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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典的回望中,演绎未来

    时间:2023-02-04 16:1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林楠

    张翼,同尘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舍未工作室合伙人。不少人知道他,可能是因为同尘设计的系列讲座。在建筑师中他应该是读书略多的,而且涉猎广泛。除了专业建筑学之外,他喜欢读中国古文和西方哲学,一个练达字词,一个塑造思维,这让他的课堂充满了学识渊博的视点和别具一格的观点,慕名而来的倾听者总是络绎不绝。

    他因对大木作的见解独到而被董豫赣老师收为门徒,这颇符合古代师父收徒弟的方式。因为尊师的教诲,他每做研究都注重解释性和有效性。工作室以匠人的心态从事着理工科严谨的技术工作,在虚拟的数字场景中模拟解决现实中的建筑问题。团队中的年轻人逐渐孵化出了面向未来的新工作室“舍未”,他自己也于近期着手写着关于元宇宙创世的书籍。

    《设计》 张翼

    《设计》:最初为何选择做建筑师这个职业?

    张翼:高三时开始选择专业,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又是理科生,文化课也还不错,结合这几方面,适合的专业就不多了,所以高考就报了建筑学、工业设计和广告学,最后学了建筑。

    《设计》:对园林、建筑史、建筑结构等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吗?

    张翼:我有一个还不错的阅读习惯,所以阅读对我而言算是比较方便和基础的途径。一旦开始阅读,书里能涉及到的领域是非常多的,很多时候知识面并不取决于求知的计划,而是由阅读的“缘分”决定的。当专注于某个领域时,就会大量涉猎与它相关的东西,自然如数家珍。

    学习园林主要是因为我拜到了北大董豫赣老师的门下。当时董老师很痴迷地研究园林,在那之前我自己对园林是没有兴趣的,不过既然我信任师父,当然就相信他痴迷的领域是值得学习的。至于建筑史和建筑结构,这些都是作为专业阅读的素材,读的书多了自然会越来越熟悉。

    《设计》:您是因为对大木做的研究,才被董豫赣老师选为弟子的吗?

    张翼:全世界的建筑生学建筑都是从西方现代主义的经典开始学习,但是我当时对很多名作不要说亲身体验,就连照片都很少见,只有平面图很熟——因为期末考试的时候要画。我读书时国内好的现代建筑也非常少,能亲眼见到的好的建筑也就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木构。我的古文功底还不错,当时读了《梁思成全集》里的《营造法式》和《清式营造则例》的分册。后来慕名去拜访董老师,我就简单谈了一些《清则例》绪论里林徽因先生对中国木构发展源流的看法。董老师听了很高兴,遂收我为徒。

    《设计》:为何要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展一系列的建筑讲座?

    张翼:毕业以后很想去学校当老师,董老师也认为我有当老师的天赋,但是学历不够很难进高校,就决定到广州做项目设计。当时身边没有助手,需要一些小朋友来帮忙,所以就决定在学校开一些讲座,希望有人听了以后愿意过来帮忙。这就是最初的动机。

    当时的华工很开放,如果有人愿意来开讲座,学院很乐意无偿提供场地。第一次讲座是哥特建筑,刚开始人很少,但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有同学通过手机叫人来听,最后过道里都坐满了人,效果很轰动。后来我再去讲座的时候,开讲之前就已经挤满了人。本来是想招一两个助手来帮我做一些工作,后来因为讲课体验特别好,跟学生也有一些互动,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每周讲一次,每学期大概可以讲十几次。

    后来我逐渐也就打消了进高校的念头,因为现在可以随便讲课,而且又不需要考试打分,也不需要点名,听课的同学也没有学分的压力,只是单纯地喜欢听,我很喜欢这样的课堂以及师生关系。

    《设计》:您的讲座内容和学校里的常规教学内容有哪些差别吗?

