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世界经济版图
时间：2020-05-25 05:18: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进入2013年下半年，外商投资“失速”愈演愈烈，工厂外迁、出口下滑，外资对中国市场定位悄然转换。
过去20年，中国迅速晋级为全球制造业明星，而近一年来，“二线”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迎来的新一轮制造业复兴掩盖了中国的制造“光环”。悄然变化的全球产业链带走了中国原本的制造机会，在英国经济学人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毕若彬（Robin Bew）看来，中国应当尽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开放服务业已经迫在眉睫。
毕若彬干练而谦恭，一如他所领导的团队。1995年毕若彬从英国财政部加入经济学人集团，随后领导百余名各国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分析追踪全球201个市场最新的经济情况，为国际决策者提供富有洞察力的“国家报告”。
毕若彬表示，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并不是简单的制造业回流，而是全球制造业再布局，制造业正在以消费市场为中心，在“近岸”重新布局。
这一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一些地区将会受益，制造业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重新分布，也将引发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经济政策的应时之变。
关注“二线”新兴市场
《财经》：相比上半年，2013年接下来的几个月全球经济是否会有所改善？
毕若彬：很难讲。但总体来说，我认为2013年不会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转折点。
2013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预计将增长2.1%，与去年持平。几个月前我们还认为今年的增长将超过去年，特别是二季度全球多地所表现出的增长势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信心，但近期发生的几个事件改变了我们的想法。
《财经》：经济放缓风险何在？
毕若彬：首要的风险来自美国。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如二季度GDP、贸易赤字、制造业指数等都好于预期，反映出美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然而我们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缩减QE规模，这将对股票、债券、银行间融资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接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并控制金融风险，短期内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不大。
《财经》：2013年欧盟为缓解债务危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效果如何，欧元区短期内能否摆脱危机？
毕若彬：非常困难。过去几个月中，有迹象表明欧元区的衰退将会结束，但经济增长并未出现。未来欧盟一些国家的情况仍然有可能恶化，甚至需要出台救市措施。
欧债危机的性质已经改变，不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公共部门支出危机。惟一可以使这些国家摆脱经济下滑趋势的方法即促进出口，但受困于疲软的全球需求，欧元区的困境可能将会持续十余年的时间。
正如担心的一样，欧元区此前具有活力与弹性的“核心”经济体，如法国近期也出现了衰退，即使是欧盟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德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0.3%，跌幅超出预期。
为弥补2012年未完成的预算削减目标，今年下半年欧元区可能会经历新一轮财政紧缩，因此经济学人智库预期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为-0.8%，而意大利、葡萄牙，特别是希腊可能经历多年的深度衰退。
《财经》：如果欧美以及中国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一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哪里，是否是新兴市场国家？
毕若彬：未来新兴市场前景比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好一些，但现在人们的焦点正在转移，以前金砖国家受到的关注更多，而近期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却让人们感到非常失望。
现在人们正将目光转移到“第二层次”的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墨西哥、南美洲的智利和哥伦比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地区等等。这些地区的发展潜力应当受到关注。
变革全球产业链
《财经》：“第二层次”新兴市场国家中，墨西哥的表现引人关注。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会否影响墨西哥制造业发展，在美国市场，墨西哥能否取代“中国制造”地位？
毕若彬：受暴力事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3年墨西哥增长将放缓至3.2%，此后，经济可能出现回升，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实现3.8%的平均增长率。尽管墨西哥正在努力加强与亚洲及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实现经济多元化，但近期对墨西哥的经济预期仍严重依赖于美国经济复苏状况。
我们看到去年墨西哥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其制造业，2012年“墨西哥制造”在美国进口制成品中的比重上升至12.7%，相比“中国制造”则下降至23.3%。
引导这一转变的是一种新趋势，在一些制造产业，新增投资地点的选择不再完全考虑劳动力成本，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尽量贴近最终消费市场。墨西哥离美国市场非常接近，产品能够很快卖到美国。同样的道理，全球其他一些地区也将受益，例如北非与欧洲地域上非常接近，因此会受到更多优惠。
《财经》：不止北非地区，近期欧元区以及中东欧一些国家也通过政策转型限制进口，鼓励本地化生产，供应当地与欧盟市场，这种制造业回流是否能够持续？
毕若彬：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制造业回流，而是全球制造业再布局。举例来说，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将汽车产业吸引回国，在于西班牙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制造业的成本有所降低，相反，中国的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丧失了成本优势，这改变了全球供应链，西方一些国家得以重拾制造业。
《财经》：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等离岸“制造工厂”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正在以消费市场为中心，在“近岸”重新布局？
毕若彬：的确如此，全球生产供应链已经开始转移，这一变化还处在初级阶段。
两三年前，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东部，中国西部工资水平仍然较低，但很多公司考虑到高额的物流与分销成本，不愿从东部向西部转移。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已有投资将延续下去，以服务中国本地市场，但新增投资可能会离开中国。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移至越南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而其他制造业，如汽车生产，则会将新增生产能力扩展到墨西哥、西班牙等靠近最终消费市场的地区。
我们看到一种新的供应链变动趋势，即设计、生产、市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调整，原本横跨各大洲的全球制造及贸易链条将被分片化，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处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上。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增加附加值，并且逐步转向发展服务业，加快服务市场开放。
全球治理谋动
《财经》：贸易分片化的同时，陷入僵局的多哈回合使得贸易谈判也走向“分片化”，在你看来区域贸易谈判会影响重构中的全球供应链吗？
毕若彬：区域贸易协定近年来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2012年底亚太地区启动中日韩FTA以及“东盟+6国”的RCEP谈判后，今年初美国又宣布开始美欧两大经济体之间的TTIP谈判，与TPP谈判同步推进。
我们看到此次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围绕着日益扩大的中国消费需求，在东亚重新形成了一条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地的产业链。亚太的区域贸易谈判不但不会影响，反而会促进这一进程。
