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伟：积极迎接经济转型的后半程

时间：2022-09-03 17:00:0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个支柱——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陆续发生变化，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由“奇迹式增长”向“常态化增长”转型的进程。
　　如果说发展阶段转变主导了经济转型的前半程，那么，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转变则将主导经济转型的后半程。我国经济转型步入后半程的标志，是房地产市场发展拐点的来临。

　　在经济转型的后半程，“稳增长”再次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题，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在继承前期成就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经济转型的前半程，结构性矛盾超过总量失衡矛盾，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经济转型步入后半程后，随着风险因素的进一步释放和居民消费趋于疲弱，总量失衡矛盾将超越结构性矛盾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经济转型的后半程，“稳增长”再次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题，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在继承前期成就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济转型后半程来临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2018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运行做出了“稳中有变”的判断，并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要求。2018年10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了“稳中有变”的总体判断，并进一步指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有人把其归结为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有人把其归结为经济周期的变化，也有人把其归结为改革推进缓慢。上述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却共同忽视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本世纪前十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快速提升，集中展示了“中国模式”下的“增长奇迹”。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笔者看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主要有三个：一是特定的发展阶段。本世纪初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本身就是投资相对活跃、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时期;二是活跃的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进入新世纪，“土地财政”在我国流行开来。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开展投融资活动以及“招商引资”竞争，成为活跃的市场行为主体;三是国际市场充当蓄水池，吸纳了国内生产能力的扩张。加入WTO后，在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我国商品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贸易顺差占我国GDP的比重也从2.14%攀升到8.6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上述三个支柱陆续发生变化，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由“奇迹式增长”向“常态化增长”转型的进程。
　　首先是工业化发展阶段变了。研究显示，我国在2010年即已整体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了主导产业的快速更迭和生产要素频繁的跨部门、跨企业流动，也带来了增长动力的变化和社会风险性因素的上升。
　　其次是“次贷危机”爆发沉重打击了发达经济体，遏制了贸易顺差持续快速上升的势头，“净出口”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2016年，贸易顺差规模下降甚至拖累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战略，把吸引产业回流、缩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政策目标。可以预计，受中美贸易摩擦乃至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我国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顺差）将呈现持续缩小的发展态势。主要受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从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2017年经济增长6.9%，2018年前三季度为6.7%）。
　　现在，我国正迎来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改变。支撑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因素，一个是“土地财政”（基于土地出让金的财政收支活动），一个是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先看“土地财政”。很多人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化率相对较低（2017年为58.5%）、仍有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需要在工作所在地安居落户，因此，城市房地产价格仍有上涨的空间，土地财政仍可延续。但该推论的内在缺陷是忽略了人的主观需要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需求（有购买力支撑的）的区别。事实上，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已走过了住房改善期;而80年代新一轮出生高峰人口则陆续走过了刚需购房期，目前我国房地产业正迎来市场需求的拐点。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历经多轮价格暴涨之后，城市住房已逐渐蜕变为投资品。在“租售比”奇高的条件下，只有持续的价格上涨才能保证房地产投资的必要收益;但畸高的房价已引发政策上的反映。伴随着对城市房地产“房住不炒”的重新定位，伴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机制的逐步建立（如增加住宅土地供应、增加政策性住房供给、加快推进房地產税改革等），“房价永久上涨”、“购房就等于发财”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暗淡。可以说，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发展的拐点已经来临。
　　再看地方政府举债。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有限、风险可控。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首先，地方政府债务的实际规模被低估了。在规范的、纳入预算管理的显性政府债务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隐性政府债务，具体如：“棚改贷款”、建设专项债贷款、政府平台贷款等。据中诚信国际估算，隐性债务规模高达显性债务规模的1.6-2.2倍，两者合并计算，全国政府债务规模高达GDP的68%-80%，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明显超过了欧盟60%的警戒线。
　　其次，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严重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可支配财力的一半以上来自上级转移支付的城市比比皆是;而转移支付通常是具有明确用途限定的，并不能用于偿付债务。一方面，基层政府的债务规模远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大;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偿债能力远比可支配财力显示的要低。再加上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导致存量债务风险不断显现，促使银行、机构投资者对借款给政府的行为趋于谨慎，地方政府的举债空间已变得十分有限。总之，无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基层政府举债空间都走到了转折点，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正在逐渐下降。伴随着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改变，也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入演进，我国经济再次迎来了增长速度的“下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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