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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沉浮

    时间:2022-08-30 19:3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本文分析了郭沫若的《瓶》和《星空》后认为,郭沫若此时充满了矛盾。“瓶”居表现了他的苦闷、彷徨,“星空”表现了他的追求、探索;《瓶》中的爱情诗篇是附着于事业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情诗;诗人在出世与入世两种人生取向中挣扎,最终是入世取得了胜利;作者的理想是远大的,但却是朦胧的,呈现出一种非定格化和非固定性。
      【关键词】出世;入世;隐居;非定格化;非固定性
      继《女神》之后,伟大诗人郭沫若又创作了《星空》、《瓶》、《前茅》、《恢复》等几个诗集。此时的郭沫若处于痛苦和彷徨之中,也处于寻觅和探索之中。从这几个诗集的名称来看,便可以看出矛盾和悖论:《星空》是遥望无涯无际的星空,空旷而且辽阔,茫茫无际,浩瀚无涯;《瓶》是一瓶之间,黑暗而且狭窄;《前茅》是先锋,是前躯,是闯将,是斗士;《恢复》是大病之后的康复期,疲惫中积累精力,似有休眠之后复苏的韵味。探索这四部诗集的矛盾和悖论更显得必要。
      一、痛苦彷徨中的前进动力
      《星空》是“五四”退潮时的产物。大部分作品是作者1921年至1922年往返于日本、上海两地时所作。这个时期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彷徨寻觅状态之中。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在诗前引用了大哲学家康德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在这里引用康德的这段话,却表现了郭沫若和康德一样:现实和内心之间充满了冲突和矛盾。郭在这里以“头上的星空”喻现实的严峻,以“心中的道德律”喻蕴藏于心的前进的动力。在残酷的严峻的现实环境中,作者一方面痛苦、彷徨,另一方面积极的探索、寻觅。《献诗》的第二段形象地表明作者的矛盾心境:“我看见一只带了箭儿的雁鹅,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仰望那闪闪的幽光,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这几句诗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也表现了作者在残酷环境中酝酿着新的突围。至于向何处突围,突围的方法,突围后的方向,突围后的境遇,作者是茫然的。诗的描写也是朦胧的。这朦胧的意境,以《月下的司芬克司》最具有代表性:“木星照在当头,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 一个说:好象在尼罗河畔、金字塔边盘桓。对人生的苦酒的品味,对步入生活后的苦闷,对为什么而生,天为什么而明的叩问,近乎人性终极性的关怀,终极性的叩问。不过,作者在这里的终极性的关怀和叩问与15世纪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的叩问和19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在人重新失落后的“我是谁”的叩问都有所不同。最能代表彷徨中的寻觅,痛苦中的追求,用假想的乌托帮来代替自己向往中的光明,莫过于《天上的市街》了。有学者认为:“它开朗、乐观,没有矛盾,也没有痛苦,有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描绘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1]这是学者们对于《天上的市街》的误解。当然,在极端的痛苦中,作者会耸身一摇,试图摆脱苦痛,一身轻松地乌托帮式来叙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作者耸动自己的身体时,他还是不能摆脱没有战友,看不到希望,一切是那样的渺茫的痛苦,小诗的最后一节便是这种苦痛的流露:“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提着灯笼在走”说明了作者内心深处是不太相信天空中街市中的人们自由生活的,诗人前三节中的对自由生活的描写与陈述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为达安慰自己之目的,作者凭空设计了一个自由生活的画卷。但是,通观《恢复》中所有的作品,虽然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但我还认为,这仅仅是精神上的,因为革命的途路在何方,作者毕竟还是朦胧的、迷茫的。
      二、附着于事业的爱情讴歌
      郭沫若是一个一生都献给事业的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在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之所以在历史研究、文字学的研究,有令人瞠目的突破,他之所以在革命活动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献身事业的挚著精神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郭沫若又是热烈而冲动的,感情大于理性的伟大诗人。他对爱情的向往,他对爱情的炽热,他对爱情的讴歌,也是他性格、诗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瓶》便是一组优美、热烈、隽永、蕴藉的爱情诗。“月影儿快要圆时,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在西子湖边,诗人“汲取清洁的湖水一瓶”,这诗句本身便表明作者把自己的爱情和如镜无垠的西湖水(革命的圣水)联系在一起的。读了《瓶》,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借爱情而曲折表达对革命向往的喻情诗,但如火如荼、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和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样便产生了《瓶》的特殊性:—— 一《瓶》之水灌浇爱情之花和一望无垠西湖水照耀中华的一致又不一致的意境;千里行军,关山度飞和春风和煦蜂儿恋花之间的不和谐。但诗人毕竟把二者统一在《瓶》里面了。《瓶》表层的静和深层的动是融和在一起的。了解郭先生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郁达夫了。郁达夫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貴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2]郁先生的话可以透视《瓶》的底蕴。
      《瓶》中的双重感情的表达,以情为外壳,以志为内里;以情为托物,以志为衷肠。两者极巧妙的结合。但两者的结合,并不等于两者的对等。如果我们熟悉屈原的《离骚》的话,便可知道,《离骚》中的美人香草是一种喻体,《离骚》不是爱情诗,这是人所众知的文学知识,对郭沫若的《瓶》也应做如是观。才能正确理解这部诗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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