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的唐群英

时间：2022-08-14 11:50: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代女魂”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她1871年出生于湖南衡山新桥，自幼在湖湘文化浓厚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浸润中成长，耳濡目染一代代湖湘子弟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事迹，养成了尚武豪爽、侠肝义胆的个性，被称赞有“咏絮之才、阳刚之气、钧天之志、爱国之情”。作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她践行自己“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的誓言，参与组织“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北伐队”，在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被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大革命前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唐群英作为一名老国民党党员，热烈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配合衡山白果岳北农工会开展革命活动。为适应国共合作及大革命的需要，她创办新女校——岳北女子实业学校。该校以鲜明的面向实业的特色，为当地青年妇女走上社会、投身农民运动创造了条件。白果妇女敢于斗争、追求解放的事例，后来还被毛泽东写进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象征。大革命失败后，唐群英不顾个人安危，保护、转移被搜捕的共产党员，充分展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气与侠气。
　　1937年，66岁的唐群英在家乡与世长辞。在她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为女子参政权付出的不屈抗争。那是民国成立伊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女子参政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唐群英矢志“犹在沧浪中，誓作踏波人”，带领许多不愿“奴颜婢膝，任人驱使”的女界精英，绝“依赖之心”，破“自卑之感”，点燃了震惊全国的熊熊烈火。

“烽烟看四起，投袂自提兵”

　　1912年2月1日，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的孙中山，在大总统府接见了4位特殊的客人。她们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代表“上海女界协赞会”和“女子后援会”，向临时大总统递交为革命军募集的两万余元义款。为了筹集军饷，保证革命战事的胜利，她们认为“集腋成裘，众擎易举，军费虽繁，咄嗟可办”，号召“富者速输巨款，贫者亦当节衣缩食”，以确保“最后胜利必在吾族”。她们是唐群英、张昭汉、陈鸿璧、程颖。
　　过去的数月里，唐群英她们不逊男子，怀抱同样的家国情怀，足迹深入千家万户，以“有进无退”的拳拳之心募集军饷，筹饷活动开展得颇具声势。孙中山对她们的义举深表嘉许。在认真听取完她们的发言后，孙中山热情地称赞道：“你们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啊！”会晤结束后，孙中山还专门致书表示谢意：“有此巨款，皆由贵会员不辞艰苦，沿门劝募所得，深为嘉尚。以此补助军饷，益可作三军之气。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焉。”
　　在4位客人中，孙中山与唐群英相识最久，将其视为同盟会的老大姐。她不仅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而且在辛亥革命前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参加革命武装起义。1911年4月，她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立志效仿《民报》，宣传妇女解放，唤醒女子告别数千年的“浑浑噩噩”，在“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危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
　　武昌首义前夜，唐群英奉命从东京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南、湖北等地活动，筹建女子军队，联络各方，蓄势待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回荡起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随后，全国各地此起彼伏般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军事起义。值此之际，唐群英先是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后援会”，筹集军饷粮食送往前线，随后又组织年轻力壮的女子参加“北伐军救济队”，“随淞沪军队出发”，开赴前线抢救运送伤兵。
　　当起义部队准备攻打南京时，唐群英更是主动请缨杀敌，组织“女子北伐队”，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的南京攻城战。在女子北伐队的誓师大会上，唐群英迎风而立，慷慨激昂，号召在场女战士们勠力同心、和衷共济、痛歼敌军、共创伟业。战事中，唐群英率队参与攻打玄武门。她精心挑选战斗力强的战士，身藏短枪利刃，伪装成难民混入玄武门内，乘敌不备，杀死守兵，大开城门。守敌顿时乱作一团。唐群英抓住良机，高举双枪，趁势率领全队战士率先杀进城中，帮助南京顺利光复。从此，“双枪女将”唐群英的美名便传遍了神州各地。民国成立后，她也因此获得了“二等嘉禾勋章”，成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中华女界第一人。同盟会老友张继为此盛赞她道：“烽烟看四起，投袂自提兵。”这成为她在那个光辉年代的最好写照。

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

　　辛亥以前，唐群英曾在《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中自信地宣称：“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因此，她不遗余力地率领革命女性舍生忘死，为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认为：女性为革命尽力，革命成功后分享胜利果实，取得自己的应有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华女子改变卑微地位，称为国家主人，已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潮流。
　　然而，現实却给了唐群英和她的战友们当头棒喝。挟携革命雷霆、冲破帝制阴霾的辛亥革命，赶跑了几千年的皇帝，树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透露了民主共和的曙光，却没有给中国女性参政打开一扇窗户。1912年1月，由旧官僚和立宪派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致书孙中山道：“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否？虽未敢知，取舍之宜，必应待于众议。”他们甚至对孙中山向女界代表林宗素作出的口头承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大为不满，说道：“乃闻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古人有言，慎而出言。愿大总统思此良箴也。”他们甚至直接攻击女性参政：“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碍于内外各方压力，孙中山转向委曲求全，改口称：“至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众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慎言之箴，自当佩受。”
　　孙中山的退让，打破了唐群英和战友们的美好期待。她们正准备挥动起来的庆祝临时大总统对于女子参政支持的双手，不得不改成握紧拳头，向“专制时代鄙夫陋劣男子厕足仕途者”发起新的抗争。一时间，10多个女子参政团体，在各省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唐群英顺势而动，准备“联络全国女界，各举代表来宁组织统一机关部”，向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起请愿，“给还女子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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