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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配置改革的“破”与“立”

    时间:2022-09-02 20: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来源上分解,主要受益于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以生产要素再配置为驱动的增长趋于衰减。只有通过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方可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
      2018年开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承接了国家发改委关于“十四五”规划的一个研究课题《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路径和重大举措》。在课题研究中,我们探讨了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也分析了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重要生产要素的意义和价值,并给出了深化这五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举措和实施路径。

    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潜力远未耗竭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等一系列的转移,几乎都是从相对低效率的部分,转向高效率的部分,对应着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对中国高速增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在此过程中,也有证据表明生产要素再配置效应在衰减,这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基本背景。有两方面的表现:投资拉动GDP的效应不断下降,即对应着边际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 ;近年来在GDP总量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逐渐下降。
      那么,生产要素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再配置效应衰减,是否意味着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潜力已经接近耗竭了呢?
      从中国经济现有的结构性特征看,要素再配置的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尚不足60%,而以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国际上有着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城市化率在70%以上,意味着我们城镇化还至少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
      另外一方面,农村拥有中国27%的劳动力却只贡献了不足8%的GDP,显然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既然结构性转型还存在这么大的空间,但是为什么这些年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衰减呢?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一系列制度障碍导致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许多扭曲和错配,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市场化亟待推进和完善。
      因此 ,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应当从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怎么进一步完善八手。

    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


      中国未来劳动力要素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劳动力数量减少问题。过去40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相当于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变化幅度。在此形势下,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很多人的预期。目前我们国家16岁-65岁的劳动力人口是10亿左右,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历史顶峰;按照目前的数据推算,到2050年时这个数字会降低到7.6亿左右,降幅高达25%。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于经济增长、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社会养老体系都会产生重大的挑战。
      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国际通行的方案是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这两个方案我们当然要推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中的经济体,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产业间更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的潜力,则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改进空间。我们在报告中主要探讨的相关政策方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外来劳动力公共服务覆盖率低的问题。采用“居住证”、“积分落户”等多种灵活的政策手段作为户籍制度的补充和替代,使户籍成为一个居民注册登记制度,解除公共服务与狭义“户口”的捆绑,充分保障各类劳动者共享城市发展红利。
      第二,解决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时社会保障可携带的问题。这需要推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跨地区转移接续改革,通过进一步提升统筹层次减少劳动者跨地域迁移时面临的转移成本。中央的转移支付应该采取“钱随人走”的原则,突出常住人口这个标准,并设计实行与之相匹配的财政公共支出和分担机制,切实有效降低劳动力要素跨地区流动的摩擦障碍。
      第三,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定位与规划布局,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设立“量身定做”的激励条件,实现“精准引才”;同时积极采用市场手段吸引和奖励农村所需的各类实用人才,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避免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出现人才“空心化”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从保障劳动力要素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实现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并非越大越好。过于频繁的劳动力流动会增加搜寻与匹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反而可能降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不利于企业与劳动者两方的利益实现。报告中所讨论的具体举措其目的皆在于破除不必要的制度壁垒,保障劳动力要素在地区、行业和人才层次间的合理配置,同时尽量避免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恶性竞争和过于频繁的流动。

    找准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症结


      土地市场是一个更复杂的话题。中国目前推行的是城乡二元分隔的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归国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任何农村土地要改变用途,从农用地变成非农用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才能转变。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对用途管制极其严格,限制了农地流转和直接入市,也導致征地过度、补偿标准低、城市土地紧缺与闲置浪费并存等问题,这是现在的症结所在。
      最新大家热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对原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做出了一些重大改进,比如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收程序、采用“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城市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等等。
      但这些改变与社会各界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预期仍有差距。比如这次修正草案没有明确涉及远郊区的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入市,没有涉及规划中住宅用途的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也没有涉及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转换问题、农村宅基地的有效利用问题。
      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上,从百分比看,在农村土地占比很小。有人统计过,发达地区经营型集体建设用地占10%,不发达地区只有5%。所以,这一部分即使全部放开,能撬动的潜在土地资源仍然较小,农民受益面不大。目前受益较多的是城市周边的农民,远郊和更远区域的农民基本排除在外。真正能为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收益的,其实是他们的宅基地。修正草案中提及可以有偿腾退宅基地,但是目前来看补偿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西安、成都等地调研发现,农民宅基地多占、闲置浪费的情况比较突出。现行的政策限制了这些土地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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