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与基本原则

时间：2022-09-08 19:40:0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文章在以往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档案学本体论出发，概述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与体系，在传统的“三层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细致的“五层次论”，并将本学科研究方法细分为哲学基础、纲领性原则、本学科专门方法三个部分。论文首次提出了档案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实践本体皈依法”，并阐述了这一基本原则的内涵。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方法实践本体论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meth？ ods of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out？ lines the level and system of archival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ontology of archives. On the ba？ sis of the traditional“three-level theory”， a more detailed“five- level theory”is proposed， and the method of research in this subject is subdivided in？ to three part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he pro？ grammatic principle， and the specialized method of this disciplin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ethodology of archival research was put forward - "The Theory of Obedient to Practical On？ tolog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basic principle was expounded.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Research method；Practical ontology
　　引言：档案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吗？
　　（一）缘起
　　在几个不同场合，笔者多次遇到了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怎样描述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是在教学中，使用的教材是本人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人对该教材中的档案学研究方法部分的内容是不够满意的，因此在教学中直接就该问题向学生们做了自我检讨。笔者在教学中看到了这个问题（教学中发现问题，是我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的主要原因），别的学者在教学和科研中也会看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因此，也有很多人在不同场合和本人探讨这个问题。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第五届档案学青年学者论坛上，在本人的大会发言“谈档案学原创性的几个问题”之后的交流中，青年学者闫静博士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其中一位与会者脱口而出的“档案学没有研究方法”之语强烈地刺激了我。本来，这个问题虽早已放到了笔者的“待解决问题”题录中，但还没有在这些问题中排在前面，现在看来，它的位置需要向前提一提了。
　　科学发展史表明，学科的独立性是以科学方法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和比较完整的方法体系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每门成熟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的科学方法。比如，类型法、层位法是考古学独特的专门方法，被考古学界称为“考古学的两把尺子”[1]；田野调查方法（或称“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专门方法，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2]……档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也需要自己的“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就是具有自身特性的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早期以经验总结为主要方法的档案学曾被其他有着良好方法论传统的学科看作是一种技能或仅是一个实践领域，这种情形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基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档案学界关注研究方法问题由来已久。而伴随着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拓展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不断发育，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也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相应的孕育和成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档案学人的方法论意识必然再次觉醒，也必然会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对这一问题给予新的关注，并因此真正成为档案学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
　　（二）使命与路径
　　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有两个基本使命，即“使明晰与使掌握”。一是使研究方法体系明晰，建立一个理性、自觉、成熟、多元、浑然一体的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对方法问题的重视程度，本身就是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它关乎学科的独立性和成熟度；二是使档案学学习者、研究者们掌握它，正所谓“法无定法，道有常道”，需要让人们了解、掌握这些“常道”，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规范、更科学，使中国档案学科更成熟。此外，现代信息社会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要求我们给予研究方法问题更多的关注，需要我们把握住根本性的东西，否则我们会陷入到混沌与混乱之中。
　　此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界曾掀起一场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热潮，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陈永生先生的《对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关系的反思》（《档案》1989年第3期）、《关于档案学方法论问题》（《云南档案》1992年第4期）、《關于理论联系实践的若干思考》（《档案学通讯》1994年第1期），罗力先生的《档案学研究方法述评》（《档案与建设》1994年第6期）、《档案学专门研究方法论纲》（《四川档案》1995年第2期），林清澄先生的《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档案学研究》1993年第2期）等。这些作品代表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早期研究成果，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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