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美学对“美”本质追问的依据
时间：2022-09-04 15:5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西方美学史若按审美主体的言说依据来分，大体可分为原始美学时期、精神美学时期和生命美学时期。前两个阶段对“美”本质的追问过程中，思想者往往缺乏一种对追问本身的反思，即追问过程的依据。直到生命美学时期，这个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
关键词：追问的依据;思维与存在;笛卡尔;生命美学
一、哲学思想与“美”的本质
西方美学史是一部追问“美”根基的历史，从最初的思想家开始，对“美”本质和规律的追问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哲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便是宏观登场，先哲们思想最先的起点是将自己作为宇宙的代言，直接斷言世界万物的本原或本体问题。
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数，其基本哲学命题是：“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由此推导出其美学思想，即美就是和谐。再如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有机体根本的基质和灵魂的本质，是万物的本原，而就其美学思想，他也主张美在和谐，只是在对于“和谐”的解释上与毕达哥拉斯不同，后者认为和谐根源于非物质的数，而前者认为和谐不过是“火”的各种变体的客观事物的属性。
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的哲学家在阐述美时所走的，其实是一条由宇宙的本原的可能属性来推导美的可能属性的逻辑线路。换而言之，他们对美本质的言说是建立在对宇宙本质的认识上，而一旦这种对宇宙本质的断言出现问题，整个美学大厦即轰然倒塌。
前面讲到毕派与赫派的思想是站在宇宙本原论的宏观角度上的，答案即是断言。然而作为人，尤其是宇宙中的人，是否有能力或者有权力，对比人庞大许多倍近于无穷的宇宙下断言呢？我们中是否有能力下断言或者能下断言的人是谁，而这种断言的依据又是什么。这些是原始美学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后来的美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哲学家们开始走出直接断言的误区，为自己的断言行为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关于“美”本质追问的依据
“追问的依据”问题在美学上所涉及的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审美关系问题，作为审美的主体，主要是人，能否对美本身进行直接的判断，即界定“美”与“丑”。原始精神哲学的创始者巴门尼德不再回避“追问的权力”问题，直接指出断言世界的依据即是“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与其异曲同工的是智者派的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两人都认为内在性与超越性（精神与存在者）是直接同一的，这也是原始精神美学的基本原则此原则的画外音即是，既然我的精神活动和我精神活动之外的世界是直接同一的，那么我来断言什么是世界本质就是合情合理的。这种独断的观点更像是一种为自己开脱断言的托词。
按照普罗泰格拉的说法，人既然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存在与不存在就在于自己可知与不可知，自己可知的即是存在，不可知的即是不存在的。但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尚存在着人类所未知并不可知的事物，而我们所认为可知且感觉到的事实上却并不存在，如灵魂，因此，这种思维与存在直接同一的观点本身就有待商榷。而同时也有人指出，美与丑只是人对于事物客体的判断，并非其事实的本质属性，而且，由于个人思维的不同对于美丑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由此这种审美就无疑缺乏相对统一独立的标准。原始精神美学家已经看到了精神与存在之间的矛盾性，但并未能以合适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精神美学的笛卡尔困境
精神美学时期，笛卡尔把思维、理性看作存在唯一可靠的依据和标准。在他的美的定义中，“美”就是愉快，即人与对象之间一种合拍的关系。相较之原始精神美学家进了一步，并没有直接把个人感觉与被感知对象完全打上等号，而只是认为事物的美否与个人的主观感受相关。“我在思维”是笛卡尔新美学的起点，“我是一个实体，这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是思想”，这里的“我”的概念已经超脱了人的肉体，归为思想，用思想实体去阐述自身之外的世界。关于笛卡尔的观点，先不论思想本身能否替代“我”成为一个实体，能否具有客观实在性，这是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问题，而假设思想是一个实体，那么它能否有权力阐述自身之外的世界呢？与前面所说到的一下，这是先哲们无法避免的依据性问题，虽然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已被人们所发现，但如何处理，或者说在两者之间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却一直是个难题。
原始精神美学家想通过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对等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被证明其不可行，而到了笛卡尔这里，人所被定义的思维实体本身就是指理性，他认为理性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或源泉，因此，既然理性已经囊括了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那么用思维来解释存在无疑就是合理的。然而，笛卡尔的观点中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前提“理性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或源泉”必须是成立的，于是为了圆完这个论题，笛卡尔借助了上帝，“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的，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简单一句话，它就是上帝。”为了追求人的理性的完满性而推出上帝的存在，而如果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笛氏所构建的美学大厦无疑成了中空状态，可以设想一下，假设理性并不能包囊一切知识的基础或源泉，那么它也就不能作为存在唯一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了。无法自圆其说是原始美学和精神美学中存在的弊病，就“美”而言，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并不缺少对美的理解和判断，也有一套对美的整体构建的体系，而且美学作为哲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它本身的思想其实就是哲学的，纵观先哲们的美的认识，无一不是搭建在其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如毕派根据数之间的和谐推导出美即和谐等，但是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往往缺乏一种对思想过程本身的追问，即如此思考的依据是什么。虽然从原始精神美学家开始，便尝试地解决这一依据性问题，但这种解决本身的方式有的太过主观，像是处于一种为了证明论题的正确性而存在的依据，即为了达到论证的效果而造出的依据。如笛卡尔的上帝，更像是为了论证其理性包囊一切的观点的正确性而独设的，缺乏合理的依据，看似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循环的悖论。
四、生命美学对“美”本质的认识
笛卡尔在试图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矛盾问题的时候，无疑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纯粹的思维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直接进行联系未免太牵强，而这种牵强的背后实质是源自于笛卡尔在人的定义问题上，将精神与物质的彻底分离，笛氏完全把人定义为思维的实体，并认为这种实体能脱离于肉身而存在，但被他所抛弃的肉身恰恰是联系着思维与存在的结点，正是其肉身从事的生存实践活动而促成了思维与外在事物的联系。“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并言说美的本质，是因为他作为身体通过落到实处的活动建构世界。”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人的存在或者人的生命活动使精神与物质得到和谐的统一，这也是对美的追问的权力或依据问题的最有力的回答。而这种以生存实践为基本原则新的美学阐释就是生命美学，它对精神美学的超越，首先就体现在确立了身体是审美的主体。身体是实践的主体，身体在实践活动中与其它事物相互接触，两者互在这种活动接触中显现自身，由此得到了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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