    张翼:路易斯·康认为学校就是一棵大树,一位智者在树下分享他的智慧,周围有喜欢听的人就聚集在树下。当人越聚越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学校的雏形。这其实就是学校的教育,长者、智者或者先闻道者去分享他的东西,求学的人过来听。在我的讲座中不需要点名考试,想要来听讲座的人都是非常真诚地想要听我的见解,而不是迫于成绩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过程更接近大学本来该有的样子。

    另外我只讲经典,不像学校有的老师为了科研和评职称,必须研究一些偏冷门的东西。现在不管什么学校什么学科,都讲究创新,但建筑学并不是一个不断寻找空白去填补的学科。建筑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从15、16世纪开始它就有了教育的学科体系,体系建立之初和现在的差别并不大,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创新的东西。设计不像技术,科技需要不断创新,而建筑学是偏人文的学科。很少有人去讲诗学的创新、文学的创新,这些东西只讲好坏,而且往往是需要积淀很久,不断地从经典的阐释中获得力量。

    我向身边几乎所有的年轻朋友推荐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因此相比于学校的老师,我更加自由。虽然都是讲经典的东西,但可能因为我的阅读量比较大,同样的内容我知道的就会多一些。另外也得益于董老师对我的训练,他要求我做研究时要达成两个目的,否则研究就没有意义:一个是解释性——要把一个东西说清楚,能让人理解;另一个就是有效性——这个东西必须有用,而且要知道怎么用,不能仅仅是听起来很有道理。

    《设计》:那些听过您讲座的学生,并且愿意来工作室追随您的,是出于怎样的目的?

    張翼:很多同学会有一种因为听我讲课而产生的幻觉,误以为我像我讲的课一样厉害,所以他们来到我工作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这种幻觉。“讲得好”和“做得好”并不是一回事。建筑学是一个很奇特的学科,很多学生毕业以后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大师,这和其他学工科的比如计算机、自动化之类的很不一样,这可能与建筑学的人文性有关。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学习的都是建筑大师,这些大师不仅设计做得好,也都极具人格魅力。很多小朋友误以为自己是疯狂地喜欢建筑,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向往大师那样的人格魅力,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很后来才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素人。在工作室我不打“鸡血”,还会给这些年轻人放掉“鸡血”,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并没有办法成为大师,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获得做其他事情给不了的快乐。只有这样,才会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前前后后来过我工作室的人有200多了,因为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活给他们干,我就组织了一个叫“第二梯队”的松散组织,给他们上一些小课,他们有时间也会过来做一些事情。有段时间我觉得这里比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都更像大学,学生乐意翘课来我这边干活。虽然只是简单地扫描一些书籍,但是那段时间大家过得都很开心。这些有赤子之心的年轻人凑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可能比我给他们的指导更有帮助,就像同好会一样。现在那些真正喜欢建筑的、也不打算当大师的、同时也认清了我真实面目的、知道了我的无知和无能以及所有缺点之后还不离不弃的,最终也就五六个人。现在的有些设计和研究,是他们在带领我在做,同时也在照顾我。

    《设计》:介绍一下同尘设计工作室的主要业务。

    张翼:设计项目我们做得比较少,基本上一年做一两个,这也要看缘分。做设计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事情,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并不是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总要花别人的巨款去为别人服务。我们更主要的业务是建筑信息模型(BIM)和施工图设计。是靠技术安身,靠手艺立命。这类工作更接近工科的逻辑,没有过多的抽象价值观,只要技术过硬就可以,很容易清晰地界定对错以及评价高下,不必卷入过多的“美丑”问题。我和其他几个合伙人达成的共识是:对于喜欢的事情,要拿它当酒喝,不要拿它当饭吃。如果用热爱的事来谋生,就不得不忍耐很多错误的、自己不认同的事,这是一个格外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会挑剔业主和委托人,但一旦选择去做,就会不计代价,把它当做一种研究和爱好,而不是生意。

    《设计》:您如何看待园林思想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张翼:北大的王昀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不管是西方现代主义还是中国古典园林,这些都不是设计的素材,而是建筑师的营养。根据我的体会,园林的研究和训练能让你变得更敏感,更擅长捕捉各种微妙的关系,丰富你对空间、对人的行为和生活的认识。就像很多写小说的作家会去读诗、读古文,他并不是为了去写文言文,而是通过这些训练来提升他的语言能力,让写作变得更好。所以园林是一种源泉,让你能变成一个更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就像过去古代的文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的用地、预算、学识、性格都不同,每个人做出的东西都各有特点,然而这些各具特点的成果都被称作“园林”,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最后当你出手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所谓“园林”的存在,但你的设计里一定有它的痕迹。

    《设计》:有的建筑一旦建成可能趋于永恒,而有的可能面临拆除的风险。您如何看待建筑的永恒性?

