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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进入中国社会的催化

    时间:2022-09-08 19:4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 “儿童年运动”;学前教育思想;催化;顶层设计
      摘要: 作为国民政府所主导实施的一次社会领域的局部顶层设计,“儿童年运动”的出台是由社会、教育及政治三个层面的动因引发的。它具有重视学前儿童权利与幸福、重视学前教育价值等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内涵,对国民的思想与实践层面都造成了积极影响。尽管并不完美,但作为国民政府于社会领域局部顶层设计的一次力量展示,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2011506
      
      作为一项局部顶层设计,民国时期的“儿童年运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其应有的学术关注,其于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进入民国社会的催化作用更是湮没不闻,这种无意识的忽视阻碍了我们对于民国学前教育思想传播历史的全面认识。
      一、“儿童年运动”——国民政府的一次社会领域局部顶层设计
      
      1933年11月15日,中华慈幼协会由其上海本会向国民政府提出实施“儿童年运动”的呈请。次年5月14日,中华慈幼协会复拟具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与地方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之组织大纲,呈送教育部审核。1935年3月5日,经行政院第202次会议正式通过,并依据教育、内政两部的建议,确定于1935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运动为期一年。
      “儿童年运动”虽然出于民间组织的动议,但创议“儿童年运动”的中华慈幼协会,其会长为国民党大佬孔祥熙,表明此协会的特殊高层官方身份,亦可暗示此运动的建议有官方因素在内,经过政府的批准,纳入了局部顶层设计的范畴,将政府意志推广全国。其实际规划与施行完全源自上层建筑,因而“儿童年运动”是国民政府在社会领域局部顶层设计下实施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全民性运动。
      “儿童年运动”首先是一场社会领域的运动,它以儿童的教养、福利为主要内容,以提升儿童的综合素质、社会地位为目标,而其实质,则在于通过儿童素质与地位的全面提升以推动整个社会的革新与进步。概括而论,其实施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服务社会方面。含儿童识字教育、救济儿童服务及其他儿童社会服务活动;二、知识方面。含组织儿童读书合作社、儿童课业研究会等;三、修养方面。含组织儿童俭约储蓄会、儿童交谊会、儿童通讯社等;四、健康方面。含组织儿童健康促进会、儿童旅行团等。[1]之所以称其为局部的顶层设计,是因为此运动仅涉及于社会领域,兼及教育领域,而未涉及国家政治体系的整体设计。
      国民政府出台此局部顶层设计,是由社会、教育及政治三个层面的动因所引发。
      一是国民儿童意识的觉醒。
      所谓儿童意识,是指在社会层面国民对儿童的权益、地位、福利进行关注的心理反映。中国国民儿童意识是伴随着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传播而逐渐觉醒的。1935年前的民国社会中,儿童意识已成为时代性的话题。1923年,《妇女杂志》曾刊载了石英女士的诗歌《儿童的生活》,其中写真描绘了国民儿童意识的觉醒状态。“他从温和的睡篮里醒觉,……他永常而且继续的如此,既不间断、厌倦,或怠惰,也不需任何人的督促。”[2]如果说卢梭的《爱弥儿》是西方儿童意识觉醒的代表作,《儿童的生活》又何尝不代表了中国国民儿童意识觉醒的程度?国民儿童意识的觉醒使对儿童的重视态度在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文明与人道,从前极不注意的,将来想能改变进步。这是对于最大的文明遗产——儿童——所应有的正当态度。”[3]2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层面儿童意识的觉醒下,早在“儿童年运动”实施前的1931年3月3日,中华慈幼协会即向政府请愿,建议设立儿童节,并于次年获得批准,将每年4月4日定为中国的儿童节。“一般热心儿童教育者,热烈推进。于是我国儿童得以打开一条新的生活,一年盛似一年的狂热起来。”[4]如果说儿童节的批准是建立在国民儿童意识觉醒基础上的话,那么,“儿童年”的设立则是这种觉醒程度的更高体现。
      二是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落后现状。
      “夫儿童之本质,譬如白色之素纸,而教育者,即彩色之渲染也。”[5]作为儿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成为教育层面设计“儿童年运动”的一个理由。因为推广学前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从思想认识上提升儿童的社会地位,尊重儿童的自我人格。这是“儿童年运动”的设计初衷,也是“儿童年运动”的内涵之一。“在现今病态的社会里头,要想有种种改造革新的事业发现,绝不能希望老将就木的前辈先生,他们的知力和体力,都在一天比一天的衰弱下去了。至于三十岁的壮年,也恐怕是一个过渡的人物,没有多大作为了。那么真正的新社会新世界,要谁创造呢?想来想去,还是待诸一般天真烂漫的儿童罢!所以现在教育者最大的责任,就是教育这般儿童,使他们达到我们的希望。照这样说来,儿童和教育的关系,比较成人和教育的关系,更加要密切得多了。”[6]此外,培养身心健全的下一代国民的历史任务要求学前教育成为“儿童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学家也曾告诉我们,儿童在六岁以前的智力情绪,道德的发展,影响于他的未来的人格,也直接决定了他未来的作为。生理学家亦承认儿童的健康基础,与他后日的一生有关。所以读书识字,尽可迟些。而初步生活的习得,却非从幼年时期开始训练不可。”[7]同时,随着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社会的引进与冲击,国民对于学前教育事业的要求与相对落后的现状产生了矛盾。与清末民初相比,先进的国人们已经开始主动适应并初步尝试改造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走向中国化的道路。“自从卢梭Rousseau发见了儿童至善的天性,裴斯泰洛奇Pesatlozzi与福禄培尔Frobel更实行和儿童共同生活,于是就唤醒人类注意儿童的天性与需要,教育上的观念从此也为之逐渐改变,都知道教育的功用,是在满足儿童需要,适应儿童环境,不可以成人眼光去选择教材,强令儿童学习的了。”[6]从这些考量出发,学前教育成为了发展儿童事业所避让不了的领域。“从教育上看,未及学龄的儿童的教育比以后的‘学校教育’重要得多。而教育上最忽略的却正是这个时期,这是一件应当注意的事。”[8]国人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现在的成人对儿童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六岁以前的儿童。我们不应当不闻不问,因为在儿童身心发展上,无论在生物学的观点下,医学的观点下,心理学的观点下,这时期都是最重要的,这时期的教养训育,我们称之为幼稚教育。”[8]“儿童年运动”开展前,中国的近代学前教育事业较之清末,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都有大量的呼吁与认识,但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民众而言,学前教育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甚至闻所未闻。“有人说:现在关于‘教’‘养’孩子的书籍,汗牛充栋,译的也有,著的也有,应有尽有,虽不能说尽美尽善,其中亦不乏精深的研究?至于附加的:也有幼稚园等等,各省各县,现在积极提倡设备,怎么反说是不加以指导呢?诚然,这类东西,多则多了!但是,我敢武断一句说:这单是对于贵族儿童界而施设的。一般贫苦者,只可享受‘过屠門而大嚼’之权,至若实受的权利,是没有份子的。”[9]这种状况迫切要求在全社会各阶层开展一次全民性的儿童教育推广运动,正是这种要求加速了“儿童年运动”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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