供应链重构过程中最可能发生的变化是，以美国、欧洲为最终消费者的制造业将迁移回欧美。虽然TPP及TTIP在经济外都存在强烈的政治意图，但TTIP相比TPP更关注经济利益，将加强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
《财经》：有观点认为美国试图通过TPP与TTIP打开全球服务市场，对此你怎么看？
毕若彬：的确如此。如今多数经济体货物贸易自由化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服务贸易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但我想说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想法，欧洲同样拥有成熟的服务业，也希望能够打开全球服务市场。
中国目前还未参加TPP谈判，但我相信中国将通过深度开放服务业而受益，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中国需要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业以填补制造业外迁所留下的“空位”，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服务业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中。
《财经》：WTO换帅之后，多边谈判是否会有进展？
毕若彬：虽然WTO已经做出很多努力使多哈谈判“不死”，但谈判的一些重要成员认为多哈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利益，WTO新任总干事上台并不能使这一问题有彻底改变。
《财经》：贸易政策之外，金融危机后全球协作有何进展？
毕若彬：就国际金融改革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步，包括《巴塞尔协议Ⅲ》的出炉等等。然而当全球经济落入低点之时，各国政府更倾向于地区主义。
今年上半年美国、日本等经济体接连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并不能彻底解决经济困境，但为接下来的改革赢得了宝贵时间。一些公共支出失控的国家需要削减预算，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则应当实施供给方面的改革，通过减税刺激生产与投资，发展高端制造与服务业。
加快开放中国服务业
《财经》：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回落，上半年GDP增速仅7.6%。如今7.5%与8%常常被用作衡量经济失速与向好的两个边界点，你预计全年中国GDP增长会高于8%、低于7.5%或是处于两者之间？
毕若彬：我们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是7.5%，然而定位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困难，即使是政府制定增长目标的最后一个月也经历了很多的争论与困惑。我注意到最近有一些研究认为今年中国GDP增速将低于7.5%，但在我们看来中国还没有偏离7.5%的增长路径。
《财经》：就是说下半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V”型反弹，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可能放缓到7%以下？
毕若彬：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我们关注的其他国家相比依然非常强劲，但在中国国内似乎已经使很多人感到失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放缓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预计五年内增速将下降至6%，2016年为6.9%，2017年为6.4%。
相信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未来几年中将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经济向好发展，但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推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财税等方面的经济改革更可期待。
《财经》：经济改革需要对症下药，近期不断爆出外资从中国撤资的消息，引发广泛担忧，跨国企业产业链重组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影响？
毕若彬：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外资企业数同比下降了9.18%，这证明跨国企业正在将生产能力从中国向外转移。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今年将达到峰值，这对中国经济将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意味着跨国公司将会加快把产业链中的低端部分外迁。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现在已有的制造业会凭空消失，跨国企业必须保持在中国的生产能力，以满足中国国内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新消费需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短期内这一地位不会改变。
但源于跨国公司这一产业链变动，我们观察到近期中国中西部工业园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开始增强，这些工业园区远离东部出海口，生产产品多供应中国市场，这直接影响了中国近期的进出口额。
《财经》：6月中国进出口增速双双“飘红”，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未来如果外需情况改善，外贸还能否回到两位数增长的高位？
毕若彬：中国出口目前已经下降到了较低的水平，甚至在6月出现了负增长，例如我们在对东莞的深入调查中，看到这里受全球经济放缓、外需不振的影响，出口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恢复将异常艰辛。
美国、欧洲所遭遇的困境是中国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外需改善无疑将为出口带来利好，但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以及发展成为更加成熟的经济体，工业产品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与支撑作用最终将不断下降。
《财经》：正如你提及，下半年中国出口压力仍在，但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上涨，这一趋势会否持续？
毕若彬：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目前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稳定经济增长与出口，每当这一时刻，人民币汇率往往会维持稳定。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已经越来越接近实际水平，同时中国经济与进出口也更趋于平衡，我认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还有下调的空间，但长期考虑到中国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人民币将继续升值。
《财经》：出口与投资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正在发生的产业链重组打破这一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如何主动转型？
毕若彬：我们注意到近来政府非常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但事实上这一思路值得探讨，目前鲜有迹象表明经济已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
2020年中国可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从长期来看最终中国有可能实现美国的增长模式，即低端产业转移至海外、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消费，但目前中国仍然是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谈论这一模式还为时尚早。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增长需要来自于新的产业部门，即服务业。未来中国必须转变经济模式，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关注经济增长能力，提供更多高薪的就业岗位，而这些产业多集中于服务业部门。
《财经》：发展服务业一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之一，然而多年来收效甚微。
毕若彬：的确如此。产业升级过程中政策是否能够契合或引导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我们注意到近期政府出台了一些小规模的刺激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并未投放大量货币，而是关注供给面改革，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未来中国需要更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新政策，特别是加快服务业开放，促使更多的外资进入当地市场，引入竞争，使服务业更具效率、提高竞争力，非此中国已经别无选择。
也许这一过程并非是主动的，并将遇到多方的阻力与掣肘，但中国政府在未来几年中必须大胆做出这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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