    张翼:这是建筑的规律。建筑想做好确实很难,建筑从策划到设计再到建成使用的过程就像个很大的生态圈,里面有投资人、各种专业人士、使用者、施工方、设计院、城市管理部门等各路人马,他们在里面都有各自的职责,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每个建筑项目都像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里面的人都身怀绝技,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入客栈,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甚至彼此为敌,最终却要在一起完成这个故事。所以说,为什么伟大的建筑师都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因为建筑师是那个作为统领的人,他要让怀揣着不同目的的人朝一个方向走,必然就要拥有一种强大的个人意志力和人格魅力。

    建筑非常的巨大,它很及物,受到深重的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像绘画、雕塑、诗歌之类的艺术那样轻盈、自由。那些名垂青史的建筑在数百年里寄托了很多东西,本身也沉淀了很多东西。建筑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它跟所有古老的东西一样,在这个快速更迭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珍视。我们不会再盖金字塔、罗马万神殿这样的纪念物了,人们传递伟大、建造永恒的方式也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好,摩天楼很容易就盖起来,所以更高和更大的建筑也不再那么让人震撼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时代,花几百年的时间去建造教堂、圣殿,然后把自己对生命、对宇宙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空间里。未来的建筑会更离散化、个人化,它会变成一个冷暖自知的东西,过去那种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会越来越少,也不再具有曾经的那种非凡的意义。

    《设计》:您如何看待元宇宙中的建筑?

    张翼:我们工作室的年轻人孵化了一个新的工作室——舍未。创建这个新工作室的初衷就是因为时代变了,工程师也更加年轻,他们需要让这些古老的学科去拥抱新的、未知的事物。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元宇宙里的世界可能不受现实物理法则的左右,光、材料、重力这些对传统建筑学非常重要的概念,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是我们在面对元宇宙建筑时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人越来越宅,我们的视觉已经被禁锢在几块屏幕前了。过去我们需要园林、院子、名山大川来伺候我们的眼睛,现在好像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屏幕,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沿着这个屏幕延续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但好像想象力反而变得贫乏了,只能把现实世界的东西搬进那个新世界里去。当回到太初的时刻,我们发现自己缺少这种创世纪的能力。我们做建筑信息模型(BIM),就是把现实里的东西在屏幕里模拟出来,但接下来的发展一定不止如此。未来在那个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可能更包容,也更有趣。

    《設计》:您认为现在这个时代以及元宇宙里的建筑哪些会成为经典?

    张翼:最终一定是有好坏、优劣、高下之分,最主要是它的质量而不是类型或是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好的东西。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所有的生产都开始流水线化,古典的房子就不再盖了。那些现代主义大师盖的房子,虽然当时不被接受,但现在看来却习以为常。之所以成为大师,一方面他们能敏锐地洞察到那个时代的特征,另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个学科足够的扎实。作为革命者,他们其实必须是更懂传统的人,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大师是对欧洲古典建筑无所知的。他们了解每个时代的建筑,知道为什么那样的建筑来自于那个时代,并且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技术的改变把我们送到了新的时代,一定还会有一批更敏锐的人在洞察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些让人耳目一新而又天经地义的、理应如此的建筑逐渐就会变成经典。

    《设计》:您如何看待普利茨克建筑奖近几年的评奖趋势,有的人认为它更加注重政治正确,关注社会性和价值观,而不去关注建筑设计的水平。

    张翼:我现在越来越少关注这件事了,不过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人一定都是顶尖高手。在过去,多数人对建筑学这个学科知之甚少,但实际上建筑这件事对人而言又是司空见惯的,建筑是一件既值得科普又缺乏科普的事情。普利茨克奖对于业内人士只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于公众而言,则是难得的科普途径。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媒介,让普通人有机会看到这个领域里的事情,有机会了解学科的标准是什么样子,有机会听到国际顶尖高手的故事并欣赏他们的作品。普利茨克奖让这个学科和普通人发生了关系;但是这个奖项的评选对专业人士,尤其那些素养造诣比较好的行家而言,可能并没有多大用处。其实多数获奖的建筑师,在他还没获奖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了,奖项只是对获奖者本人的帮助很大——一个顶尖建筑师有可能缺乏社会影响力,而获奖可以让他获得更多专业以外的关注,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更好的设计委托。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现在这些奖项一定会受信息时代和自媒体时代的影响。现在有那么多的自媒体去搜罗世界上各个角落稀奇古怪的好东西,所以现在的人根本不缺科普的途径。这个现状逼迫普利茨克奖要去寻求更加“独到”的视角和标准。因此,除了建筑本身的造诣之外,建筑背后的意义开始变得更加重要,而且获奖的建筑师也显得越来越“偏门儿”。普利茨克奖要保持它的权威性,就必须让它的标准变得更多元化,同时也要寻求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刁钻的视角。

    《设计》:建筑和哲学之间有哪些关系?

