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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共同体的当代建构

    时间:2022-09-03 20:1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阈内,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迈进要经历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如何建设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不得不回应的课题,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理论使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审视共同体的当代建构,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现时代,着眼于人与自然界共生共在的应然态势、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存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潮流,自然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必要的建构选择。
      关键词:类;自然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2-0042-10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阈内,人类社会共同体将依次经历以人依赖于人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共同体、以人依赖于物为基本特征的虚幻共同体、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真正共同体三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的转化演进要经历一个既兼具前者部分特性,又要实现根本超越,为下一个阶段的到来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的中间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阶段。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态势相适应,迈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着眼于自然关系层面的自然生命共同体、现实社会关系层面的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关系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三类共同体的建设应融为一体,为迈向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真正共同体形态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就三类共同体的理论探讨,不仅要有分别化的实践解读及相应的政策解析,更要有系统的整体性分析,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理论和实践逻辑。就后者而言,国内学界所做的尚显单薄和不足,本论文正是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尝试。
      一、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在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
      现代自然科学业已证明,人类并非自古就有的自然存在物,亦非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创造,而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在长期演化进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人类得以产生的基础条件,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类存在物,人一经产生,就具有异于其他类存在物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体现于人类独具的异于其它类的运动方式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正是在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在既否定自然存在又否定自身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实践对话中,人类异于其他类存在物的本质得以实现和体现。
      然而,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尚且不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自然界本身运行的规则正是人的自由活动的天然界限。从根本上说,与自然对话的自由活动应以自然界本身存在和运动的规律为基本准则。当人类不断推进和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拓展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空间的能力时,如何利用好科学技术,保护好自然成为人类一直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真正迈进自由王国的必然要求及其表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2]必然王国的本质内涵就是人的实践本身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人的行动边界即是客观规律提供的选择空间。自由王国的本质不在于人的毫无限制的行动选择和行动实现,而是在客观规律提供的空间内,基于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与自觉遵守,着眼于并依托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行动选择。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正是自由王国的基本特征。
      尽管人类是自然界的高智能存在物,能够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重为基础,不断丰富应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的渠道和范围,然而,自然界始终作为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母体,却是无可变更的事实。可形象地说,如同生活在母体中的胎儿,胎儿的健康状态和生长趋势,取决于母体本身的健康状态与母体为胎儿所提供的养料,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态势与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态势整体趋向一致。当自然界不再为人类提供必需的基本的健康生活与生产资料时,人类本身就面临严峻的生存危险。回望人类近现代史,当人类欣喜于对自然界的征服,无节制地从自然界攫取生活和生产资料时,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强势推动和科学技术支撑辅佐下,不断拓展和应用新的自然资源空间时,恩格斯在19世纪就已警告人类行动的有限性。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560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从自然母体中产生的人类,不可能超越自然界提供的空间限制。越是随着人与社会的发展,及人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对自然界的索取越多、影响越深厚,人与自然界实为共生共在的生命共同体越得以显露,越是需要人类要像对待人自身的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界。人在改变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使自然界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中,人本身的思維方式、实践方式、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改变人。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不断地在自我调整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无论是原初因生产力水平及人利用和改变自然能力的低下,通过诸如寄托自然崇拜等来祈求风调雨顺式低水平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通过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力行人是自然的主人式的对自然的控制,还是通过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在式的和谐,都是在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并力图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适宜的自然生态关系网络。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从原初的人对自然的依附,转向人与自然的对立,再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一个双重否定的过程,既是对自然存在的否定,也是对人的存在的否定。这同时又是双重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既是通往与自然的更高的统一的内在环节,也是通往人的更高层次的自由发展的环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内在的对立,转向外在的对立,再转向内在的一致。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高层级内在和谐的理性认知,对人与自然界一体化关系的追求,正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理性自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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