25％的失业率。

应该认识到，历史上的一些危机解决模式已经不再有出现的可能，例如我们不能想象再出现一场战争。因此如何尽快从危机走向复苏，在我们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只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电子、网络科技带来的这一轮经济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现有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基本耗尽其潜力。从国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产业调整决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也许是痛苦的过程。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经济将经历较长的一段困难时期。这还是基于我们能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上，如果我们的政策措施处理不当，则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更长时期的经济萧条。

六、危机的应对策略

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场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很可能是痛苦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来减轻这种痛苦，这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来指定相应对策。从短期来看，理论上我们可以合理采用一些逆经济周期的政策来减少或者平均化危机过程中不良影响，从而避免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而产生剧烈的经济震荡。在这里我们强调要“合理’’地运用，因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从来就没有熨平经济周期，相反还存在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同时在中长期，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改善，而宏观调控政策是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此时，产业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变才是我们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

基于上面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应对措施来减少(而不是解决)我们即将要面临的痛苦。

1　短期对策。

短期而言，危机中的市场动荡不可避免，这种动荡既是经济下行的要求也是非理性行为的后果。此时，我们可以选择合理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或者政策搭配来缓解这种冲击。

(1)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应该平衡短期目标和长远影响，并具有前瞻性。应做好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支出方向上应对症下药，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长远发展动力的培育留足准备。应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政策倾斜，以确保危机下的社会安定与和谐。此外，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对体制改革的冲击。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掌握好分寸，并重视监管。确保放大的贷款真正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吹大资产泡沫。

(3)汇率和贸易政策应以稳定局面为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出口企业度过目前的难关。

(4)此外，稳定经济其他措施，例如工资指数化、保值储蓄等都值得研究。

2　中期对策。

如前所述，要在中期内尽快走出危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1)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消费需求为重点。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不可能再在危机环境中持续下去的，那么为了保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以缓解其它社会问题的手段只剩下了刺激内需。从最近的数据上看，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不足40％，这十分畸形，但也提供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空间。中国的市场容量是其它经济体难以企及的，这也是我们重振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但它也是老大难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提高消费只能是理论上的可能。

(2)完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机制和调控机制，预防泡沫的产生。

(3)汲取巨额外汇储备损失的教训，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通过资本帐户开放和汇率自由化，使得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仅可以争取到国际货币体系中“铸币税”的特权，也可以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取到更多的话事权。

(4)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域性的经济合作，重新获得一些组织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以获得新的增长点。

(5)要改变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科学地、逐步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加大使用成本，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淘汰出去，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广东省的“双转移”政策已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其战略是正确的。

3　长期对策。

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科技的进步。然而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耗费巨大，政府在推动

技术创新的运动中应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此外，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风险创投机制的完善也是有益的补充。基础性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在超长期才能显现，但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加大对其投人依然是值得而且必要的。这些项目的推动，依然需要政府引导、立足制度改革和完善。

七、对当前经济学界流行观点的质疑

上述内容是笔者对此次经济危机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些基本看法。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结合当前形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新思考，下面笔者对当前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质疑。

首先，在赞赏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改革付出的代价。这种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震荡，是否可以有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模式呢?这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含义及其批评》一文中，笔者已经证明，“摸着石头过河”具有预期的静态性、行为的短期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的特征，这种改革方式本身急需改革。

其次，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因此，笔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尽管目前美国遭受的危机影响最大，但是凭借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储备、领先优势和优越的创新机制仍然有可能先于其它国家走上复兴的道路，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因此，那些对此次危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论调似乎不切实际。

最后，我们已经论证，我国以高投资拉动的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维系。因此，目前国家和地方以投资拉动内需的政策值得商榷。也许出于社会稳定等非经济目的的需要，这种做法尚可以讨论。但从经济学上看，在目前我国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0％的情况下，高投资的长期效应一定不尽人意。具体说来，从近期出台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来看，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吸纳就业会起到不错的效果，但是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防备。按照经验来看，政府投资的大量上马，必然会对社会私人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并且在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情势下，很可能会重演盲目、一窝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寻租问题。而4万亿的投资支出可能还不足以确保“保八”任务的完成。据估算，地方财政还将配套3万亿左右投资，而这个数字只有一成至三成的来源有保障。其余还要依靠银行贷款。如果投资的效益、质量得不到保障，可以预计的是我们财政辛苦挣来的家底必将不保，而且银行系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为我们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我们遗憾地发现，与民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没有在这次方案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这些中、长期发展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因此，在这个刺激方案的操作上，财政政策依然显得“短视”，市场经济方向的理念甚至可能有所倒退。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指出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点和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是不谋而合的，但我们还应更加重视长期增长因素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过分担忧和恐慌是没有必要的，踏实和前瞻性的科学决策、合理的政策方案设计才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应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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