    张翼:哲学跟所有东西都有关系,当然也包括建筑,它本质上是那些世界上脑子最好使的人,在写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哲学能让我们变得更冷静,更清醒,也让我们更容易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哲学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提供高强度的思维训练。从古典哲学读到现代哲学,无论读懂哪位哲学家,哪怕只是一位,对脑子的训练都是很强的。脑子好使,对做任何事情都有帮助,能够熟练、精通的东西也就越多。可能因为建筑学的人文性很强,很多建筑师喜欢拿哲学说事,但我知道的真正能读懂哲学的建筑师其实非常少,数量上远远少于乐于谈论哲学的建筑师。

    《设计》:您关注的建筑师有哪些?

    张翼:这些年主要关注两位建筑师,起因也是因为董豫赣老师、葛明老师、童明老师对这两位建筑师的关注。一位是斯里兰卡的建筑师杰弗里·巴瓦,虽然他不熟悉中国的园林,但是他做出来的東西几乎完美匹配了中国园林里的基本原理和评价标准,在呵护人在空间中的感知这方面,巴瓦甚至更胜一筹。巴瓦对于喜欢园林的建筑师的独特价值在于:他可以用更有力的建筑手段和方法来完成中国文人在园林里完成的那些事情。

    另一位是日本的筱原一男,他的理论和设计都非常顶尖。他不是普利兹克建筑奖和一般科普会关注的建筑师,但是筱原一男对日本文化和建筑空间理论都有极深的造诣,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一方面,他的建筑像文章,非常理论化,也很清晰和纯粹,都在讨论一些建筑学里经典且深邃的问题,筱原的房子能给建筑师提供很多教诲,但对一般人来说就显得过于晦涩了,他的作品不太适合科普。另一方面,他的文章像房子,非常具体和真实,他能用非常质朴和简单的文字去推敲极抽象和高深的问题。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里,我可能不会再去拓展自己学习的范围了,也许只围绕这两人来研究,也可能最后只去研究其中的一位,目前我还不知道会是哪位。人好像到了一定岁数,就会知道人生的边界。尽管有那么多东西都很好,但是好像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有些事情尽管很狭窄,但可以坚定地知道这就是我要干的事情——这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的幸福。

    《设计》:您如何看待网红建筑打卡这件事?

    张翼:建筑肩负的东西很多,它原本并没有那么容易成为话题,需要考虑城市的面貌、消防规范,又要兼顾实用和美观,当下的建筑还要跟媒体相结合,这是时代决定的。但好建筑跟“网红”的隔阂其实没那么大,比如在视频时代,镜头要求建筑能提供丰富、连续的路径,而且要不断有新奇的事件发生——而其实几百年前的中国园林就是这样的存在,当下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的空间也都能匹配这样的要求。当年的狮子林、拙政园同样是有很多人慕名去“打卡”的。其实新需求出现时,特别考验建筑师的基本功,除了要懂这个时代以外,一定是越有能力才越容易满足那些需求。

    《设计》:请您给年轻的建筑学子一些建议。

    张翼:这个学科自古以来就熬夜,所以首先要锻炼身体。我没见过体格孱弱的老先生,但是体弱多病的小朋友见到很多。未来100年之内,人都不太可能摆脱自己的身体,所以要善待它。至于是出国好,当甲方好,还是做设计好,这跟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有关。人要了解自己的欲望,人其实要想明白两件事:自己想干什么和自己能干什么,只有找到这两件事重合在一起的部分才有可能找到幸福。而让每个人牵扯纠结的,就是那些你想干又不能干的事情。这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调和出更好的姿态,去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希望大家对自己真正需要和真正热爱的事情之外的欲望能够少一点,能多勤奋的时候就多做一些,只有你的能力越强,你想做的事情和能做的事情之间重合交集的机会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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