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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楼记》的文脉断裂与情怀超越

    时间:2022-09-03 23:1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堪称千古名文,但是其末段议论自成一体,与前数段未能融合无间;虽然如此,由于末段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投射了伟大的人文精神,创造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与情感,弥合了所有的可能存在的缺陷。范仲淹的这种情怀,受到孟子“四端说”及其他思想的影响,也与他本人的理想主义和诗人气质有关。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范仲淹践行的仍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他达到的境界与高度,却是世人的典范和楷模,也为岳阳楼灌注了生气和灵魂,使岳阳楼成为天地间一道永恒的风景。
      关键词:岳阳楼;范仲淹;孟子;超越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仁宗庆历三年(1043),面对行政机构的冗员冗费、平民生计的困苦窘迫、辽与西夏的边境威胁等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范仲淹携手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余靖等人,发起了雷厉风行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中国专制社会的“人治”痼疾和触犯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改革难以维系,1次年(1044),改革派核心成员相继被排挤出朝廷,范仲淹也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被罢去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又改知邓州,新政宣告失败。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一位素有才能却仕途坎坷的朋友岳州太守滕宗谅,请求范仲淹为其治下的岳阳楼写一篇记文。
       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登进士,知太平州当涂县,移知邵武军邵武县;治绩显著,被召试学士院,迁大理寺丞,因谏劝刘太后归政仁宗复贬邵武;仁宗亲政后,滕被召还,累迁殿中丞、左司谏,又因事外贬;康定元年(1040),西夏兴兵,滕知泾州,御敌有功,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被范仲淹荐擢天章阁待制,充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庆历四年春再坐事谪守岳州(巴陵郡),庆历七年(1047)迁知苏州,寻卒。滕宗谅在岳州时重修了州内名胜岳阳楼。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斂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1能够不动用公款而成此巨构,滕宗谅确有过人之处。
       接到滕宗谅请求的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范、滕二人都有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经历,也都有理想未遂的遭遇,如何对待人生的出处进退,可能是他们都会面对的问题,于是范仲淹借机将自己的怀抱和思考融入了这篇记文,与朋友共勉: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2
      这篇不同寻常的记文受到后人的重视和推扬,如宋代楼昉评曰:“字少词严,笔力老健。”(《崇古文诀》卷一六)清人蔡铸赞曰:“见地高绝,洵非常人所及。”(《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卷八)3各家文章选本也纷纷将该篇收入,南宋谢枋得在其编辑评点的《文章轨范》卷六中,不仅将《岳阳楼记》列为压卷之作,而且通篇只圈点而无批注,以示至文无言之美。
      一
       对于《岳阳楼记》,相信大多数人自幼便能熟诵。《岳阳楼记》当然是一篇杰作,然而,斯文就真的妙夺天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无懈可击了吗?仔细品味,文章至最后一段“嗟夫”4时,总感觉有文脉分散拗折之嫌,与前接续未能自然无间。再四寻绎,发现其行文或有可议之处。
       一是“物”的偷换。文章第二段已点明“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而以下欲述“迁客骚人”的不同“览物之情”,即景物如何影响了人的心情,其逻辑结构是景物→心情的单向矢量;三、四段即沿此结构展开,面对悲景不免忧心忡忡,面对乐景则“喜洋洋者矣”。但是,到了第五段“不以物喜”的“物”,却明显是与“己”相对的外物,不再单纯指自然景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修辞上是互文关系,逻辑结构不再是景物→心情的单向矢量,而是彼此间有游移,有滑动,这样就造成此处的“物”与前面所言的“物”在内涵上的某种不一致,从而影响到感觉上的某种不协调。与之相关,假如说第五段“不以物喜”之“情”,无论“物”的指向如何,到底还是一种感物之情;而后面的“不以己悲”之“情”,则重在言说以己为中心的个人得失之情,体现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在内涵和逻辑上与三、四两段衔接亦不紧密。
       二是文章前四段皆能找出与岳阳楼或洞庭湖的联系,而第五段如果去掉“或异二者之为,何哉”这句关系语,就可以和岳阳楼或洞庭湖完全没有关系,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单元: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可说是为发议论而议论,有没有岳阳楼,和发不发这样的议论,似乎其间找不出什么必然的逻辑,从而呈现出一种文脉的断裂感。当然,仁智互见,清人林云铭就认为这是一种“闲闲点缀,不即不离”的笔法,对之大加褒奖:
      题是记岳阳楼,任他高手,少不得要说此楼前此如何倾坏,如何狭小,然后叙增修之劳。再写楼外佳景。以为滕公此举大有益于登临已耳。文正却把这些话头点过,便尽情阁起,单就迁客骚人登楼异情处,转入古仁人用心,遂将平日胸中致君泽民,先忧后乐大本领一齐揭出。盖滕公以司谏谪守巴陵,居庙堂之高者忽处江湖之远。其忧谗畏讥之念、宠辱之怀,抚景感触,不能自遣,情所必至。若知念及君民之当忧,自有不暇于为物喜、为己悲者。篇首提出“谪守”二字,本是此意。妙在借他方之迁客骚人,闲闲点缀,不即不离。谓之为子京说法可也,谓之自述其怀抱可也,即谓之遍告天下后世君子俱应如此存心,亦无不可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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