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角度看当代“造物”文化

时间：2022-08-25 20:35: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从符号学角度看，“造物”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人工制品，更是一个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符号。使用者对“造物”的选择和消费，包含了符号意义的消费。造物者可以通过对造物“赋值”，来满足和引导使用者对“造物”意义的追求。
　　[关键词]造物；符号意义；赋值；造物文化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creation is not only the artificial product that with practical value， but also an expression with symbolic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s. The user"s choice and consumption of a creation contains his consumption of its semiology meaning， while the creator can endow his creation with symbolic meanings to satisfy and guide the user"s demand for meanings.
　　[Key words]Creation；Symbolic meaning；Endow the creation with symbolic meanings；Creation culture
　　“造物”一词从词性上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作为动词（create），制造器物或创造器物，强调“造”的动作和过程。二是作为名词，指制造或创造的对象或结果，强调“物”本身（creation）。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作为“造物”结果的“物”，专指人造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造物”为人所造，且为人所用，这就建立起物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人对“造物”的使用，实用价值是最基本的层面。而根据符号学理论，“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描绘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1]。造物的符号意义，往往是人在使用物时，更注重的一个层面。使用者对“造物”的符号意义的注重，也必然会影响到“造物”的过程，进而影响到“造物”文化。如何合理地利用“造物”的符号意义，建构和提升“造物”文化便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造物”的符号性
　　“同所有的自然物体一样，人造物也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但是与自然物体不同的是，人造物的功能是意向性意义上的功能，在人造物身上聚集和反映着人类的意向。”[2]也就是说，人“造物”，首先必须立足于对一定物质材料的改造和利用，同时又必须凝聚人的主观意志和目的，体现人的意向，结果是被创造或发明的物体对其制造者和使用者有某种功能或意向。简言之，造物是“合目的”的过程和结果。而这个“目的”，最初只是实用或使用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渐渐有了交往、审美、礼仪的需求。“造物”也不再仅仅是物质性的，仅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符号。符号学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3]38，而“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37，它是全部符号事实中一个特殊的系统。索绪尔认为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由能指（significant）和所指（signifier）两方面组成，能指是表示意义的形式，所指是被表示的意义。而语言单位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3]101-102在“能指”和“所指”二分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并充分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即“任意性”原则。“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102这里的“任意”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便是证明。与此同时，索绪尔又对“任意性”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3]101-102在“能指”和“所指”二分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并充分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即“任意性”原则。“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102这里的“任意”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便是证明。与此同时，索绪尔又对“任意性”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3]104这可以用索绪尔自己的话来解释：“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3]103也就是说，能指对所表示的观念来说，是自由的，任意的；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
　　不仅语言是符号，“造物”，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也是确认造物者本质力量和价值的符号。从符号学理论角度看“造物”进行判断、选择，进而选择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符号意义上的身份。
　　二、“造物”置换为身份象征的文化逻辑
　　将“造物”视为身份的象征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注重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就产生了礼制。“‘礼’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实际上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根据血缘辈分形成亲疏卑贱之序，以及如何从这种‘不同’达致‘和谐’的根本规范或主要根据。”[5]根据这些规范，社会成员因身份地位的不同，其衣着、住所、交通工具、饮食等都有不同的区分。沈从文在《古人的文化》一书中就谈到，在商代，“奴隶主和贵族，平时常穿彩色丝绸衣服，还加上种种织绣花纹，用个宽宽的花带子束腰。奴隶或平民，则穿本色布衣或粗毛布衣。”[6]67“唐代官服彩绫，照制度应当是按品级织成各种本色花鸟。”[6]11交通工具方面，北宋官制定鞍镫制度时，分二十来种，最高级为“金银闹装鞍”，最低品级的官吏，也是“铁制银衔镫鞍具”。[6]192各个等级使用何种“造物”规则明确，界限森严，不可错位和僭越。由此可见，“造物”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器物和财物，不仅仅为着个体衣食住行的方便，更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人们可以根据所使用“造物”的不同判断使用者身份的尊卑贵贱与其在血缘辈分中的亲疏长幼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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