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优秀范文】
时间：2022-10-04 17:3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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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2篇
【篇1】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评述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背景：一, 辛亥革命前后,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热潮的勃发, 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日渐成长壮大。这些知识界精英接受的不是封建教育, 而是西方文化, 他们对封建主义文化予以激烈抨击, 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则广为传播。这一时期, 近代报刊成为他们进攻封建文化的有力武器, 近代报刊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攻打封建文化的前沿阵地, 也是其重新建构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其二, 在袁世凯反动政治的授意下,思想文化界涌现出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曾经宣扬维新变法和梦想大同之治的康有为是此间保守势力的领袖。他成立孔教会,力主中国以孔教为国教。1913 年, 他又主办《不忍》杂志, 大肆攻击共和政制和民主思想。毫无疑问, 康有为在同样发现了价值空缺问题后, 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策略, 企图巩固封建主义旧文化, 将之确定为新时期的价值主体。这个重温旧价值的苗头一经显露, 便引起已将民主思想铭刻在心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 使得他们迅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重建价值行动。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陈独秀都是这项价值重建工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5 年9 月, 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此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该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陈独秀勇猛地向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倡导者李大钊，也相继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他指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吴虞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1917 年, 当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赴京时, 《新青年》亦随迁至京。
由于此前康有为以孔教发难, 批判孔儒旧道德便成为新文化人的首要任务。充当先锋的是易白沙。他对孔子的四大错误予以“平议”, 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然而, 这种温和的文化批评未能继续下去, 价值评判与重估很快蔓延到政治领域。反孔、批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面对民主政治与孔儒文化的勾结, 新文化人再也不能停留于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价值重建, 原来的儒雅之论迅即发展到政治反攻的地步。陈独秀指斥道: “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 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 理论上实在是不通, 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② 他的意思很清楚, 共和政制重在平等精神, 君主专制则强调尊卑等级, 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周作人也明确指出, 政治与文化应配套而行, 若要实现民主政治, 必须从思想文化上毁灭古旧道德, 因为“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③。多数新文化人逐渐走向为政治服务的文化建设道路, 不再顾及“不谈政治”的最初宗旨。
当然, 也有一些新文化人仍然坚持纯粹价值建设的初衷。鲁迅自1918 年起连续发表了《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小说和文章, 对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他指出, 封建主义道德是“不利自他, 无益社会国家, 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 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④。吴虞等人也对纲常伦理嗤之以鼻, 从家庭、婚恋、男女平等等方面抨击旧道德的弊端。同陈独秀等人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来根本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途径相比, 鲁迅等人走了一条相对“本位”的、超意识形态的重建价值道路。只是由于进攻对象一致, 二者并未深刻意识到这一差异的存在。
新文化人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文学改革, 胡适首先举起文学改革的旗帜。1917年1 月,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以学术讨论的口吻提出八条“温和而谦虚”的建议⑤。陈独秀因胡适此文而兴奋不已, 但对其“谦逊”态度有所保留。同年2 月, 他便发表了饱含激情的《文学革命论》。他大声疾呼: 以前的三次政治革命所以成效未著, 主要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 莫不黑幕层张, 垢污深积”, “今欲革新政治, 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⑥。在此,陈独秀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功利目的。钱玄同则走得更远。他指出, “欲废孔学, 不可不先废汉文”, 只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 才能避免中毒⑦。由此可见, 在文学改革的运作方式上, 新文化人存在温和、激进之别, 但他们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这一根本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
鲁迅与上述理论工作者不同, 他把反封建内容与白话文形式结合于一体, 将文学改革贯彻到实践之中。对价值重建运动的定位上, 鲁迅与胡适是相似的, 都着重追求重建价值体系的理想。相较之下, 他们的政治色彩要比陈独秀等人淡得多。正因为如此, 新文化人中间革命青年不乏,但真正的学者作家欠缺, 鲁、胡之外, “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①。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
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
湖南的《湘江评论》；
成都的《星期日》；
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
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湖南的“新民学会”；
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
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
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
广东的“新学生社”；
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要确立一种新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法治、民主、科学为基本内容的新人生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协助中国青年重建思想和陶冶人格，其根本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道德信念、确立一新的人生论来促进思想或文化的变革，尤其是道德的变革，所以他反复申说“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在他看来，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或道德革命，其他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迫切、最根本的变革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不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根本思想”的转变。因此结论便是，要真正使腐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首要的只能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意识世界。这就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优先的思想。只有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才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陈独秀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到底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的根本问题，所以主要是由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提倡和确立一种新人生论。在当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新青年》等杂志提出、介绍和宣传的这种新人生论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闪亮点。人们感到似乎在这样的新人生论的指引下，中国终究会走向独立、繁荣和富强。细读《新青年》，我们会看到，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尽管准确地看到西方文化的核心，也基本上解决中国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西方文化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比如对于民主、人权、科学等虽然有着基本的了解，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文章中对此类问题的讨论缺乏深度，更不能自成系统。比如说对于“民主”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一种人生态度和权利，还没有能够对民主的制度及其运行模式做详细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又比如更分强调科学的社会作用，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主义。当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急需改造的紧迫任务遂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上述重大问题做学理上的研究与分析的从容。陈独秀说过这样的话“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从现在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建设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漫长途程之中，科学还有待于普及和提高。他所积极提倡的新人生论即便在当下也未得到普及仍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由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优先的看法是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不先行思想革命，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导致产生权与钱结合的变相官僚资本，形成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当下社会漫延的极端功利化趋势也与单轨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还应该肯定的是，陈独秀当时所提倡的新人生论是正确的，是积极乐观的，在当时及以后产生过巨大的历史影响，现在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影响的历史延续性。民主与科学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积极鼓吹宣传是密不可分的。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那些因素，如民主、人权、法治、科学、独立的人格等几乎已成为了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缺乏或部分地缺乏这些因素的社会都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陈独秀的问题在于他对这些现代社会要素尽管有了基本的认识，但仍远远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即表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于上述要素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质上影响着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独秀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新人生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他却不能够正确的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引进和确立新人生论就必须全盘地颠覆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要彻底地推倒儒家思想传统，这就表明他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误解。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新人生论虽然基本适合于现代社会，但这样的人生论一旦引进中国本土也就必须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之上才有可能生存、滋生、繁荣。没有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实体，任何优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的。
【篇2】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 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