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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这个群体的声音

    时间:2022-09-01 17:5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当公务员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业选择,图为考生涌入考场。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约140万

      在中国,公务员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
      “特别”体现在,我们对公务员看上去很了解,可能你的某个同学或者朋友就是公务员,即使没有这種联系,至少你和公务员打交道也是日常性的,要找出一辈子从来没有和公务员打交道的人还真不容易。但要具体说起来,好像又不是那么熟悉。无论是作为朋友的交往还是因为需要而打交道过程中,你会觉察到公务员的职业很不一样,再努力抱有“理解之同情”的立场,对公务员的职业也会有疏离感。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明星、作家、企业家等不同,公务员是一个很难完整呈现在舆论场的群体。全社会对公务员的认知,实际上处于宏观的定性认识和微观的模糊认识并存的状态之中。对公务员真实生存状态,我们的了解是少之又少。此之谓“熟悉的陌生”。
      变化也在发生。

    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


      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公务员是“新事物”,正式出现的标志是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而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距今也不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此前的叫法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与公务员相比,我们更熟悉的名词是干部和官。“官”这个词依然活跃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之中,比如,“当官就不要发财”。但在正式文件当中,“干部”和“公务员”才是正规的提法。今天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以前老师等也属于干部,在改革开放之后,干部所指的范围在减少,但仍然远远大于公务员。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而干部显然不限于行政编制,公务员只是干部的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公务员到底有多少呢?根据国家的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9万人。当然,你与之打过交道的所认为的公务员,未必就属于这719万人中的一员,可能是政府雇员。在乡镇更是如此,真正的公务员可能很少,而你经常打交道的、认为是公门中人的人却很多。
      为什么要从干部制度中分化出公务员制度?这就涉及政府对社会行政管理的职业化。随着管理内容的日益扩大,现代社会所要求的非人格化的管理,背后是基于法理和规则的治理。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实际上意思很直白,就是现代社会的治理不是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根据普遍性规则进行的。相应的,在人事上面,就是建立一套包括竞争性考试(凡进必考)、有明确职务和职级序列以及逐级晋升标准在内的制度。
      公务员成为一种职业,这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与干部和官这两个概念相比,种种神秘甚至神圣的色彩会逐渐消退,而成为现代性理性建构的一部分。既然是职业,那么与职业相关的课题—心理健康问题、薪资待遇设计等,就会成为被研究、从而可以被科学解决的对象。传统社会的“官”,某种程度上是老百姓信仰的对象,“人在公门好修行”也是为官者的官箴。而在公务员制度下,“官”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社会职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本身无好坏之分。
      同时,和西方公务员制度以及政务官、事务官的区别相比,中国公务员职业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最关键的特殊之处是,当公务员依旧是人们从政的最主要的途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领导职务实行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这其实也是从政的人们不断进入更高职位的基本方式。传统社会的科举制,代表了皇权政治加士人政治的政治模式,整个社会最主要的流动性体现在官场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下,最大多数的从政者都来自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的晋升最主要的也是在体系内逐级晋升(逐级提拔)。
    追求晋升,人之常情,其实也是鞭策公务员的手段。但不是说有压力就等同于焦虑。如果仔细考察,心理层面的焦虑主要来自冲突。

      公务员法规定,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且本机关没有合适人选的,可以通过适当方式面向社会选拔任职人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推动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但这些规定更多的也是辅助性质的。事实上,经过最新一次修订,党政领导选拔任用条例对“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进行了重新定位,由原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调整为“产生人选的一种方式”,不再单列为一章,将相关内容调整到动议环节,并对改进完善工作程序等提出原则性要求。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都明确规定了定期交流和地域回避制度。这是在公务员内部逐级晋升是主要晋升方式的情况下,防止部门或者地方利益坐大的办法,和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是中国公务员职业的特色之处。

    压力从何而来


      理解了中国公务员的职业化及其特殊之处,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很多现象。这些现象,其实和职业化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
      公务员面临的压力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工作难度提高的压力,内部人际关系的压力,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规矩和纪律要求的压力等。最集中的压力来自晋升,也最明显反映在晋升上。
      在进入公务员系统是从政主要方式之一、内部逐级晋升是不断升迁的主要方式的情况下,公务员就面临着比较强的晋升焦虑。某个重要节点的落后,可能导致后面的步步被动。这一点又被“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弊端所强化。由于编制的严格控制—党政机关自我膨胀的约束机制,编制往往才是有效手段,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多兵少的现象日益突出,有的基层甚至出现公务员断层现象,形成晋升焦虑的叠加效应。如果晋升无望,那么消极怠工、不作为现象就随着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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