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直觉成大学问：梁漱溟的治学取向和方法
时间：2022-08-27 17:0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五四”前后因一本书而“暴得大名”的有两人，前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即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林同济以前者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新时代”的代表，这新学术典范的特点是：学者们以“一种迫近机械式的实验派方法，先标出种种个别的、零星的，以至暧昧的‘问题’，而到处搜罗其所谓有关的‘事实’或‘材料’，然后再就一大堆的乱杂事实与材料而类别之，分析之，考据之，诊断之”。而后者则是“五四”后二十年问中国“一二部杰出的例外著作”，形成了对上述新学术典范的挑战。
其实梁漱溟治学同样以“问题”为中心。他特别强调，真正的研究者并“不轻言问题的解决法，而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所以，“不感觉问题是麻痹，然为问题所刺激辄耐不住，亦不行。要将问题放在意识深处，而游心于远，从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对他而言，真正称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识得问题不是简单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复杂相关的，有所从来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得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故研究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追求不放松的态度。不追求则很容易只看见一些广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点”。只有追求不已，“辗转深入而探到问题的根本”才能“把握问题所在”。且“宇宙问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如此。若“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也“抓不到问题”。则研究问题又必须“能将与本问题有关系之各方面都照顾得到”，不要“注意这个，就忘去了那个”；要能“辗转牵引，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一方面“不怕问题牵联广大”，同时不忘“始终还是一个球”。提倡从上下左右看问题的不少，但坚持问题“始终还是一个”的则不多。其实一与多的关系是辩证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处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从根本处进行整体探讨。
林同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略有误解。不过他看到了基本的时代特征，即梁漱溟的学问确与当时新兴的学术典范不尽吻合。部分或也因此，梁书出版后不少人提出了批评，特别认为梁漱溟的方法有问题。这使梁先生一度对“方法”有些自觉不足，但不久他就增强了自信——一九二八年梁漱溟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就分八层详论治学的方法。稍后他更暗示自己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
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
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
梁漱溟能这么说，当然是表明他自己并非记诵之学，而是有方法的。所以他强调：“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若细心观察，梁先生对于学问，的确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却有极好的史感，特别能看到刘咸炘所谓有形之事背后的“虚风”。下面就简单考察他治学的这个特点（梁先生的表述有他的特点，我会尽量多用他自己的话）。
自己虚心以理解往昔，是治史的基本态度，也是梁漱溟特别看重的。他曾提出，“人情大抵不相远”，故应“深切认识人都是差不多的”。只有“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来，打破一切成见，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了解，才可以沟通一切而联合一切”。重要的是记住“人当初的动机都是好的，没有谁安心去害人”。
最后一语尤其重要，以前孟子主张和古人交朋友，现在有些年輕人喜欢学外国人，要“拷问”历史，就不够友善。本来你怎样看史料，它就有怎样的回报。你把它当朋友，它就以朋友回报你；你把他当罪犯，所得的回报也就可想而知，甚至不排除产生“屈打成招”的效果。且今人在庭审时还可以抗辩，已逝的过去却只能沉默。对此梁漱溟有清楚的认识，他在讨论孔子时说：
孔子本人早已过去不在了，他不会说话，他不会申诉。
如何评量，大权在我们手中。……我下判断，我要负责；应当多加考虑，不要考虑的不够，考虑的太少。如果轻率从事，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的荒唐失败。
研究历史的人，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是在处理“无语”的往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章学诚注意到，朱子曾说屈原本不怨君，“却被后人讲坏”。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讲坏”屈原的人，于屈子增损无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们要不把古人“讲坏”，只有多从良善一面认识“人都是差不多的”这一基本点，尽量保持一种温厚的态度。
前引梁漱溟说要把“问题放在意识深处，而游心于远，从容以察事理”，同样适用于史学。因为史学的基础是史料，读书能“从容安详”，才“随时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详悠闲时，心境才会宽舒；心境宽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融会贯通”。吸收和运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对的常课，若不能游心于远，从容以察，实难达融会贯通之境。
对吸收和运用材料，梁漱溟有着仿佛与生俱来的敏锐。前引他主张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可以说是专为史料解读立论。他把这提到很高的层次，主张“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学问要“进得去而又出得来”，才说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对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运用之间的一个重要程序。
有此认识，梁漱溟对文本解读的困难，便有超过一般人的认识。例如，在探询史料生成动机的同时，也要注意史事的发生和发展往往不依循当事人的动机和意志。梁先生注意到，“古人之立功、立言、立德”，并非“一个人打算自己将要去立功或立言或立德”就可成事。实际上，“凡有意要去”做什么，往往“都是不行的”，成败只能“在其人一生之后由别人来说”。这就提示我们，昔人做什么虽多半是“有意”的，实际做成的结果却常常是“意外”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本身就说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觉，就像宋儒所谓“独知之地”，是“旁人进不来的地方”。我们一般都说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岂哑子如此，凡人统统如此”。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一面，即“独知只是自知，旁人进不去，自己拿不出来”。或因此，一些人可能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但还有一些人仍在试图立言，于是有我们看到的史料。 相关热词搜索：治学，取向，成大，学问，凭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