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财税对策

时间：2022-09-07 17:25: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中国，更需促进新旧动能转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因此，研究经济动能低效的问题，提出防范财政支出风险，稳定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建议，以加速动能转换。
　　关键词：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税制优化
　　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效率变革的攻关期。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客观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弊病，为转换经济新旧动能找到最优解。中国经济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雪上加霜的是，国际税收竞争将吸引制造业、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人才的“三重回流”，其外溢效应将引发“税收战争”。此研究主要边际贡献是：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稳增长、调结构，税制改革，转换新旧动能，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对实现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分析美国税改的内容、利弊及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第四部分是分析如何运用双轮驱动，转换新旧动能，应对美国税改的溢出效应；第五部分是对实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财税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面对国际经济竞争，中国应借鉴部分G20成员国的改革经验，简化税制、降低税率，加强透明度，来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马海涛、高珂（2018）和李明、李德刚（2018）都认为，“转换新旧动能需要长期、短期的政策相结合，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且要规避机会不均。欧阳志刚、彭方平（2018）认为 “供给侧与需求侧作为双轮驱动力，要留意两侧的交互作用。”中国目前的资本投入效率已逐年降低，国内的企业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地租和人力成本，再加上美国的美国税改又对我国甚至全球产生了经济震荡，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方向，找到加速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方案，催生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三、美国税改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1）美国税改的内容
　　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35%降至21%，合伙企业转缴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9.6%改成20%的收入进行减免；降低海外的美国企业利润汇回的成本；资本支出费用化，全部支出在投资发生当年就进行费用处理。美国税改旨在为企业和个人减税，激发企业生产活力和技术创新，促进社会消费，增加居民收入和税收，弥补财政赤字，激活美国经济。
　　（2）美国税改的利弊
　　美国税改优点：吸引更多国外资金和企业流入美国，增强其出口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就业率，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等。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美国税改将使其GDP增加6.9至8.2个百分点，令实际薪酬增加8%，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则预测，此次税改将增加2018年美国企业盈利约2150亿美元。美国税改弊端：一是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让美国政府的信贷前景压力山大；二是恶化经济分配效应，使富人从中收益更大，中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少，显著放大贫富差距带来的马太效应；三是引发别国资本流失、投资骤减，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引起诸国怨恨。在短期内，减税虽能激发美国经济潜能，但美国日益增涨的国防支出和美国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会产生千亿资金缺口，决定了美国政府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中国要提防美国吸引别国资金。
　　（3）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美国税改使得美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比主要发达国家平均税率低许多，因此美国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更高，美国对全球实业资本的虹吸效应该更大，但恶化了国际税收治理环境，导致中国企业流入美国，冲击我国利率、汇率和货币市场，使央行货币量、货币价格更加不好管理，对存在空心化、脆弱化等问题的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美国税改叠加美元加息、缩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共同导致货币紧缩性溢出效应，威胁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金融市场上资本外流规模增加；也许会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股市及其他投资品领域的资产泡沫破裂，人民币贬值，增加中国本土失业率，降低居民收入；甚至引起欧盟和日本加入国际税收竞争，并由此产生叠加效应，冲击中国经济。
　　四、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新旧动能转换
　　（1）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经济结构不均衡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虚拟经济流动性太强，实体经济流动性太弱。技术、产品缺乏创新，导致结构优化缺乏动力，投资缺乏标的，消费目的不明确，出口缺乏竞争力。中国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不断减少，中国现阶段供给侧主体结构呈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失衡，受区域政策、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和区位优势等差异性的阻碍，国内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性较大。中国实体经济依然举步维艰，民间投资寥寥无几，潜在金融风险依然很大。
　　（2）加速转换新旧动能
　　中国旧动能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导致经济质量低、效益差，难以维持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转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驱动，强化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以夯实中国实体经济基础。中美主要问题是贸易摩擦，中国应：一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继续推进反腐倡廉行动，打击腐败，进行权力瘦身，遏制权力寻租，因为“腐败程度会影响反腐与经济增长，持续性反腐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汪峰、姚树洁、曲光俊，2018）”；二是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杜绝地方政府危害私企利益；三是加速财税体制改革，将财政支出向教育和科技倾斜，调整消费——储蓄结构、去杠杆化，清理 “僵尸企业”。将沉淀的生产要素从过剩领域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事项程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给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和谐的國内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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