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转向

时间：2022-08-27 16:00:0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以《原野》为界，曹禺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迥然不同的两类：一类以蘩漪、陈白露、花金子为代表，她们性情刚烈、自我强烈舒张；另一类以丁大夫、韦明、瑞珏、愫芳、阴堇修为代表，她们温柔贤淑、默默奉献。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变化主要与他审美趣味的转向有关。
　　关键词：曹禺审美趣味女性形象
　　曹禺戏剧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个形象饱满、极富个性和感染力的女性人物形象。《原野》中的花金子、《雷雨》中的蘩漪、《日出》中的陈白露、《蜕变》中的丁大夫、《黑字二十八》中的韦明、《家》中的瑞珏、《北京人》中的愫芳、《艳阳天》中的阴堇修，等等，都是曹禺成功塑造的极具冲击力的女性人物形象。但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以《原野》（1937年）为界，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可以分為迥然不同的两类。也有研究表明曹禺戏剧作品有关女性人物审美趣味转向的时间可以1938年为界，“前期女性洋溢着生命激情、充满了现代气息，而1938年后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则基本趋于传统，更具古典美”{1}。
　　一、性情刚烈、自我强烈舒张的女性形象
　　《原野》（1937年）是曹禺先生早期戏剧作品三部曲之一，此前的作品还有《雷雨》（1934年）和《日出》（1935年）。蘩漪、陈白露和花金子是以上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们均表现出性情刚烈、自我的强烈舒张。
　　蘩漪有着敢爱敢恨“雷雨”般的性情。她是曹禺在《雷雨》中塑造的主要女性人物之一，作为周朴园的第三任妻子，蘩漪被“禁锢”在周公馆中将近二十年，些许自由也没有，“服从”便是周朴园对她的基本要求，即使没有病也要听从周朴园的安排瞧病、吃药。这一点在《雷雨》话剧周朴园三逼蘩漪喝药一幕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当着蘩漪的两个儿子，命令她喝药，甚至说，至少作为母亲在孩子面前也要做出一个“服从的榜样”；另外，她在周家没有周朴园的同意是不准打开客厅窗户的，即使天气闷热难忍；没有周朴园的同意是不能下楼的，即使她在楼上孤独难熬。周公馆的专制和压抑也一度使蘩漪的个性消失，令她对世事看淡，她也从一个书香世家的少女“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2}。她与周萍说：“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3}，但蘩漪毕竟是曹禺作品中的理想女性人物形象，面对压迫和压抑，她最终选择的不是沉默和忍受，而是像雷雨般的爆发和反抗，“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4}。在周家的极度压抑下，她开始思索，“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她开始反抗，用女人自己的方式，她对周萍说：“一个女子，你记的，不能受两代欺侮”，刚烈的性情犹如雷雨前的闷热天气，终于爆发了，“乱伦”成了她反抗的工具，一个后母做了继子的情人。
　　陈白露的个性是玩世不恭，并以这种方式消极抗争命运对女性的不公。作为《日出》的线索人物，她“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才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5}。在丑恶的社会现实面前，她选择了与蘩漪不同的抗争方法，她“玩”生活，“玩”社会，“玩”人生，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她希望“日出”，但又认为日出不属于自己，社会不会拯救自己，只有靠自己才能救赎。“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6}面对日出式的人物方生达，她有过矛盾，但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我没有费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情愿来围城的，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7}。陈白露以自己的个性来抗争当时肮脏的社会，先是自我的泯灭，后是生命的消逝，最终选择了自杀的方法来对社会作最后的抗争。
　　花金子是《原野》剧中的女主角，她感叹世界好黑，“她追求着、向往着，追求向往着爱和温暖”，“不能设想，没有金子的《原野》还是不是戏”。她“野地里生，野地里长，有一天会在野地里躺下”；她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她说：“事情做到哪儿，就是哪儿！”{8}为了追求自己的爱，她可以不顾一切，为了能像人一样地活，终于在“人灵的搏杀”中，与仇虎一起毅然奔向了他们向往的“那黄金铺地的地方……”
　　蘩漪、陈白露、花金子的形象给读者的灵魂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触发了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于梦幻般未来的真诚希望，她们都是曹禺成功塑造的充满野性、自我高度舒张的女性人物。所不同的是，金子是农村姑娘，但同样透露着狂野和强悍，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抗争社会，追求自我的幸福。
　　二、温柔贤淑、默默奉献自我的女性形象
　　在《黑字二十八》（1938年）、《蜕变》（1939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作品中，曹禺也成功塑造了丁大夫、韦明、愫芳、瑞珏等女性形象，但与《原野》以前等作品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以温柔贤淑、默默奉献自我为主要特征。
　　丁大夫、韦明、愫芳、瑞珏为代表的后类人物形象出现在1938年后的曹禺作品中，与前一类性情刚烈、自我强烈舒张所不同的是，她们都在默默承受，为国家或为自己的爱人将一切的苦难吞下。丁大夫、韦明、阴堇修为了民族和国家，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的行列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丁大夫“相信自己更该为这个伟大的民族效死”，韦明说“我决不肯因为个人的私事使我们的团体受损害，我决不偏袒出卖国家的汉奸”。她们是一群“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的女性。她们的自我奉献是因为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需要。
　　在《北京人》中，愫芳是一个传统、贤淑、敏感的女子，“哀静”“哀婉”“哀痛”“哀矜”“哀婉”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舞台提示语，而这类提示语基本上都是用在愫芳身上的，用“‘抑郁不伸’来形容愫芳的生存状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9}，“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愁”。瑞珏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女性形象，曹禺在改编的剧作《家》中，把瑞珏的死写得极富诗意和凄美，瑞珏在自己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在担心自己的丈夫，“这是否意味着曹禺有意识让瑞珏的肉体死去，而让其为爱奉献牺牲的精神永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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